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俟时_与_用时_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_李友广

“俟时”与“用时”*

———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李友广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

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

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

“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

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

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关键词俟时用时先秦儒家汉儒

〔中图分类号〕B222；B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7－0024－08

西周时期非常显著的政治特色是封邦建国和世袭性的权力继承原则。然而，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崛起，天下政治格局的失序既为野心家借机上位提供了机遇，也让政治体制的变革与新生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从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社会的主要趋势是打破世袭”，①打破世袭便意味着阶层的流动和政治力量的重组，意味着家族势力在政治舞台上所起的作用正不断走向衰微，同时也为士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对于诸子而言，他们各怀绝学却又多处士的阶层，地位不高却又勇于直面社会现实，可以说，政治是他们理论思考的坐标，规定了他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向，即便是对政府干预行为持批判态度的老子也是以反智的方式介入了政治问题，可见，政治的影响无处不在。从三代政治传统来看，推行治国理念和治国策略的往往是有位者（而在儒家眼里，推行礼乐教化的则当是有德有位者），士则即便是有德有策却无位，因而若想要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就需要寄希望于君王的赏识和支持，先秦儒家亦不例外。

可以说，先秦儒家心怀从周之心，亦有变革现实之志，但苦于无位，自孔子周游列国寻求干政机会始，他们便因心中的王道理想而彰显出了其实践行为理想性的一面。或许是目睹了夫子周游列国因不愿变通而屡遭挫败的经历，孔门弟子中的多人后来在政治上各有成绩，影响非常大。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离不开弟子们的权变，但更离不开夫子一生矢志教育、周游列国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项目号：12JK0182）、西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11NW39）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俟时”与

“用时

”一、王道理想：先秦儒家“俟时”的基点与动力如前所言，先秦儒家心怀从周之心，亦有变革现实政治之志，他们往往视三代政治为后世政治运作的理想模式，

并将礼乐文明滋养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视为彰显王道理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他们往往会不遗余力地从古代典籍中探寻先贤的微言大义，以试图来指引现实政治变革的方向和目标。可以说，先秦儒家的种种干政行为都是其努力将王道理想落实于现实政治、

将历史智慧与历史经验转化为救治现实政治良药的不断尝试。

既然现实政治的运作与变革有了理想的参照模式，那么先秦儒家就会积极通过各种时机和场合以试图说服君王来学习和效仿之，因而其干政行为便由于深受王道理想的感召而具有了一定的理想性。然而，与儒家守持“仁义”立场四处游说君王而屡遭碰壁的惶惶政治形象不同的是，

道家则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个人，所解决的是个人如何在乱世

当中更好地生存、保全自身，①或者更准确地说，所

解决的是个体在乱世中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合理性，所以“自杨朱历老子而至于庄周，都以自保全生为

主题”，②而且，庄子将士四处游说君王以求干政的

种种行为视为

“以身殉名”，甚至将圣人也看作了是“以身殉天下”，并认为诸如此类都是“以物易其性

”、“伤性以身为殉”的做法（见《庄子·骈拇》），是需要强烈批判的，因而道家人物给后人留下了不为乱世所扰、自得洒脱的形象。

与道家这种于险难之中求得生存并追求精神上自由的做法不同，儒家具有强烈的淑世意识，他们往往并不满足于个人德性的操持，

而且还希望将此投射到国家和社会。因而，基于此，先秦儒家将修身、正己作为处世、为政等具有强烈实践性指向行为的基点，一再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并时时以王道理想和仁义立场为标尺来衡量权贵们的政治表现（《孟子·离娄上》，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但是，理想之谓理想就在于其所具有的超越性，而这种超越性往往可能还会夹杂着一定的不切实性，

儒家的王道理想亦是如此。在先秦儒家看来，王道理想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为自己的为学、干政等一系列行为赋予了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和正当性，所以才会让儒家人物在寻求干政机遇之时虽一再碰壁亦无惧无悔。然而，王道理想本身毕竟还羼杂着一定的不切实性，

而正是这种不切实性让儒者们吃尽了苦头，尽管他们“不回避失败的可能性，也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坚定态度，

来有效地化解命运和际遇给他们的道德理想所造成的打击”

，③但是这种打击和挫折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从而也就更加彰显了儒者行为于乱世当中的价值与意义。就文献典籍而言，王道理想本身所具有的这双重特点在《荀子·宥坐》当中表现得非常典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①②③对于这个问题，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以老子为例作出了相近阐释，

他说：“老子关心的问题是，弱小国家或小人物如何在天下险峻的力量对抗形势下求得生存。正是在探寻一种万物的模式中，开启了逃避危险的途径。”［英］葛瑞汉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张德胜

：《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详见陈咏明：《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