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第23卷第1期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3No.1 2009年2月J OU RNAL OF H EFEI UNIV ERSIT Y OF TECHNOLO GY(Social Sciences)Feb.2009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
茆诗珍1,2
(1.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100084;2.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合肥　230009)
摘　要: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半途夭折,但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
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然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铁路主权、华人
利益以及力争合理议结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赔款等五个主要方面,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加速
了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留美幼童;中国外交;国家主权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3634(2009)0120133206
Cont ributions to Modern China’s Diplo macy Made by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 udent s
MAO Shi2zhen1,2
(1.Institute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230009,China)
Abstract:Alt hough t 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Qing dynasty failed,which aimed to st udy ad2 vance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 large scale for t he first time,t ho se young st udent s re2 t urned f rom America worked as diplomat s of new generation in diplomatic service under t he humilia2 tion of t he weaker country having no equal right s of diplomacy in modern China.They have still effec2 tively protected state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s in safeguarding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railway sovereignty,protecting t he interest s of overseas Chinese,trying to reach reasonable agree2 ment s on Missionary Cases and letting America ref und some of t he Boxer Indemnity.They did acceler2 ated China’s diplomacy modernization.
K ey w ords: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 udent s;China’s diplomacy;national sovereignty
传统的中国外交,沿袭的是朝贡册封体制。

这种体制,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皇帝被视作世界各国的“天子”,周边其他国家的君主,要向中国的“天子”进贡,并以此作为中国“天子”对他们各自的君主地位予以承认的条件,“中国天子”往往回赠给这些君主更多的礼物,并为这些国家提供保护。

由此,这种朝贡册封体制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构成了宗主与臣国关系。

而对于遥远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则与之交往甚少。

这一外交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沿袭了很长时间,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沉醉于“天朝上国”“华夏中心”的迷梦中。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美梦难续,尤其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列强从此登堂入室,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派驻公使。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42,传统外交体制已无力
收稿日期:2008207217
作者简介:茆诗珍(1973-),女,安徽巢湖人,副教授,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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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清政府不得不尝试与列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为适应外国公使驻京后的外交新形势,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近代中国终于出现第一个外交专职机构。

此后,清政府分别于1866年、1868年、1870年三次派使团出使西方。

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许钤身为驻英正副使臣;同年12月,任命已在美国的留美幼童正副监督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臣。

至此,近代使节制度开始在中国建立。

由于是在西方列强殖民侵略造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被动地卷入国际社会,一时之间,中国严重缺乏了解国际社会、掌握外交知识和英语熟练的外交人才。

1881年被撤返华的留美幼童,由于在美国学习时间较长,对国际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加上扎实的西学功底和出色的外语才能,他们回国后顺理成章地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工作的首选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曾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多达30人[2]。

以上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曾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有唐绍仪、梁敦彦、梁如浩和蔡廷干等四人;另有四人曾被清政府任命为驻外大使,他们是驻美公使梁诚、驻美公使梁敦彦(未上任)、驻英公使唐绍仪(未上任)和驻英公使刘玉麟;有12人曾担任过总领事或领事,他们是欧阳赓、钟文耀、黄仲良、张康仁、陆永泉、吴仲贤、苏锐钊、王良登、唐绍仪、刘玉麟、吴其藻和唐荣浩。

服务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在长期的磨炼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在晚清举步维艰的外交形势下,仍能恪尽职守、竭尽全力,为维护民族利益做出重要贡献。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反对列强分裂势力,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英军侵入西藏后的1904年,英国胁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3]346-348,据此,西藏实际已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面对英国的侵略行径,列强竞相效尤。

因此,抵制英国的侵略势力,维护我国在西藏的主权,粉碎列强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之心,成为当时对外交涉中刻不容缓的难题。

1904年,清政府任命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以西藏议约全权大臣身份,赴印度与英国代表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

令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在谈判中唐绍仪采取了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强硬态度,他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废除《拉萨条约》,由中英两国重新订约。

他向英使费利夏严正表示:“此次来印度并非哀求议约,倘在印度不能妥商协议,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奉命使英,亦自有办法。

”[4]3在数次交涉无果,谈判陷入僵局时,唐绍仪毅然中断谈判回国,拒绝在没有明确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条约上签字。

1906年4月,中英两国在北京重开谈判。

为了达成协议,在谈判中,唐绍仪坚持立场坚定性的同时,又贯以灵活的外交手段,采取在条款中间接表示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地位的办法,迫使英国政府让步。

1906年4月27日,中英双方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该条约明确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3]345尽管条约许可了英国在西藏的许多特权,但达到了肯定中国对西藏地方主权这一主要目的。

在原签藏英《拉萨条约》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唐绍仪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完成谈判使命,成功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表现出非凡的外交才能,为朝野各界所赞赏。

通过此事,英国人也不得不对中国新型的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外交官刮目相看[5]34。

另一留美幼童梁如浩,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也表现出色。

历史上的外蒙古一直归于中国版图。

1912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俄蒙协约》,同年11月7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如浩,就《俄蒙协约》提出抗议,照会驻京俄使库朋斯齐(Б.Н.Крупенский)。

他向俄国政府严正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

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6]93可是,由于不敢得罪俄国,袁世凯于1913年6月撤换了坚决维护中国主权的外交总长梁如浩,于1915年6月签订了卖国条约《中俄蒙协约》,实际承认了俄国对外蒙古的控制。

上述事例说明,留美幼童在与西方列强交涉国家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立场坚定、竭尽全力、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们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所具备的智慧和胆识,也为以后的外交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二、灵活运用外交策略,收回中国铁路主权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竞相在中国境内获得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权利。

1898年4月14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 ment Compa 2
ny )代理人巴时在美京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7]746-749,由合兴公司借款并负责修筑粤汉铁路。

然而,合兴公司因美西战争爆发未能及时履行条款。

1900年7月,受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委托,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26条,将借款数目上调,并且在第17条规定:“此续约与原约一体订立者,准美国公司之接办人或代办人一律享受,但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
国及他国之人……”[7]963合同签订后,合兴公司于1901年开工,1902年合兴公司将三分之二的底股出
售给比利时,公司的董事亦随之多数换为比利时人,这完全违背了《续约》17条“美国人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的规定,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致反对,纷纷要求废约。

鉴于中国废约的呼声,合兴公司改由美国商人摩根以重价向比利时赎回股票1200份,以求挽救。

清政府电促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与美国政府及合兴公司交涉。

梁诚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了以赎路办法收回路权的设想。

1905年梁诚在给张之洞的信函中说:“强行废约,于事何补?……窃以为能避去废约字面,使美廷
不复拒争,而实行收回办法,使公司自为我有,莫如明收股本,暗销合同,至为妥善。

”[8]35后经梁诚与美
国数次交涉,几经波折,最终于1905年8月29日与合兴公司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
同》[3]318-321,将合兴公司在中国粤汉铁路的各项权益成功收回。

梁诚的成功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张之洞于1905年8月13日致电梁诚:“此事仰赖阁下,志趣正大,谋划精密,识力坚定,挽坏局,保
主权,洵为奇伟之功。

”[8]42留美学生王建祖等也说:“事机屡变,卒能收回已失权利,达我目的,三省父老
青年,有不众口皆碑颂使宪之功不置哉”[8]42。

1899年5月18日,清政府与德国德华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以及汇丰所约之怡和洋行代中英公司订
立《津镇铁路草合同》[7]898-903,借款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

按照该草合同,京镇铁路分为南北两段,德
商承办北段,英商承办南段。

1903年,德华银行、中英公司派员与清政府议订详细合同,督办大臣袁世凯派津海关道唐绍仪、候选知府梁如浩与两银行开议,两国银行所开条款多有损害我国主权之处,因此,在前后三年时间里,虽历经多次交涉,一直未有成议。

国内主张援粤汉铁路之例,废约自办,收回路权。

1907年,出使美国的梁敦彦奉命与德、英两银行议订京镇路详细合同。

在1907年致袁世凯、梁敦彦电中,张之洞提到:“昨接高道电述崧使(梁敦彦,字崧生)晤谈各节,以让利争权四字为宗旨。

佩甚。

崧使所拟仿照关内外办法,加重华官权,工程归彼管修;成一段,交我一段,交我之后,行车、用人均归我主持,
彼不得干预。

”[9]805由该电稿可知,梁敦彦在谈判过程中颇费心机,竭力维护中国主权。

经梁敦彦全力争
取,与两银行议员往返交涉近十次,最终于1908年1月13日订立《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24条[3]456-462,根据该合同,京镇铁路建造以及管理之权,全归中国国家所有。

张之洞等在1907年《会奏订定京浦铁路借款折》中说:“该合同内所载办法,确能于造路借款划分两事,不特主权、利权均无损失,于原订之草合同多所补救。

即凡兴工、用人、购料以及提款、还款各事宜,均操之在己,毫不授人以
柄。

”[9]812此外,唐绍仪在1900年任关内外铁路总办和1902年任津海关道时,通过谈判,成功收回了英国投资的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等。

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铁路修筑活动,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利益。

梁诚、梁敦彦和唐绍仪等留美幼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灵活运用外交策略,于原订合同多有补救,最终将已失的铁路主权成功收回,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

三、利用多种外交手段,维护国外华人利益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在中国大肆掠夺财物的同时,还拐骗掳掠大量华工到国外做苦力,以补充资本主义国家因奴隶制废除以及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而急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出洋华工在国外大多过着非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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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3年,清政府派身为留美幼童正副监督的陈兰彬与容闳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地,专为处理华工事宜。

陈兰彬和容闳先后带领调查团对古巴和秘鲁的华工情况进行了调查,最后迫使秘鲁和西班牙政府答应停止对华工实行合同苦力劳役,并对迫害致伤的华工给予合理赔偿。

以后从事对外交涉工作的留美幼童,继承并发扬了容闳和陈兰彬开创的维护华工利益的优良传统。

吴仲贤,1873年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赴美,返国后和唐绍仪一道被李鸿章派往朝鲜,曾任朝鲜元山领事、日本神户和大阪领事及横滨总领事。

1911年起,吴仲贤出任墨西哥代办达两年。

在此期间,他为在1912年墨西哥革命中丧生的108名华侨与墨西哥政府就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结果他向麦得罗(Madero)任总统的墨西哥政府争取到了310万美金的损失赔偿[10]119。

吴仲贤一生在国外任外交官达30多年之久,足迹遍及六大洲,曾获得仅次于文官能得到的最高勋章———二等嘉禾勋章,并被提名为驻外公使人选(遇缺即补)。

另一外交界的留美幼童欧阳赓于1872年赴美,1878年与詹天佑一道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Yale University),在1881年全体被撤返华的留美幼童中,他和詹天佑是仅有的完成大学学业的两名幼童。

返国后,欧阳赓被分派到福州船政学堂,1883年返美继续求学一年,1884年出任旧金山副领事,在此期间,欧阳赓曾被派往英属哥伦比亚之温哥华,与加拿大政府交涉,对华侨在暴动中的财产损失要求赔偿。

那次暴动是因当时华侨进入加拿大境内都需交500元入境费,而日本人均免付该税。

暴动群众因不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有何差别,在涌向日本区时,他们用石头捣毁路上的华人商店,使华侨财产遭受一定损失。

因当时中国政府在加拿大未设立领事馆,华侨写信到旧金山领事馆求助,欧阳赓被派赴温哥华交涉此事。

当时赔偿要求需送往华盛顿,由华盛顿再转往伦敦,由伦敦再转交温哥华。

经过欧阳赓辗转努力争取,最终华侨的损失得到赔偿。

在旧金山时,欧阳赓还两次随中国代表团南下墨西哥,一次是与墨西哥政府谈判华人移民问题,欧阳赓等做了实地调查并向华盛顿公使馆提出调查报告;一次是协助解决华工纠纷,经过欧阳赓居间协调,双方误会消除并均甚感满意。

后来在赴巴拿马担任总领事期间,欧阳赓第三次赴墨西哥,经过实地调查,得知有300名华侨在墨西哥革命时被麦得罗的军队所杀。

通过欧阳赓的努力,墨西哥国政府最终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及财产损失共计320万美元[10]122-124。

在1906年爆发的旧金山大地震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当时在旧金山领事馆工作的欧阳赓,为安置华侨、负责灾区重建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

从其妻欧阳丽莲(Lillian K ing)于1906年写给诺索布夫人(Mart ha D.Nort hrop,1830-1909)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欧阳赓为维护灾区华侨利益疲于奔命,“可怜的欧阳已筋疲力竭,他一方面要安置华侨,一方面要照顾我们。

”[10]31“欧阳仍然忙于救灾工作,每值午夜始归。

他离家已两日,现在蒙特里(Monterey),正忙于重建该地中国城的计划。

中国城最近毁于大火,损失四万美金,当地居民拟乘机驱逐华人出境。

”[10]34“欧阳公务繁忙,无暇自顾。

政府拨款为旧金山灾民修造几幢房屋,欧阳总管其成。

当夜幕低垂,他已是身心俱疲。

”[10]361907年后,欧阳赓相继出任巴拿马总领事、爪哇巴达维亚(Batavia,Djawa.即今印尼首都雅加达)总领事、驻英国公使一等秘书以及智利代办。

欧阳赓在退休前一直在外交界任职,其一生可谓为近代中国外交奉献的一生。

吴仲贤和欧阳赓等留美幼童,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多种外交手段,做了大量护侨工作,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确实难能可贵。

四、拒绝列强无理要求,力争合理议结教案
与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相伴进入中国的,还有其宗教势力。

随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合法化,西方传教士大举来华。

传教士进入中国,引起了中西文明的进一步冲突。

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欺压百姓,为所欲为,出于对列强侵略和教会势力的仇恨,晚清民众掀起一次次反洋教斗争,史称历次教案。

1906年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堂教主王安之,将江西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诱骗至教堂,因无理威逼其改判已有成案而未能得逞,遂将江刺成重伤,七日后江不治身亡。

消息传出,全城震惊。

南昌士绅出面要求江西巡抚胡廷干拘捕凶犯。

25日,南昌群众自发聚集,捣毁教堂,打死王安之等法国传教士六人
和英国美以美会教士金传安及其妻女,此为南昌教案。

消息传出,朝野轰动。

英法军舰急驶九江,以武力相威胁。

清外务部奏派富有外交经验的津海关道梁敦彦赶赴南昌,与法方代表参赞官端贵进行交涉。

梁敦彦于3月19日到达南昌。

但在交涉过程中,端贵竟坚决要求清政府承认江召棠为自杀,并同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梁敦彦断然拒绝。

4月6日,梁敦彦奉调回京,该案遂移至北京办理。

梁敦彦抵京后,即将全部案卷上呈外务部,又复将在南昌查明江召棠受伤情况、验伤结果、教案发生始末以及开议经过、草拟办法等奏呈清廷[11]348。

梁鼎芬等人根据梁敦彦上奏的调查结果,认为江召棠系为外人所杀,清廷必须据理力争。

张之洞据此上奏,也认为江召棠系因为民请命而被杀害。

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顾朝野反对,最终以承认江召棠自杀、惩良民、赔巨款谢罪于法人而了结此案。

1905年10月28日,因广东连州城美国鹅公山教会医院院长不尊重当地民俗,引起当地民教冲突,在谣言煽动下,加上民众在该医院内发现药浸孩尸两具,引起误会,遂爆发清末广州最大的基督教教案———连州教案。

连州所有美国教堂、医院等建筑物被焚毁,五名洋教士或家眷被杀害。

此案惊动美国教会总部,清政府任命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之交涉。

1905年11月22日,美国纽约总教会长致函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明确告知:教会已经定议,只索房屋赔费,不索人命恤款,并指出这样
决定是“以表教会教士之对待中国及中国人民之友谊。

在教士已无遗憾,而贵国亦可动感情。

”[12]918经
梁诚的努力,最后达成赔偿教会在连州所失产物、严惩案犯等议结连州教案办法九款。

然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iam W.Rockhill )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虽接收此物产赔款,不能谓
美政府将来不得再为被戕之教士等请领恤款给其家属……此案系以抚恤为要端。

”[13]969流露出有代教
士家属索恤之意。

当粤督将物产赔款送交美驻广州总领事查收后,该总领事说他奉命代被害教士家属
向中国政府索赔恤款五万两,并声称“本国政府以恤款为了此案不可少之端”[13]971。

梁诚认为连州教案教会已声称不请恤款,且两国政府已明订条款、核准妥结,现美国于教案了结之后,又翻索恤款,如此反复要求,不尽合理。

他认为对美国的无理要求,一定不能姑息迁就。

1906年9月7日梁诚致外务部函,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

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最后以赔偿美国政府恤款美金25000元之数,了结此案。

唐绍仪从1900年以后在山东处理了多起教案,尤其是与法人有关的教案,牵涉30州县之广,累积多年,法主教索赔百余万金,经减让,还坚持索款84万。

经唐绍仪与法人反复争议,最终以17.9千金了结全案。

袁世凯在1901年11月13日的奏折中,对此评价道:“事势艰阻,几费唇舌,始将数年积案,一
旦廓清,士民交口称快,殊非始愿所能及此。

”[14]361在近代教案迭出的晚清,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留美幼
童梁敦彦、梁诚和唐绍仪,不畏强势,巧妙地与列强周旋,反对列强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尽可能合理议结教案,减轻国人的经济负担,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

五、索回部分庚子赔款,推动科教事业发展
1903年,梁诚出任中国驻美公使,在任期间,奉命向美国政府商请改用白银偿付庚子赔款。

在与美
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 ,1838-1905)的具体交涉过程中,海约翰透露出“庚子赔款原属过多”[15]74,
于是梁诚便放弃在赔款支付方式上的努力,转而利用身处美国的便利,展开实地调查,发现美国当初的实际损失额不及分摊所得庚子赔款额的一半[8]235,于是梁诚便进一步向海约翰提出减收赔款的请求,“诚以其(海约翰)语意较松,或不过于坚执,因语以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
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15]74。

梁诚使美所遗文书中的一
份电报,也为我们提供了梁诚争取退回部分庚款的经过,“辰遵敬电告外部,总统廷议,谓各国还金,美独否,议院必不允,外部言,出入无多,不便两歧。

名讽以减收赔款,外部语意虽缓,办冀可成,较之金亏,所
省犹巨;惟暂宜秘密,免别国阻惑,俟成后,或可援令照办。

”[8]280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梁诚深知,退款
用于何处,与减收赔款能否成功休戚相关,因此当减收赔款似可图成时,梁诚适时明确提出:“似宜声告
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

”
[1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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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恶化中美关系的事件,加上海约翰于1905年5月去世,梁诚退还庚款的交涉暂时被搁置,但他并未放弃。

其间虽屡遭波折,但在梁诚的不懈努力下,最终罗斯福总统允诺退还部分庚款[15]77。

1908年5月25日美国会通过议案,将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

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0000余美元。

美国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在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不但首倡美国减收庚子赔款的是梁诚,而且提出用退款广设学堂派遣游学这一重大创意的人还是梁诚。

1921年4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对此首次做出正确评价:“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

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促成此事的美前外交总长海约翰和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

”[15]25“……当时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记念的。

”[15]26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诚,在赔偿美国庚款总数已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卓越的外交才能,首倡以遣派留美学生的方式,实现了美国退还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不但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更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科技人才,对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深远。

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遭夭折,但作为清政府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公派团队,赴美留学本身在中美外交关系史上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

回国后任职于外交界的留美幼童,作为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屈辱中,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坚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近代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良好形象,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可圈可点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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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