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
摘要：分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意。

在此基础上认为，前人对目录文化职能之思考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类例别白学术。

类例是工具，别白学术是目的。

章学诚提出“辨考”命题，强调书目在别白学术之外，还有揭示源流的用意。

而作为手段，解题、序言和类例同等重要。

并且，前人措意的类例尚不全面，尤其没有看到互著和别裁作为变通手段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下简称辨考）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定论久孚的核心命题，但章学诚本人笃于自信，未遑定义。

后学沿波，每为章氏卓识而低徊、感佩，然亦无人对辨考概念作深度剖析。

事实上，后人之理解和辨考的真正内涵有一定区别，值得仔细辨明。

1 辨考的语源本意
1．1 释“辨章”
《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史记·五帝本纪》：“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后汉书·刘恺传》“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注云：“《尚书》曰‘九族既睦，辩章百姓’，郑玄注云‘辩，别也。

章，明也’。

”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平章百姓》认为平章、便章、辩章中的平、便、辩三字互为通假，义为辨别。

而首用辨章一词者，以班固《典引》“躬逢天经，惇睦辨章之化洽”为最早。

《典引》收入《文选》卷四十八，李善注云：“《尚书·尧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辨与便古字通也。

”今按：平、便、辩、辨四字在上古皆为并母元部字，既为双声，又是叠韵。

在反映中古声韵面貌的《广韵》中，平、便是并母仙韵，辩、辨是并母狝韵，四字双声。

而仙、狝二韵皆为山摄开口三等韵，区别只在仙韵为平声，狝韵为上声。

所以，平、便、辩、辨四字语音近同而互为通假。

总上，辨章一词可以上溯到《尚书》，意为“辨别之，使之彰明”，语法上有动补性质。

辨章用于文献整理，似亦以班固为最早。

班氏《答宾戏》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

”《答宾戏》收入《文选》卷四十五，注曰：“项岱曰：司，主也；籍，书籍也。

……翰曰：分辨章句之旧闻以行于世也。

”今按：李周翰所注不确。

“章”不是指“章句”，而是“辨章”构成一个词组，和动词“司”相对。

“籍”则和“旧闻”相对，大致分别相当于“文”和“献”。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八佾》“文献”曰：“文，典籍也。

献，贤也。

”贤，意指耆旧言论，即旧闻，今本《辞源》和《辞海》皆取此说。

所以，“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应解释为：刘向负责整理文献，辨别文献内容使之彰明。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十就纂修方志提出见解说：“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有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析之于人情。

”[1]钱氏也认为，“故老”和碑刻、载籍等具有一致的文献价值。

1．2 释“考镜”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中又作“辨章学术，考竟源流”。

“考竟”本是古代法律用语，意为“刑讯致死”。

《释名》卷八曰：“狱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狱也。

”后考镜亦可写作考竟，如清王澍《淳化祕阁法贴考正》（《四部丛刊》本）卷十一《新绛本》“既裁为经册手轴，则何所考竟？”即是。

所以，《淳化祕阁法贴考正·序》又有“博取群书，详悉考镜”之语。

章学诚所云考竟，其意亦同于考镜。

“镜考”一词先于“考镜”问世。

《汉书·谷永传》“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镜考己行”，注曰：“镜，谓监照之；考，校也。

”镜考有借鉴它事以自省的意思。

后来，镜
考多用于“考证之，使其内容镜现、明晰”之意。

如明赵汸《答徐大年书赵汸》云：“其所辨证必有可观。

陈史既复不作志，其书复不传，千载而下无所镜考。

”[2]
“考镜”之成词则出现较迟。

南宋末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十一云：“公考镜详密，精力不间。

”作于明万历间的陈俊《宛陵先生集·后续》云：“而中丞公填抚之余，考镜遗风，表章前哲。

”有清以降，考镜一词多用于典籍整理。

如，赵怀玉《毗陵集·序》云：“其谥、议、诔、传，有涉于公，足资考镜者，并附篇后。

”洪亮吉《北江诗文集》卷四《贵州水道考·上》：“书成晰为三卷。

……各冠以表，条分缕晰，庶后为方志者有所考镜云。

”卷三《太平寰宇记》：“自吉甫以后藉以考镜今古、联缀前后，实无踰此书。

”薛福成《出使四国公牍·序》：“裒函劄批之稍关国计民生者，暨洋文照会与电报，釐存八卷，时自观览，以备考镜。

”
可见，考竟、镜考和考镜有相同的义项。

语法上，考镜也是动补结构，意为考证之，使其内涵镜现、明晰。

1．3 释“源流”
源流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富国》“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意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后多喻事物的起源和发展。

如，唐玄宗《孝经序》：“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清顾广圻《韩非子补》：“描其藏书诸家图书以志源流。

”源流亦可作源委或原委，《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

此之谓务本。

”疏曰：“河为海本，源为委本。

”章学诚《校雠通义》中也多用源委或原委。

源流一词并不高深。

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强调的源流有两层涵义。

第一，可称为大源流。

《校雠通义·原道》认为战国和三代之前，“官守其书”、“师传其学”、“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某官之掌……其云某官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

”
第二，每一种学术（学科门类）又各有源流，即小源流。

如《校雠通义·宗刘》“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分别专论正史、名墨两家、集部、类书、钞书（即将前人著作钞撮为节本）的源流。

《校雠通义·互著》指出：“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

”
其中，小源流是具体的，因而也颇为前人（如郑樵）所识见。

而大源流则是抽象的，由纵向观之，是指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趋势；从横向来看，是指道器关系。

大道无形，本质上可视为人类一切劳作所欲奔赴的共同主题，因而也是所有文献内涵的最高哲学设定。

目录既要能揭示小源流，又要能揭示大源流，所以《校雠通义》第一卷第一篇即为《原道》，以示“著录先明大道”的宗旨。

《文史通义》复作《原道》上、中、下三篇，反复申述，显现了章学诚深刻的目录学本体论意识。

1．4 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综上所述，“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都是动宾短语，细析之，又都含有动补成份。

一致的语法结构，形成了互文的修辞手法，其意应为：辨别学术（及其源流），使学术（及其源流）彰显、透彻；考订（学术）源流，使（学术）源流镜现、明晰。

简而言之，即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

而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两者密切相关、相得益彰，《校雠通义·自序》所谓：“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

”惜乎前人之理论思考多有偏颇，没有或较少注意到书目除了要别白学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是其较为完整的表述），还要揭示源流。

2 前人对书目之学术价值的认识
肇端乎刘氏父子的古代目录学实践，可谓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并重。

《七略》以“种别”图书为职志，“略”即所分之类别。

《说文·田部》云：“略，经略土地也。

从田各声。

”略本义为田界，引申为类别。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亦云：“略者，举其大纲。

”同时，《七略》
中又有“最为明道之要”的《辑略》，以撮述源流。

班固“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的《汉志》，保留了《七略》“种别”图书的内核，又将《辑略》打散列为小序，也能兼及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

但班固显然更措意于别白学术的一面，这在《汉书·叙传下》对刘氏目录工作的总结性评价中可以读见。

他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鸿烈。

”这里的关键是“别”和“略”。

《隋志·序》说：“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也点明了《汉志》是以书部（即类例）为本的。

阮孝绪《七录·序》可视为我国第一篇较系统的目录学理论文篇，他提出“流略之学”，重点是放在类例（主要包括类名选用、类目设置、类目次序、具体文献归类、同一类目中若干文献的著录次序等）上的。

阮氏“斟酌刘王”，主要讨论了刘歆《七略》、王俭《七志》和他自己的《七录》的类目设置和类名选用问题。

嗣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思考几乎都围绕具体的文献编目实践而展开，因而类例构成萃力之所在。

如，智昇《开元释教录·序例》“科条各别”思想主要体现在文献部次上。

《旧唐书·职官志》说崇文馆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

”
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

其《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指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

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

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

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郑氏明确提出了书目不仅要别白学术，还要揭示源流，章学诚对郑樵卓识颇有高评。

《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云：“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雠》之略。

”但郑樵校雠学理论的核心仍然是“类例”。

所谓“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3]等等，都是强调通过类例以别白学术。

应该指出，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是密不可分的，古人惯用的“流别”一词，就暗示了两者的唇舌关系。

《隋书·经籍志》：“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源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

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

”指明了刘氏父子书目工作在揭示源流方面的价值。

释道安《二教论》“详览载籍，寻讨源流”[4]也曾明确提出揭示源流的重要性。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

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

”亦兼及“源流正变”和“分并改隶”两方面的内容。

但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理论思考几乎都是在具体目录工作实践中展开的，类例作为分类目录在类型特征上形成的固定格式，是建构目录大厦的基本框架。

所以，中国古代目录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类例问题，这决定了传统目录中很大部分的智慧必然表现在类名的选用、具体文献分类、同类文献之排序等问题之上。

虽然对目录在揭示源流方面有一定认识，但无疑是放在次要位置的。

《校雠通义·自序》“（郑樵）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基本概括。

3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真谛
章学诚认为就书目的文化职能而言，揭示源流和别白学术同等重要。

《校雠通义·自序》云：“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釐别。

”这反映了他的学术旨趣所在，也是辨考命题之真谛，同时也精辟地道出了古代目录学家的想法。

那么，书目是怎样实现辨考，亦即怎样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的呢？他认为一在序言、二在解题、三在类例。

但序言和解题每为前人所忽略；并且，前人所孜孜的类例也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没有运用互著和别裁的变通手段，因而不仅不能充分揭示源流，甚至也不能真正别白学术。

3．1 强调书目揭示源流的另一面
《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于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

”这是对“焦竑们”只知通过类例以别白学术这一通病的集中批评。

书目要求“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
[5]，即需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双轨并行。

《校雠通义·宗刘》云：“部次不精，学术所以日散。

”章氏并不一概反对类例，而只是不能停留于此。

故《宗刘》又云：“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

”《校雠通义·汉志诸子》指出：“著录之书贵知原委，而又当善条其流别。

”他的《文史通义》也是将主要内容放在古今学术宗旨、源流及古籍目录体例之上的。

章华绂《序》云：“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

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学术渊源，辄能条例而得其宗旨。

”总之，目录必须在别白学术的同时，能够反映学术源流，揭示书籍内容，成为治学门径。

此一见解乃是对前人认识的升华。

3．2 序言在辨考中的作用
类例长期吸引着目录学家的注意，而序言则很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序言源自《七略》的《辑略》，王俭《七志》称条例、许善心《七林》称类例、《隋志》和毋煚《古今书录》称小序、章氏《校雠通义》称为叙录。

《汉志》中的四十篇序言（总序一篇、略序六篇、种序三十三篇），即是配合“哑巴”类例考镜学术源流的。

但从阮孝绪到郑樵，长期吸引目录学家注意力的是分类。

而章学诚则认为，刘歆的《辑略》“最为明道之要”。

《校雠通义·原道》指出：“由刘氏之旨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
《校雠通义·宗刘》在总论五条“四部之不能返《七略》”的理由后，又分别于《宗刘》“之二”、“之三”、“之四”、“之五”、“之六”中为史部、名墨、集部、类书、钞书、评点书等等这些后出书籍拟写了小序，以示对序言的高度重视。

又如，《汉志诸子》之十三云：“今为阴阳家作叙例，当云：……”是为阴阳家拟作的序言。

强调用序言配合类例共同承担书目的辨考职能，这对后世影响很大。

如，针对《旧唐志》虽有总序但弃小序，余嘉锡先生说：“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

”[6]来新夏先生也说：“从《七略》、《汉志》开创的小序体对于学术研究确为一重要贡献，后此诸家，颇多沿用，可惜为《旧唐志》所破坏，使唐以下目录书对于学术源流的论述缺一大宗。

”[7]余庆蓉、王晋卿则直接把序言理解为“记述一类文献或考辨学术渊流”[8]。

3．3 解题在辨考中的作用
解题源自刘向《别录》，章学诚亦称为叙录。

《校雠通义·宗刘》曰：“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

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

”明确提出要重视通过叙录（解题）来发挥辨考职能。

章学诚《校雠通义·补校汉艺文志》云：“《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之意。

”认为解题可导源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庄子·天下》等学术史文篇。

并说：“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

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

”[9]这里所谓的叙录实即解题，他认为解题对于揭示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意义重大。

从颜师古《汉书注》中可知，东汉应昭、服虔等人即已“互参”《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等学术史文篇来注《汉志》，可视为章学诚此说的源头。

古代目录以文献著录为形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

为此，有必要参考史书和学术史文献。

《校雠通义·汉志六艺》云：“《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列传之与为表里发明，此则用史翼经之明验也。

而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

”表现了对阙失解题致使不能充分考辨的不满。

总之，序言和解题是配合分类共同实现对文献的整序。

但由于分类本身具有文献整理的直接现实性，因而倍受重视。

郑樵提出“泛释无义”是其贬斥序言和解题、以类例为目录研
究之核心的清晰表征。

序言和解题可以用十分明确的文辞表达“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即考辨学术源流，这是章学诚强调序言和解题的根义。

所以，他把有叙录（既指序言也指提要）者叫校雠学，视为书目正宗。

把“徒为甲乙纪数之需”者叫目录学，视为书目之末流。

《章氏遗书·信摭》说目录学不过“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

”反对“别有目录之学”，目录工作不过是“校雠之学”的一道工序，而“校雠之学”的任务即是辨考。

3．4 互著和别裁在辨考中的作用
互著，亦作互注，可以上溯到《史记》和《汉书》。

《校雠通义·互著》云：“班、司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

”同样，“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求之无弗得。

”如，《汉书·书》中的《议奏》一书，《文史通义·书教中》云：“其实应隶史部，追源当尊《尚书》。

”认为正确的归类应该是分在史部，但需互著于经部尚书类。

《校雠通义·互著》云：“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

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

”这是对不明互著，导致不能充分辨考的批评。

“裁篇别出，补苴部次，别出门类”的别裁，目的也是为了“以辨著述源流”[10]。

《校雠通义·焦竑误校汉志》说：“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见于此篇（按：指《弟子职》出于《管子》）及《孔子三朝记》之出于《礼记》而已。

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于大道，舍是莫由焉。

”他在《焦竑误校汉志》中还举例说明别裁的具体运用，他说：“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图》、《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

”
可见，互著、别裁是刻板的分类不能辨考时的权宜之计。

章学诚并不一概反对类例，而只是对固守类例而不知互著、别裁之变通手段致使不能充分考辨提出批评。

4 结语
章学诚目录学理论思考是在清算前人的基础而生发的，补阙拾遗是他的基本着力所在。

所以他虽别白学术和揭示源流并重，但更留意于后者。

他重视序言和解题、提出互著和别裁，也主要是纠偏前人，针对性很强。

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看中国古典目录学之功用
内容提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线，探讨了这一理论所体现的和所忽略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之功用。

关键词中国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典目录学功能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积累，世代相传，逐步形成其特有的功能。

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的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确立了这一思想在古代目录学领域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产生了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一章学诚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形成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我国古代杰出的目录学家、哲学家、史学家。

一生著述甚丰，成就斐然。

其著述代表有：《文史通义》内篇5卷，外篇3卷；《校雠通义》3卷；《史籍考》325卷。

后人集章氏遗文，汇刻成《章氏遗书》50卷。

章学诚对古典目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目录学的主要职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所谓“辨章”和“考镜”都是指图书资料的分类、著录、
解说等必须与学术史、科技史相结合，这样，才能从图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好每一部分，每一种学问的渊源和流派。

而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则集中体现在章氏主张的分类、编目、著录、重视图书资料及“互著”、“别裁”等编目方法的创新上。

乔好勤先生认为：“章学诚总结了一千多年来的书目工作实践经验，吸取了历代目录学家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他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1]。

”而这一理论源于刘向、刘歆父子。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刘歆《七略》作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给整个古典目录学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包括：(1)有一个分类体系；(2)有一个总说明；(3)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学术源流；(4)每书都撰有叙录。

这个范式对整个古典目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代郑樵注重会通，主张“通记”古今之书，书目当明“类例”、究本末、探源流以及“以人类书”、“泛释无义”论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撰理论。

这个理论与章学诚关于书目当部次条别、辨考学术源流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

清末学者朱一新有语云：“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固《汉书·艺文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

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

不独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

”这番话可看作是对刘氏父子、郑樵和章学诚三者一脉相承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精辟概括和最佳评价[2]。

姚名达说中国目录学“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

这个时代精神即辨考学术源流的精神。

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之精华。

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体现的中国古典目录学功用
2.1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发挥目录学之学术价值
我国目录学自它产生之时就以讲究学术源流，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析言之，学术之辨考多赖类例和提要以实现，而源流之考镜则籍类例和小序而达致[3]。

大序是“讨论群书之旨”，小序叙述一书一家之源流，同时还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版本流传、真伪和史料价值，其内容全为学术发展的历史。

书中的提要更是学子们对各书内容的介绍和学术及其艺术价值的评价，参考价值更不待言。

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目录学之功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博学多识的学者穷年累月、精雕细刻编撰出来的学术性很强的参考书目是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古代的目录都是面向文献的，先哲们总是根据实有文献进行分类、编目，文献构成了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单元[3]。

章学诚认为，目录学要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和作者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流派及师授渊源，来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

亦即，文献本质上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存在[4]。

章学诚强调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用，以期“即类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这一观点显然和他的“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5]观点有关。

“辨考”正是要从史学的角度完成文献内涵的定位，收到学术史之功。

张遵俭也认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实在近乎学术史的任务”。

可以说，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古典目录学之学术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2.2“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发挥目录学之读书治学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