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

打造中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支点”国家2014年08月15日08:00 来源：《世界知识》2014年15期作者：徐进、高程等战略支点国家的内涵与功能分类李巍：简单说，所谓“战略支点”国家，就是对实现一国重大目标具有关键意义的国家。

这个“关键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本身在地缘或者实力地位上，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个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比如英国就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

首先，英国在地缘上扼守着整个大西洋的门户，是美国势力辐射到欧洲去的一个入口。

其次，英国本身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美国要搞定欧洲首先要借助英国。

再比如，在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土耳其就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

因为土耳其的块头大，而且地理位置很重要，东西连接欧洲和中东，北边可遏制苏联，南边方便美国的势力进入地中海、黑海。

所以，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就是从大力援助土耳其开始。

第二，在一定的国家群体中，战略支点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能够通过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撬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之于美国就是一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由于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石油选择用美元计价，直接导致其他欧佩克国家都跟着他走，因为沙特阿拉伯是欧佩克成员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从而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建立了美元和石油的联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石油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它自己支撑美国，其他受其影响的国家也一起来支撑美国。

特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战略支点国家不等同于盟友，盟友不一定是战略支点，而且现代意义的战略支点国家也未必需要同盟条约。

徐进：如果问“战略支点”的“支点”在英文中对应哪个单词，我觉得应该是“pivot”。

第一，作名词的时候表示“支点”；第二，作动词的时候表示以这个支点为中心，进行转向。

美国当年说重返亚太，是把这个词当作动词用。

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直有支点，只是用不用的问题。

而我们是作名词用，是要打造“支点”。

虽然都叫“pivot”，但是意思略有区别。

高程：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有几个特点：第一，美国重返亚洲，加固了它的联盟体系。

我们原来更多是面对单个东亚国家，现在则主要面对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而且是比较长期的事情。

第二，东亚的政治对抗性加强了，像领土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矛盾呈现出来，没法回避了。

第三，“以经促政”的手段效率越来越低。

这既体现在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层面上，也体现在区域合作的多边层面上。

中国一直努力构建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实际上拆解了“10+X”框架，他要用“亚太”来替代“东亚”合作概念。

第四，中国和周边大国的关系也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定位。

中美关系中，霸主国和新兴崛起国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中美和美俄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中俄两国在战略上走近。

另外，中国开始争取后发的新兴市场大国印度。

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遏制和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中日双边关系正在恶化。

以上谈的是东亚的情况，这是美国势力集中辐射的地区，也是2008年以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实质改变的一个地区。

相对而言，中亚、南亚区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环境转变。

这三个区域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相对主导的国家（东亚的美国、南亚的印度和中亚的俄罗斯），中国要同时处理好跟这三个区域中心大国的关系，以及跟周边小国的关系。

接下来谈谈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目标。

在以“韬光养晦”外交为主的时代，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以防御为主，那一阶段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自身发展。

新领导班子近年来为周边战略注入了主动作为的因素，提出“经略周边”、“塑造周边”的理念。

这是一个积极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周边地区作为大国竞争的地缘依托带来主动经营。

同时，中国从前在周边更多是被动应对麻烦，如今则开始主动通过利用矛盾来驾驭周边局面。

中国目前的周边战略是防御性目标和积极作为目标并存。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防御和积极战略目标的投放比例。

近代史上，英国崛起时所在区域——欧洲的政治格局复杂，是列强争夺的核心地带，所以他在欧洲采取了防御性的均势政策，维持域内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远离中心争夺区的亚非拉外围地区，这是一个思路。

崛起中的美国则选择经营自身地缘所属的美洲，同时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这又是一种思路。

每个国家崛起时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战略支点的选择标准也不尽相同。

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虽已与上述国家迥然不同，但历史还是有一些可借鉴之处。

回到周边战略问题，对中国来说，在周边设定防御性的战略目标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已经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发展。

但是，在美国的体系压力下，中国该把多少比例的资源重点投放到东亚以实现积极战略目标，同时把多少资源分散到非洲等美国的战略边缘地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徐进：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东亚权力格局有走向两极化的趋势，而美国重返亚太并实施再平衡战略使该地区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

这对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是不利的。

它导致区域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手段。

当然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

李巍：关于战略支点国家的内涵刚刚谈了一些，其实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

根据具体涉及问题的不同，战略支点国家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军事意义上的战略支点国家。

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之于美国。

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国要想在军事上控制东亚，必须把军事基地设在他们那儿。

第二类是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支点国家。

印度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样板，美国在向外扩张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印度就具有战略支点的意义。

第三类是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支点国家。

比如说在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得有一些战略支点国家。

在全球经济战略中也是如此。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要深入到欧洲，比如说资本、货币要进入欧洲，希腊和冰岛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战略支点。

中国想直接进入欧盟核心国家挺难的，购买其矿产资源、公共设施都挺难的，但冰岛、希腊这两个比较弱的边缘国家，却可以成为中欧洲的门户。

第四类是国际制战略支点国家。

比如说投票当中需要哪些国家支持——有这个国家支持你，你在国际组织当中的议案就能通过。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国家挺我们，然后带动了一些兄弟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在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上，荷兰是德国在欧盟中经常争取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

高程：李巍把是否“可引导”作为设计战略支点国家的标准之一，我部分同意。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战略支点国家按功能做一个分类？我想到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大国层次上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国家，比如俄罗斯。

这类国家我们虽然不能“拿”住或在战略上引导他，但是我们互相之间有共同的战略诉求，他们可以在中国面对西方国家现实和舆论压力时，给我们一定的支持和声援，让中国在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博弈的过程中不至于在大国间陷入孤立，这种大国层次上的协调和支援是小国很难做到的。

第二类是有示范效应的国家。

这类国家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引导他们，但他们对中国分化美国联盟体系以及经营周边意义重大，典型的是印尼和韩国。

印尼是在东盟中具有主导能力的中等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区政治追求，而且与中国没有领土冲突和政治上的结构性矛盾。

印尼不希望看到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拆散以东盟十国为依托的东亚合作，这会压低他在东亚的战略重要性，这一点和中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可以成为两国形成良好互动的基础。

韩国是美国在亚太的盟友，和中国之间又有很强的经济联系，如今对中国崛起态度较为温和，可以发展成为具有战略示范效果的周边支点国家，相关内容我们后面再详谈。

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意义分别类似韩国和印尼。

第三类就是具有传统友谊的“铁哥们”，包括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

这些国家因自身实力和话语权有限，能给中国的支持力度有限，但他们常年稳定地支持中国，特别是在我们处于被动局面时。

他们是我们情感上的“老朋友”。

划分完支点国家的类型之后，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功能采取不同的争取和优待方式。

我同意李巍刚才说的，不能把所有的“铁哥们”都当成战略支点国家，但中国需要特别尊重和关注这类国家的感受，让对方有舒适感。

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政策：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双边带多边徐进：从周边安全合作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提出“战略支点”这个概念呢？我觉得现存的这些东亚安全的多边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都不太给力。

比如说A R F （东盟地区论坛）、“10+3”或者东亚峰会、东盟“10+8”国防部长会议，这些东盟主导的多边合作普遍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

再加上成员太多，决策链过长，所以对重大问题只能议而不决，基本沦为了“清谈馆”（这些机制在当时曾经起到过增信释疑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自21世纪以来，逐渐陷入困境、止步不前。

）在东北亚，六方会谈是惟一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六方会谈目前中止了。

这样看来，东亚所有的多边安全机制现在都有问题。

“可不可以改造这些机制，重新激活其功能？”很困难！我们一贯坚持“东盟主导”、“东盟方式”，在这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所有的改造只能是小修小补。

比如开发一些低敏感度的务实合作，像海上搜救、防海盗等。

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大国来说，这些合作的作用相当有限。

长期以来，中国靠“韬光养晦式的自我克制”维持了一个对我较为有利的周边环境，但是这一政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无法解释在中国保持“韬晦”的情况下为何部分周边国家对其疑惧会上升。

如果说这一疑惧源自中国的快速崛起，那么按理来说中国应采取比以前更加“韬晦”的政策，但显然这些是中国做不到的，或者说无法完全满足对方的要求。

中国在理论上也可以为区域内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以缓解它们的疑惧，但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提供安全保障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多边和单边两方面我们都遇到了一些瓶颈。

所以，我想能不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突破中国东亚安全政策面临的困局。

一个大国不可能只用单边、多边或者双边政策，而需要综合手段。

从外交的角度说，主要是多边和双边的问题，而双边和多边之间要有一个新的平衡。

我认为中国以后的东亚安全合作政策应该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双边带多边”。

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就是重要的双边安全合作形式之一。

李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依靠双边。

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发现多边外交搞得挺成功的，被认为是中国参与既有国际体系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

中国积极参加“10+3”、上海合作组织，包括加入全球层面的各种国际组织，我们觉得受益颇多，也越来越习惯于用多边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