娜拉与子君的形象对比

比较文学作业

娜拉与子君的形象比较07中文二班

舒颖

学号：0705019114

亨利克.易卜生（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是有世界声誉的挪威剧作家，欧洲近代剧的创始人，他的剧作以思想性的深刻著称，在一八七九年他写出了著名的《玩偶之家》，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虚伪，塑造了一个叛逆女性娜拉的形象，歌颂了妇女的解放。而这一著作于一九一八年由中国《新青年》杂志，以专号形式译载传入中国，对中国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中国革命的战斗先锋——鲁迅就颇受其影响，他在当时的一次演说中就径直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并同时于一九二六年又发表了《伤逝》，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娜拉——子君。《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当中的女主人公形象子君明显带有娜拉的影子，然而她们更多的是不同点，子君并不是另一个娜拉的再现。

“娜拉”这一形象的出现更是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股妇女解放的清风。鲁迅先生可以说也是易卜生的忠实读者之一，他对易卜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尤为推崇，认为那是“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

一.从作者的态度来看

易卜生对娜拉这一想象是赞扬的、喜爱的，《玩偶之家》基本上是一部以娜拉为主角的戏，其它角色都只是她的陪衬，有挪威评论家曾经写道“我们马上就发现，易卜生是多么喜爱她。除培尔·金特外，在他全部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任何人物像她这样，哪怕近似也好，描

写得如此可爱”。相比之下，鲁迅对子君，有同情，有希望，但绝谈不上是赞美或喜爱，子君更多地被塑造为一个有思想局限，盲目地投入爱情但又流于生活琐事的女子形象，或者可以这样说罢，子君这一形象是鲁迅对“娜拉”的一种理性思考，他在用子君的经历告诉别人：不要一味地只看到娜拉身上的叛逆和勇气，而应该认清楚现实的严峻就是个性的解放终究离不开社会的解放，追求到了自由的爱情后还需要走更坚实的道路，而不是把眼光停留在两个人的甜蜜与安宁中，这样就会无法抵御社会的经济压力，爱情也就随之失去了附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鲁迅曾写过一篇《娜拉出走以后》，他认为娜拉出走后只可能有两条路，一是堕落，二是回来。在现实的社会中，一个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女子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婚姻和爱情上的平等是必须建立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上的。所以在《伤逝》中才会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样的寓言，注意，不仅仅是活着，而是生活着，生活的概念要比活着的概念大得多了，生活着不仅要求活着，还包括了你有足够融入社会的能力，你有独立的思想等各方面的内涵，如果像涓生和子君那样“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那结果不是爱毁灭人，就是人毁灭爱。

二. 从两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来看

十九世纪后期的挪威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的独立国家，文学上也有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也

逐渐得到普遍传播，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可以说是应运而生，易卜生用它的戏剧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宗教道德的不和理之处的关注，欧洲社会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先进和开放，所以社会对娜拉那种带点孩子似的天真，敢爱敢恨的性格和行为都能够接受甚至赞赏。在《札记》中，易朴生谈到娜拉为救丈夫的命而伪造签名，丈夫却为了个人利益而不予谅解的事时，有一段重要的话：“其一，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妇女的，一种是男人的，彼此各不相同。男女双方并不了解彼此，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用男人的法律来判断妇女，好像她们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其二，在今天的社会里，妇女无法保持自己原来的面貌，因为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的社会，一切都由男人制定，现行的裁判制度总是从男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问题。”

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形势就不容乐观了，如果说欧洲社会的问题在于怎样使自己的花园长得更茂盛更有秩序，那么中国则还面临着怎么才能拿回自己花园的管理权—在那个花园还未被毁灭殆尽之前—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热情和勇气，更重要的是积极有效的行动，是振聋发馈的号召。“娜拉在亨利·易卜生的心目中就是梦，是以最早的和温柔、天真以脆弱的形式出现的——关于奇迹的梦。”娜拉代表着人们对社会的一种美好期待和憧憬，而子君是半殖半封的中国社会中无数个有着梦想的女性代表，她们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影响，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萌芽，甚至有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深刻的认识，然而，在残

酷的显示生活面前她们的抗争是如此不堪一击，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颠扑不破的真理一般，美好的设想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条件的话，终究只是个令人绝望沮丧的空想。鲁迅用《伤逝》想我们回答了《玩偶之家》没有回家的问题，要取得妇女解放，要减少法律，道德的不合理，只有想旧势力作“韧性”斗争。

总之，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里，还是在封建时代的家庭里，妇女都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附庸、玩偶、奴隶，这种不公平的状况一天不改变，娜拉悲剧就不会停止。

三.从两位作者的创作风格来看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通过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提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加以讨论，而在剧本的结尾，不作任何直接的结论，以引起人们深思。易卜生把掩盖在社会垢病上面的薄纱轻轻掀开，把深挖的任务留给了读者和社会，留以深思。

而鲁迅是不管人物还是问题都非把它进行解剖了不可，让一切的丑恶都在他一针见血，如木三分的描写下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看了先是激愤，至后来竟是惭愧了。鲁迅笔下的子君和娜拉相比，在社会面前退缩得尤甚，她面对打击后选择了让生命随着希望一同死灭。而涓生已依稀意识到“只为了爱”的盲目性，想竭力救出自己，但易朴生的个人奋斗思想也没能让他迈出有力的步子，只能在子君死后沉浸在无尽的悔恨和悲哀里。

“易卜生把光明写成既是人们渴求，又是人们急欲避开的东西，把黑暗写成既是使人难以忍受，又是让人得到安慰的东西。”“根本就提不出那种智慧，可以让我们把他的戏剧当作能治人类各种邪恶的灵丹妙药。”鲁迅写作则旨在唤醒广大群众，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场面，所以，易卜生的作品中多少带有些戏剧意味，总是抱着希望，并不深究，而鲁迅总是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娓娓道来，开始觉得读的是别人的故事，越看越有熟悉的感觉，总能找到周围或是自己的影子。

四. 从娜拉和子君这两个形象本身来分析

娜拉和子君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比如她们都把爱情看作是最重要的，这也导致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耐性，两人都是在男性的压制下长大，做女儿的时候，她们什么都要听爸爸的，做妻子的时候，也要屈从于丈夫的安排。两人都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娜拉认识到丈夫对自己虚假的爱后愤然离家出走，子君也冲破家庭阻力勇敢地与涓生结合。而娜拉的形象却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她在丈夫背后偷吃杏仁饼，并且随口撒谎，对一个成年妇女来说，她对商务上的想象惊人的天真，她像个幸福的小女人从琐碎的家庭事务中寻找乐趣，她肆无忌惮地在她可怜而憔悴的朋友面前炫耀她的漂亮和幸福，这些在平常生活中有些不合理甚至令人生厌的行为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娜拉魅力的源泉，正是她身上的孩子气和叛逆造就了他了特别，而子君的全心操持她的小生活的行为就成了俗不可耐，但子君明显更接近于真实，柴米油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