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主义

其次，戴高乐倔强，固执，遇事毫不妥协的个性也必然会对其外交政策的产生和执行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丘吉尔曾断言：“只要将军领导法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之间就不会有良好的关系。”[9]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坚忍不拔的个人意志作为基础，就不会二战未期“自由法国”在外交上的一系列收获。
综上所述，戴高乐主义的提出和产生是时势的产物，它不仅反映出戴高乐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而且同戴高乐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
第一，积极发展“法德联盟”，建立以法德和解与合作为基础，以法国为领导的西欧一体化组织，防止美国的称霸欧洲。
战后，戴高乐把建立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联合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因此戴高乐十分重视法德关系，认为法德和解是欧洲联合的基础，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戴高乐认为“如果不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欧洲，欧洲就将成为美苏窥伺的地方，成为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10]他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出发，希望通过欧洲联合的进程促使法国繁荣强大。因此，强调欧洲的事务应该由欧洲自己业解决，强调美国不属于欧洲。在戴高乐看来，美国历来是欧洲嫁出去的一个“女儿”，“女儿”怎能倒过来爬到母亲的头上呢？[11] 1963年，法德两国政府签订了《法国合作条约》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并且戴高乐坚决抵制英国加入共同体，从而防止美国利用英国控制欧洲。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每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戴高乐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的诞生也必定有着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后法国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戴高乐主义产生的客观因素之一。从国际方面看，集中体现在戴高乐维护法国大国地位的民族主义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计划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早在二战期间，罗斯福就不承认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的代表性和合法性。罗斯福认为，“戴高乐不过是一个与其它将军一样的法国将军，是一个暴发户，将可能成为独裁者。”[5]同样，美国与维希政府之间的暖昧关系，再加上1949年9月达喀尔事件，1941年12月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事件的发生，更加恶化了罗斯福与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况且，在罗斯福的头脑中，强权统治世界的大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认为同他们打交道的任何法国权力机构都应该无条件地顺从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与独立意识极强的戴高乐将军不可能关系融洽。在殖民地问题上也成为美法矛盾的焦点。二战期间，戴高乐把维护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作为其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步骤，而美国却妄图趁法国本土论丧之机攫取其海外殖民地。再加上罗斯福认为法国是个战败国，因此，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戴高乐都被排挤在外。由此可见，二战中后期，戴高乐与美国在涉及政权，殖民地及战后国际地位等原则性问题上结下的不解之怨，为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从国内方面看，战后法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处境。一则它不同于英国，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虽然在二战期间，英国曾给予“自由法国”以大力支持，但每当要丘吉尔在罗斯福与戴高乐之间进行选择时，“他总要选择罗斯福。”[6]因此，法国强烈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视之为美国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再则，法国的处境也不同于战败的西德。当时的德国被人为地分成几个部分，处于被占领状态。作为战败国，它不仅剥夺了制造武器的权利，而且在政治上无话语权，各个方面都需要依靠美国。法德虽然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西德仍不得不把德美关系放在首位，这不能不令法国有所顾虑。战后法国虽是一个战胜国，但由于二战期间国土沦丧，战后虽勉强跻身于大国之列，参加了对德国的分区占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这样的“大国”却常常居于二流地位。顾夫?德姆维尔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列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7]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时期，伴随着经济上的较大恢复，甩掉了殖民战争的包袱，政局日趋平稳，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掌握了一定的实力之后，法国才有可能冲击以美国为盟主的大西洋联盟。
研究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G?雷菲斯认为：“谁都知道，1940年6月18日，当戴高乐在暮色中走出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室时，戴高乐主义诞生了”。[2]从1940年诞生的戴高乐主义是在法国面临战争、投降、屈辱和失败，国土沦陷，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无从谈起，戴高乐本人也不被别人所尊重的情况下起步的。法国虽然曾经是大国，但是现在却无权置喙大国的决策，直到战争结束才只争得一个“准大国”地位。但戴高乐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他的高尚目标，没有忘记为法国创造丰功伟绩，为此同罗斯福较量，同丘吉尔谈判。戴高乐对法兰西的神圣更是笃行不移，为此，他宁愿把法国人的弱点与法兰西的伟大截然分开。“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项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它竟在行为和事业上仍然表现为一个庸才，那我就会认为是一种可笑的变态，其过失在法国人，而不在于这个国家的天赋。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绩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以当前的我国与当前的其它国家相处，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和真正的胸怀，就会遭到致命的危险。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3]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开头这段著名的话就可以看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内容和思想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已进入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中，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宰世界格局下，戴高乐要实现其政治抱负和伟大目标就必须在超级大国控制下的国际舞台上，争当一个重要角色，不唯美马首是瞻。他的高尚目标就是要实现法国的伟大，站在世界最前列，法国必须以强国的资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这个方面上说，所谓戴高乐主义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期这段时间里逐步演变形成的，这既是法兰西民族在战败之后民族兴呼声的体现，也是法国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实质内容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和维护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并以欧洲联合为基础抗衡美国的政治控制，而其思想基础则是法兰西民族主义。用戴高乐主义研究者周荣耀先生的总结说：“所谓，戴高乐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戴高乐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想与实践。”[4]
论戴高乐主义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摘要：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争取大国地位，利用有利的国内外条件，在实践中形成了著名的戴高乐主义，尤其是成功地制定了能够提升法国大国地位和影响的外交政策与策略，对法国战后外交政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也同戴高乐本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个性特征密不可分。
首先，法兰西民族固有的“大国主义”文化传统是戴高乐强烈的民族意识得以成长的土壤。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彻底丧失了几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大国地位，这给素以法兰西民族光荣历史为自豪并因领导抗战而崛起于法国政治舞台的戴高乐将军极大的痛苦。他认为，自己就是法兰西的代表，“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地位”[8]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戴高乐独立外交政策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上的稳步发展，为政治上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保障，6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由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也为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戴高乐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探索与实践，全方位的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法国外交新政策，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四，发展独立的对苏关系，调整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缓和东西方矛盾。
50年代未期，美苏关系出现转机，国际关系出现缓和新趋势，戴高乐认为，美国不能单独支配欧洲的外交政策，决定从法国自身利益出发，改善东西方关系。戴高乐坚信“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国家利益而不决定于意识形态。”[13]1960年，即东西关系紧张的时刻，戴高乐邀请赫鲁晓夫全家访法，会谈时他提出“缓和，谅解，合作”的政策主张，并于1966年正式访问苏联，双方发表《法苏宣言》。从此两国领导人进行定期会晤，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有限的交往。戴高乐与苏发展关系，其一重要目的在于使法国能够在美苏之间发挥大国作用，进而提高法国的国际影响，以增强抗衡美国的筹码。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这是冷战时期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对当时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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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5周年纪念年，又是当今国际政治势力发生交替更迭的关键一年，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在展示着自己的智慧与风采。在诸多政要中，尤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克奇表现的极为突出，而身高，体形及个性与拿破化颇为相似的法国总统，不但其身边花边新闻不断，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其身影也频繁出现。萨克奇自2007年5月当送法国总统以来，其外交方面的表现可谓有声有色，拒绝士耳其入欧盟，建立地中海联盟，调解俄格冲突，缓和俄乌天然气之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美斗争等都让世人依昔看到了当年戴高乐的影子。萨克奇也曾公开声称，要参照戴高乐主义模式。从其历史渊源分析，现在的法国外交政策，基本上继承和反映了战后戴高乐所确立的法国外交思想和原则，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
第三，军事上，果果断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积极发展独立的军事防务体系，争取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的发言权。
北约是在美国拥有核垄断，西欧国家在二战中受到严重削弱和东西方冷战正酣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具有美国控制西欧和遏制苏联的双重作用。在北约组织中，法国只是美国霸权主义统治的一颗棋子。1958年9月，戴高乐在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中，建议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遭到美英的反对。1953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常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1963年6月，从北约撤出大西洋舰队。1964——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这一充分显示了法国抗美独立自主政策的举动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不仅摆脱了在军事上、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且使法国进一步从“集团政治”中解脱出来，在东西方关系中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