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如何打破“后真相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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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一词常常被放在政治领域研究，就连维基百科都只有“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词条，但“后真相”也逐步渗透新闻传播领域。可以说媒介发展加剧了“后真相”这一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的崛起，模糊了新闻与观点之间的界限，为政客们煽动公众情绪、控制舆论提供了全新的手段。
人们只有符合自己意愿的时候才能预见未来，而最明显的事实在不受欢迎的时候可以被忽略。（改）威廉•戴维斯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中认为事实权威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危险的后真相政治时代，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者受到争议的对象，而是它本身已变得不再重要，个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和偏见来做出判断。（引）后真相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
（一） “后真相”的起源
“后真相”一词的来源与政治密不可分，其最早诞生于1992年，Steve Tesich发表于《Nation》杂志上的一篇批判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操纵媒体的文章中率先使用了该词，并赋予其“事实让位于情绪的影响力”的意思。在之后的2004年，Ralph Keyes在他的书《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中使用了“后真相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还有第三种介于真实与谎言之间的“模糊的陈述”，并且人类可以通过这种“模糊的陈述”挑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进而迎合民众的情绪。同时他还揭示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新动向是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或操控民意的“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2010年，大卫•罗伯茨将“后真相政治”视作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即“媒体报道，公众舆论和政策讨论完全脱钩”。
另一方面，后真相的出现也与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凸显有关。社交媒体进一步扩展了媒介的可接触性，因此在面临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时，社交媒体成为大众寻求发声、表达诉求的最佳途径。当下的新媒体生态，为话语权力下放、个体进入公共话阈、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提供了条件。过去我们说媒体是社会大众的传声筒、反馈器，而如今，社交媒体取代了传统媒体在真相和事实供给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帮助大众直接发声并表达着社情民意撕裂的困境。
2. 社交媒体推动“后真相”:
社交媒体没有专业媒体那样严苛的信息把关机制，其特征就在于其把关能力弱、审查能力弱、浅层化、带有情绪化、具有任意性。而这些特征刺激了原来只作为单一受众的网民，在新媒体环境下，他们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还可以传播信息，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所不能实现的具有说话权的需求以及社交需求。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占有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公信力和话语权，其一直把新闻的真实性放在首要地位。而在转型后的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打造出一个信息碎片化、真假难辨的空间，多家社交平台沦为自媒体大杂烩，其忽视新闻事实，更多地追求关注量与点击率。因此，受众的情感诉求成为这些缺乏专业性的自媒体首先满足的因素，他们用受众喜爱的信息形式与类型来发布信息，用符合受众情感期待的方式“描述真相”，以缺乏依据的断言来强化偏见。在此过程中，主观情绪和个人偏见则取代了专业报道，而受众也随波逐流，不再对事实感兴趣。
在现今语境下，“后真相”已经不再是个别领域或西方世界独有的现象，它正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后真相时代，受众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事实的表达，新闻的真实性地位下降，假新闻、谣言以及反转新闻不断出现，舆论传播的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多相关文献只研究了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如何克服舆论引导面临的困境，而打破“后真相”困境不仅需要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还需要话题人、受众、传播渠道等的共同努力，本文将通过分析“后真相时代”的舆论产生机制、传播特点以及“后真相现象”产生的影响等，提出打破“后真相困境”的对策。
一、 引 言
自2016年开始，“后真相”及“后真相时代”就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一个极为热门的学术话题。这个在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公投之后因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而突然蹿红的“热词”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者进行讨论，以至于在2018年几乎以“井喷”的姿态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后真相”时代下，新闻舆论已经凌驾于事实之上，对事实进行的编造、伪装、篡改，是主观臆想的事实以压倒性的胜利取代社会现实的一种可能性。
（二） “后真相”现象的产生原因
在当下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结构中，社交媒体依赖着高级的算法推荐技术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新闻传播领域迎来了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这直接导致了“后真相”现象的频频出现。
1. 后真相产生的技术因素:
技术赋权了个体的信息生产效能，消解了机构生产者的专业约束；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改造了人际关系的结构；个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使受众缺乏对后真相进行突围的可能性 。
二、 后真相的起源及现象化
在当下这个信息来源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受众的情绪往往会相互感染并且不断被放大,这种特征促使他们成为一个临时的舆论共同体，而“意见群落”情感的维系使得他们在某一议题中往往迅速形成态度先于事实的队列，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日益凸显。“后真实”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语，似乎捕捉了时代。
尽管“后真相”现象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但它并未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爆冷胜出”、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后真相”一词频现大众眼前，这些最初发轫于政治学范畴，指脱离预计发展轨迹、受到大众主观认知和个人情感影响的事件，被称为“后真相事件”。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凭借其对现实社会的精准解读一举突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的 2016 年年度词汇，意指“相对于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更弱。”（It is defined as an adjective relating to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emotion appeals.）之后，该词的使用率以（？？）速度飙升，“后真相”现象也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人们只有符合自己意愿的时候才能预见未来，而最明显的事实在不受欢迎的时候可以被忽略。（改）威廉•戴维斯在《后真相政治时代》中认为事实权威已经衰落了很长时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更危险的后真相政治时代，真相不再是被扭曲或者受到争议的对象，而是它本身已变得不再重要，个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围绕自己的观点和偏见来做出判断。（引）后真相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
（一） “后真相”的起源
“后真相”一词的来源与政治密不可分，其最早诞生于1992年，Steve Tesich发表于《Nation》杂志上的一篇批判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操纵媒体的文章中率先使用了该词，并赋予其“事实让位于情绪的影响力”的意思。在之后的2004年，Ralph Keyes在他的书《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中使用了“后真相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还有第三种介于真实与谎言之间的“模糊的陈述”，并且人类可以通过这种“模糊的陈述”挑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进而迎合民众的情绪。同时他还揭示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新动向是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或操控民意的“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2010年，大卫•罗伯茨将“后真相政治”视作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即“媒体报道，公众舆论和政策讨论完全脱钩”。
另一方面，后真相的出现也与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凸显有关。社交媒体进一步扩展了媒介的可接触性，因此在面临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时，社交媒体成为大众寻求发声、表达诉求的最佳途径。当下的新媒体生态，为话语权力下放、个体进入公共话阈、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提供了条件。过去我们说媒体是社会大众的传声筒、反馈器，而如今，社交媒体取代了传统媒体在真相和事实供给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帮助大众直接发声并表达着社情民意撕裂的困境。
2. 社交媒体推动“后真相”:
社交媒体没有专业媒体那样严苛的信息把关机制，其特征就在于其把关能力弱、审查能力弱、浅层化、带有情绪化、具有任意性。而这些特征刺激了原来只作为单一受众的网民，在新媒体环境下，他们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还可以传播信息，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在传统媒体时代所不能实现的具有说话权的需求以及社交需求。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占有绝对优势，具有极大的公信力和话语权，其一直把新闻的真实性放在首要地位。而在转型后的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打造出一个信息碎片化、真假难辨的空间，多家社交平台沦为自媒体大杂烩，其忽视新闻事实，更多地追求关注量与点击率。因此，受众的情感诉求成为这些缺乏专业性的自媒体首先满足的因素，他们用受众喜爱的信息形式与类型来发布信息，用符合受众情感期待的方式“描述真相”，以缺乏依据的断言来强化偏见。在此过程中，主观情绪和个人偏见则取代了专业报道，而受众也随波逐流，不再对事实感兴趣。
在现今语境下，“后真相”已经不再是个别领域或西方世界独有的现象，它正成为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后真相时代，受众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而不是事实的表达，新闻的真实性地位下降，假新闻、谣言以及反转新闻不断出现，舆论传播的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很多相关文献只研究了在“后真相时代”主流媒体如何克服舆论引导面临的困境，而打破“后真相”困境不仅需要主流媒体正确引导舆论，还需要话题人、受众、传播渠道等的共同努力，本文将通过分析“后真相时代”的舆论产生机制、传播特点以及“后真相现象”产生的影响等，提出打破“后真相困境”的对策。
一、 引 言
自2016年开始，“后真相”及“后真相时代”就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一个极为热门的学术话题。这个在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公投之后因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而突然蹿红的“热词”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者进行讨论，以至于在2018年几乎以“井喷”的姿态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后真相”时代下，新闻舆论已经凌驾于事实之上，对事实进行的编造、伪装、篡改，是主观臆想的事实以压倒性的胜利取代社会现实的一种可能性。
（二） “后真相”现象的产生原因
在当下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结构中，社交媒体依赖着高级的算法推荐技术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新闻传播领域迎来了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这直接导致了“后真相”现象的频频出现。
1. 后真相产生的技术因素:
技术赋权了个体的信息生产效能，消解了机构生产者的专业约束；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改造了人际关系的结构；个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使受众缺乏对后真相进行突围的可能性 。
二、 后真相的起源及现象化
在当下这个信息来源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受众的情绪往往会相互感染并且不断被放大,这种特征促使他们成为一个临时的舆论共同体，而“意见群落”情感的维系使得他们在某一议题中往往迅速形成态度先于事实的队列，后真相时代的特征日益凸显。“后真实”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语，似乎捕捉了时代。
尽管“后真相”现象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但它并未引起广泛关注。随着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爆冷胜出”、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后真相”一词频现大众眼前，这些最初发轫于政治学范畴，指脱离预计发展轨迹、受到大众主观认知和个人情感影响的事件，被称为“后真相事件”。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凭借其对现实社会的精准解读一举突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的 2016 年年度词汇，意指“相对于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更弱。”（It is defined as an adjective relating to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emotion appeals.）之后，该词的使用率以（？？）速度飙升，“后真相”现象也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