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

二十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１９９５年，亚洲发生了影响极其重大的金融风暴，１９９７年７月开始，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差不多所有一直被认为发展前景大好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受到严重的冲击，经济大受打击之余，还影响全球的经济成长，引起全世界包括欧美的关注，以致联手来化解这场危机。

极多数企业由于亚洲经营环境的改变而无法生存。

当然，要准确预估这些经济风暴是很困难的，不过企业的战略管理者还是必须尝试把握这些宏观环境的动向。

饱食思邪欲透明避危机——谈日韩金融危机的相同点在日本山一证券公司正式宣布“自主废业”的前夕，素有亚洲四小龙之一之称的南韩亦宣布国家陷入金融和财政危机，并正式向国际货币基金会提出需要二百亿美元的援助。

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此特别发表电视讲话，为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难题向国民道歉。

韩国政府虽然提出二百亿美元的援助要求，但美国经济界人士估计，要拯救韩国的金融和经济，最起码也要投入六百亿美元。

【政府信誉濒临破产】韩国在世界经济的排行榜上位居第十一名，在世界经济版图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这次金融和财政危机无疑宣布韩国政府的信誉濒临破产，其对地区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韩国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危机有很多不同之处，至目前为止，日本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危及日本的财政及政府的信誉，作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一连串的金融机构的倒闭而岌岌可危。

但是韩国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危机在表现形式上仍然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内部”爆发的，这与不久前发生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监督机制透明度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除了泰国之外，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可见，世界大炒家索罗斯对此供认不讳。

而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危机则完全是自身的因素，连续暴光的金融界丑闻，是这场金融危机的“起爆剂”。

韩国韩宝公司的倒闭以及日本山一证券公司的“自主废业”虽然均由于债台高筑，无法翻身，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无不缠身于相关的丑闻。

另外，金融体制的封闭性使得日韩两国都缺少应有的监督机制。

由于其“封闭性”使得资金流向不明确，造成了烂帐坏帐层出不穷。

已经查明，山一证券公司帐外债务达二千六百四十八亿日元，如果有一个透明的监督机制的话，对日本证券业而言，如此大的一家证券公司绝对不会发生这种违法的帐外债务事件。

韩国的不透明性与日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政府高官直接参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融资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的利益输送给这些政府高官，其结果是没有人为金融机构的无担保借贷承担责任。

韩国的财政“恶瘤”就是这样形成的。

全斗焕、卢泰愚，以及现任总统金泳三的三儿子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

日韩两国金融体系的不透明性，有其历史的原因。

战后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是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之下走上高速发展道路。

政府通过制订工业发展计划，然后要求中央银行给予金融援助来实施该计划。

该模式曾经被称为“东亚经济模式”。

当然经济“奇迹”确实也发生了，日本的情况不必赘言，韩国的情况就像韩国前中央银行行长朴圣相曾自豪地表示的那样：“六十年代初，就在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开始之前，韩国的状况是百废待兴，急切地希望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

当时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二十一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八十二美元，而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二千六百亿美元和六千美元。

一九六一年出口总额不足四千一百万美元，而今天已是七百二十亿美元，增长了一千七百倍之多。

”【官商舞弊猖獗】在进入工业国家行列之前，政府对本国的经济进行规划时，为了保护脆弱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本国工业，在制订政策时，往往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和“封闭性”。

为了防止国内资金向海外流出，一九四九年日本实施过《外汇管理法》，原则上禁止日本国内居民从事一切对外金融交易，连民间企业的外汇持有也原则上被禁止。

这一制度一直实施到一九七二年五月，日本现在的《银行法》对个人向海外“送金”依然有金额上的限制。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不透明”的弊端会愈来愈突出，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界人士，为了将更多的利润占为个人所有，利用制度上的“不透明性”进行经济上的犯罪活动也就愈来愈猖獗。

假如是从根本上防止因内部原因而发生财政和金融危机，增强经济体制的“透明度”是不二的选择。

日韩是世界上两个富有的国家，发生这金融危机完全是饱食思“邪欲”的结果。

金融风暴历史分析自九七年七月泰铢大幅贬值之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以至港、台、新、韩等地的金融经济，均在骨牌效应下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和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

一时间，烽烟四起，“奇迹”不再。

是甚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局面？主流的解释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看法认为金融危机基本上由错误政策导致。

从较少受这次危机波及的发达地区的立场看来，南韩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主要是当地政府过于鼓励企业借贷，并缺乏对金融机构和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所致。

因此收拾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求当地政府依据国际货币基金会提供的“调整措施”，改革经济。

第二种解释则把责任推到“外部因素”上面，例如把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出口创汇能力的减弱，导致缺乏足够的外汇以应付金融冲击，归因于中国大陆前几年人民币的数次贬值，使中国大陆出口货品的价格相对便宜，抢夺了东南亚地区出口商的市场。

第三种说法指向所谓“东亚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中有些特征，例如“强调私人关系而非公平的游戏规则、顾全面子而非事物的理性原则、惯于闭门运作而怯于公开问责……对发展一个高度成熟的金融体制，有莫大害处。

”岂真短暂孤立事件这三种看法共同地接受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把这次亚洲的金融危机，完全看作是一件短暂而孤立的事件，认为只要政府或相关的群体采取适当的措施，便能够“拨乱反正”。

问题是，亚洲金融危机真的仅仅是一件短暂而孤立的事件？首先，这次由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自七十年代下半叶，特别是八十年代开始，全球各地便此起彼落地陷入各类金融危机之中。

以墨西哥在八二年八月宣布“赖债”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除了拉丁美洲以外，还涉及非洲、东欧、中东及亚洲等数十个国家；连串的银行倒闭分别在东欧（八十至九十年代）、北欧（九十年代）、美国（八十年代下半叶）、日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等地方出现；以及欧洲在九二、九三年出现的货币（外汇）危机等等。

可以说，差不多没有甚么国家或地区能“幸免于难”。

九十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可以看作是七十年代下半叶以来，历史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金融膨胀”的结果。

在一九五Ｏ年至一九八Ｏ年间，世界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与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大略相等。

但在八十年代这十年期间，世界货币供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而世界贸易总值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使九Ｏ年的外汇市场交易金额，达到了同年世界贸易额的二十五倍。

踏入九十年代，“金融膨胀”进一步发展。

全世界最繁忙的纽约股票市场的交易额，九六年比八二年增长了六倍；到了九五年，全球每日的外汇交易额便达到达一万三千亿美元，比全世界官方外汇总额储备的一万一千亿美元还要高，使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大为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的“金融膨胀”虽然是全球性现象，但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为显著，在八一至九Ｏ年间，欧洲和美国的银行资产增长率分别是百分之九和百分之七，而同期日本和其他亚太地区的增幅则分别为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二十一。

过度投资爆发危机此外，七四到八三年间，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美、德、法、英、意、加、日）工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由六Ｏ年代的百分之二十点三，下降至百分之十一点四，反映出工业部门经过了五、六十年代的高速膨胀后，已愈为愈接近发达国家可能容纳的极限。

针对这情况，发达国家资金一方面流向金融部门，另一方面则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

但在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爆发之后，资金是一步流入当时还未完全受债务危机影响的东亚地区，因此在九十年代，东亚等地的工业部门也逐渐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情况，以半导体为例，记录芯片的销售价在九六年下跌了百分之八十，这主要是在亚洲过度投资的结果，而汽车每年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过剩生产。

当地的金融、地产等带投机性部门也同时大幅扩张。

东亚地区近十多年的“金融膨胀”，以至最近投机泡沫爆破后的金融危机，均是在此历史脉络中出现。

亚太金融危机突显全球化的重要性最近的亚太金融危机有蔓延的迹象，自七月开始，先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后来传至菲律宾，其影响再伸展到台湾，香港亦受冲击。

现在南韩向国基会告急，而日本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倒闭更是涉及亚太的龙头——日本（首相乔本龙太郎在温哥华刚结束的ＡＰＥＣ会后说，日本已无力作为亚洲经济龙头）。

这种连锁性的金融问题揭示了一个冷战的重大课题，即全球化的现象及发展究竟对亚太的经济发展利多或弊多。

又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表达，究竟应用什么态度面对全球化问题才能免受这股力量的冲击。

要知道全球化问题并非冷战结束后的独特产品。

构成全球化的出现主要源于自由化的发展和国际化的配合。

同时，科技的演进和发达亦促使全球化得以落实。

一些国际事务，包括跨国企业、国际贸易、金融问题、债务危机、污染环保、国际移民、贫穷和人权运动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全球化的影响。

早在六十及七十年代，全球化问题已广为学术界所谈论，其中跨国企业，国际贸易，甚至债务危机等都提升到理论的角度来探讨。

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把这些全球化领域的问题看成国际走向一体化和合作化的初步发展。

透过贸易、跨国企业和国际金融运作等，国家之间的交流渐多，资讯互动和合作的机会亦随之加强。

但另一学派学者则会认为以上的互动其目标及作用只对已发展国家有利，发展中国家是被动及倍受剥削的一群，把国际间的互动和演变看成是两极化的发展和看成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长期斗争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惯用的分析方法。

当然，这种分析方法有它所存在的需要和重要性，但并非把所有事务放置在这种机构化的分析架构里便了事。

就这次的金融危机事件来看，其中可以参考及利用发挥的变项很多。

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先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

【东南亚各国求功心切】正如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指出，这次的亚太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个别国家的内在因素导致。

例如，这些东南亚国家对汇价的动作不太了解，未知汇价的波幅会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何种打击。

此外，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各国由于求功心切，将国家发展的寄望都放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所以，对很多银行和金融的稳健性问题都没有顾及。

最后，国家又投资大量的资金在物业市场上。

由于物业市场所需要的资金庞大，并且回报时间长。

所以市场或企业甚至政府未能有足够资金应付金融危机。

在全球化这个大题目上，金融危机所揭露的正是这种缺乏资讯，反应缓慢和管理失当的现象。

从发展和经济运作的角度而言，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最后都要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