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第23卷第1期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3No.1 2009年2月J OU RNAL OF H EFEI UNIV ERSIT Y OF TECHNOLO GY(Social Sciences)Feb.2009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茆诗珍1,2

(1.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2.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半途夭折,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

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然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

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个主要方面,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加速

了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留美幼童;中国外交;国家主权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3634(2009)0120133206

Cont ributions to Modern China’s Diplo macy Made by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 udent s

MAO Shi2zhen1,2

(1.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230009,China)

Abstract:Alt hough t 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Qing dynasty failed,which aimed to st udy ad2 vance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 large scale for t he first time,t ho se young st udent s re2 t urned f rom America worked as diplomat s of new generation in diplomatic service under t he humilia2 tion of t he weaker country having no equal right s of diplomacy in modern China.They have still effec2 tively protected state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s in safeguarding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railway sovereignty,protecting t he interest s of overseas Chinese,trying to reach reasonable agree2 ment s on Missionary Cases and letting America ref und some of t he Boxer Indemnity.They did acceler2 ated China’s diplomacy modernization.

K ey w ords: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 udent s;China’s diplomacy;national sovereignty

传统的中国外交,沿袭的是朝贡册封体制。这种体制,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皇帝被视作世界各国的“天子”,周边其他国家的君主,要向中国的“天子”进贡,并以此作为中国“天子”对他们各自的君主地位予以承认的条件,“中国天子”往往回赠给这些君主更多的礼物,并为这些国家提供保护。由此,这种朝贡册封体制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构成了宗主与臣国关系。而对于遥远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则与之交往甚少。这一外交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很长时间,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沉醉于“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迷梦中。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美梦难续,尤其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列强从此登堂入室,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派驻公使。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42,传统外交体制已无力

收稿日期:2008207217

作者简介:茆诗珍(1973-),女,安徽巢湖人,副教授,博士后。

431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2月

应对。清政府不得不尝试与列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为适应外国公使驻京后的外交新形势,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终于出现第一个外交专职机构。此后,清政府分别于1866年、1868年、1870年三次派使团出使西方。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许钤身为驻英正副使臣;同年12月,任命已在美国的留美幼童正副监督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臣。至此,近代使节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

由于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造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国际社会,一时之间,中国严重缺乏了解国际社会、掌握外交知识和英语熟练的外交人才。

1881年被撤返华的留美幼童,由于在美国学习时间较长,对国际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加上扎实的西学功底和出色的外语才能,他们回国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工作的首选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曾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多达30人[2]。

以上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曾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和蔡廷干等四人;另有四人曾被清政府任命为驻外大使,他们是驻美公使梁诚、驻美公使梁敦彦(未上任)、驻英公使唐绍仪(未上任)和驻英公使刘玉麟;有12人曾担任过总领事或领事,他们是欧阳赓、钟文耀、黄仲良、张康仁、陆永泉、吴仲贤、苏锐钊、王良登、唐绍仪、刘玉麟、吴其藻和唐荣浩。

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在长期的磨炼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在晚清举步维艰的外交形势下,仍能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维护民族利益做出重要贡献。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反对列强分裂势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英军侵入西藏后的1904年,英国胁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3]346-348,据此,西藏实际已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面对英国的侵略行径,列强竞相效尤。因此,抵制英国的侵略势力,维护我国在西藏的主权,粉碎列强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成为当时对外交涉中刻不容缓的难题。

1904年,清政府任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以西藏议约全权大臣身份,赴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令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在谈判中唐绍仪采取了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废除《拉萨条约》,由中英两国重新订约。他向英使费利夏严正表示:“此次来印度并非哀求议约,倘在印度不能妥商协议,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奉命使英,亦自有办法。”[4]3在数次交涉无果,谈判陷入僵局时,唐绍仪毅然中断谈判回国,拒绝在没有明确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条约上签字。1906年4月,中英两国在北京重开谈判。为了达成协议,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立场坚定性的同时,又贯以灵活的外交手段,采取在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的办法,迫使英国政府让步。1906年4月27日,中英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3]345尽管条约许可了英国在西藏的许多特权,但达到了肯定中国对西藏地方主权这一主要目的。在原签藏英《拉萨条约》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唐绍仪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完成谈判使命,成功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表现出非凡的外交才能,为朝野各界所赞赏。通过此事,英国人也不得不对中国新型的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外交官刮目相看[5]34。

另一留美幼童梁如浩,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也表现出色。历史上的外蒙古一直归于中国版图。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俄蒙协约》,同年11月7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如浩,就《俄蒙协约》提出抗议,照会驻京俄使库朋斯齐(Б.Н.Крупенский)。他向俄国政府严正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6]93可是,由于不敢得罪俄国,袁世凯于1913年6月撤换了坚决维护中国主权的外交总长梁如浩,于1915年6月签订了卖国条约《中俄蒙协约》,实际承认了俄国对外蒙古的控制。上述事例说明,留美幼童在与西方列强交涉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立场坚定、竭尽全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们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所具备的智慧和胆识,也为以后的外交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