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第二学期语文月考试题及答案

2016-2017学年第二学期

高二语文第一次月考试卷

第Ⅰ卷阅读题（70分）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近百年来几乎所有现代学术研究，无不唯西方是瞻。自然科学倒也罢了，我们自愧不如，虚心甚至甘心亦步亦趋尚无可厚非；而眼下的情况是，社会学科以至人文学科同样是“西风压倒东风”，举凡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无不奉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现学现卖，似乎中国自古以来便无经济、社会、管理之学问，“临渊羡鱼”之后，完全无法“退而结网”。

《情商中国》的问世填补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来探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这一方面著述的空白。中国文化淡于宗教，而最重人情，甚至可以说是“以情为教”。因为重情义，故而贬财利，于是有了儒家的“义利之辨”。其实，儒家亦认同人们对富贵利达的追求，只不过儒家主张的是合乎道义的富与贵。古代中国早有成熟而自洽的市场交换原则及富国庶民之道。尤其是秦商、徽商、晋商的出现，以及票号、钱庄、银楼的通行，无不说明儒道与商道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共生共荣，成为滋养社会生活和自然经济的肥沃土壤。

《情商中国》的新颖在于它将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加以置换，以颇具现代感的“情商”二字出之，更将“情”与“商”做了拆分，非常细腻而精彩地分析了情感的商业性质，以及商业的情感参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情感可以交换，“不平等产生情感”“不公平产生情绪”。

作者试图告诉人们，因为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无论时代及个人生活多么“瞬息万变”，在中国人的生存之道中仍然挺立着某种“不变”的东西，仍有一种超越一切的“道”，顽强地存在并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而言，形下之“器”的不断增量，绝不会成为形上之“道”的“终结者”；那些符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古老法则，绝不会因为人类衣食住行的日益趋同而就此失效。换言之，我们可以接受一种“顶层设计”的调整和借鉴，却无法接受一个民族在文化心灵和生活趣味上的整体溃败，如同在一次其乐融融的亲朋聚会上，我们固执地拒绝所谓“制”，而喜欢看到有人抢着买单。

徐彦平说：“人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的事；心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情的事。”这句话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商道其实就是人道。

不符合文章观点的一项是 1．下列关于《情商中国》的表述， A．《情商中国》的问世填

补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来探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道这一方面著述的空白。

B．《情商中国》将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利”关系问题加以置换，以“情商”二字出之，颇为新颖。

C．《情商中国》将“情”与“商”做了拆分，非常细腻而精彩地分析了情感的商业性质与商业的情感参与。

D．《情商中国》认为中国人的生存之道中仍有一种超越一切的“道”，而从古到今所有国人对此都严格遵守。

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下列理解和分析，2．

A．近百年来所有现代学术研究，无不唯西方是瞻。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至人文学科等无不奉行“拿来主义”。

B．古代中国早有成熟的富国庶民之道，尤其是各地商帮及票号的出现，无不说明儒道与商道相互依存的关系。

C．东方社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形下之“器”的量的变化，绝不会成为形上之“道”的“终结者”。

D．中国自古以来便无经济、社会、管理之学问，“临渊羡鱼”之后，完全无法“退而结网”。

合理的一项是 3．根据文意，下列推断中 A．中国文化淡于宗教，而最重人情，甚至可以

说是“以情为教”。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历来宗教虽多却始终无法代替儒家。

B．《情商中国》提出“情感可以交换”“不平等产生情感”“不公平产生情绪”，这说明中国古人始终找不到自信。

C．国人可以接受“顶层设计”的调整和借鉴，却无法接受民族在文化心灵上的整体溃败，这也反映了“道”对国人的影响。

D．“人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的事；心的事，从根本上说就是情的事。”这句话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人道其实就是商道。

（二）实用类文本阅读（1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自然天成汪曾祺

李辉

认识汪曾祺先生很早，应该是30年前我刚到北京工作后不久。我保存有他的一份手稿，《<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是一篇好文章》，大约写于1986年，算算也有26年了。

当时，我在《北京晚报》编辑副刊，发表了一位老中医耿鉴庭先生的文章《朱光潜先生二三事》，汪曾祺读后，极为欣赏，很快给我寄来他的读后感。一见手稿，爱不释手。他写得讲究，清新、淡雅，如山溪自然天成，潺潺流淌，携两岸野草山花芬芳气息，少有烟火味。文字略有修改，却处理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减文稿整体美感。

因标题字数太多，记得发表前，与之商量，他同意改为“一篇好文章”。为何对一篇界外人士的文章如此关注，极力推荐？应是在他看来，其文体现了他所推崇的文学观。汪曾祺作文，历来追求自然天成的境界，不张扬恣意，不故作姿态。他在《一篇好文章》中这样说：“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没有作家气。耿先生写得很自然，很亲切，不矜持作态。耿先生没有想在文章中表现自己（青年作家往往竭力想在作品里表现自己的个性，使人读了不大舒服），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耿先生的人品，谦虚、富人情，而有修养。”

富人情，有修养，这其实是汪曾祺从恩师沈从文那里承继的一种美学意义上的为人之道、作文之道。在沈从文与汪曾祺的作品中，我们读得出文人气息的恬淡、悠远境界。这一境界，其实并非故作高深，而是基于信奉一种艺术需要节制的文学观。汪曾祺说：“有感情而不外露，乃真有感情。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完全没有感伤主义——感伤主义即没有那么多感情却装得很有感情。”在这一点上，汪曾祺可说是当年“京派文人”最好的传人。尤其是在“文革”之后，因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等剧的创作，他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波折，对从事文学创作之初的体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重新回归自己所推崇的艺术本真，

在适应寂寞、享受恬淡之中，走进了最后的创作高峰。

后来，我与汪曾祺的来往就多了。去他的蒲黄榆家中，和他聊天，看他挥毫写字绘画。我曾专门请他讲沈从文，讲萧乾，讲西南联大的往事，并专门整理一篇《听汪曾祺谈沈从文》。1990年，我为一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世界名人画传，约请一批名家撰稿，我特地请他写《释迦牟尼传》，他虽勉为其难，最终还是应允，写出几万字的佛祖故事。后来，我颇觉得此举过于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