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研究综述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研究综述

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褒贬不一，在判断与评价中国政治制度上有很大的分歧与反差。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标准”问题，过去，人们更愿意用西方政治学标准来衡量我国政治制度，如今学者们渐渐开始探索一条正确评价我国政治制度的道路，不仅包括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有优势及特点，文章试着去梳理学者们如何正确评价我国政治制度，其标准如何，理清这些标准对于我们继续研究“政治制度评价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综述

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有经济改革而少有政治改革，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政治制度的改革却缓慢进行。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他们惯用西方政治学通用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很多国内学者也喜欢采用西方式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当人们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尤其根据不同的标准，去判断一项事物成功与否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因此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便存在巨大的反差与分歧。思想认识与价值判断越是多元，一个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广泛认同的评价标准的确立就越珍贵。如此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一个说明，需要一个标准去评价。本文将对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求客观地描绘出当前“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的研究成果及动态。

一、国内研究综述

（一）直接针对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者直接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并不多，多数学者提出了中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这类问题，并有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并未作细细论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章“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明确记录了邓小平的观点。他认为要从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及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的发展这三方面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1]。

江泽民同志认为，衡量我国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主要看四个标准。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贾立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实现了大国和平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的中国政治模式，在判断与评价上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反差呢？关键是看“标准”二字。因此贾立政认为，判断中国政治模式，应依据以下几点。一是要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规律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二是要符合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三是能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四是能够实现社会和谐。五是有稳定且高度认同的国家政权和政党制度[2]。

甄小英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利最大、弊最小的制度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制度。具体说来，衡量我国政治制度成功与否，至少要坚持五个标准。第一，

看能否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第二，看能否切实地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第三，看能否实现有序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并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第四，要看是否能实现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五，要看是否具有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的能力[3]。

柴宝勇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标准”及江泽民提出的“四个标准”属于“制度效果论”的评价标准，并进一步指出：“制度效果论”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直接制度效果论”，第二个就是“制度效果演进论”。邓小平的三个标准及江泽民的四个标准是制度效果论的第一个层面。而“制度效果演进论”则是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制度效果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政治制度之优劣还取决于制度安排是否能够让社会具有足够的自我改善即所谓“自发演进”的空间[4]。

李贺林认为，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更没有始终如一的政治制度。我们所说的好的政治制度，其实就是“适用的”“合适的”政治制度，是适合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要求、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政治制度[5]。

（二）不专注于评价标准研究，却大量涉及政治制度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多数学者并没有直接针对我国政治制度评价标准问题进行研究，但学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却经常大量谈到我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及优势，特别是在分析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分析上，充分肯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认清我国政治制度特有的优势对于如何评价我国政治制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学者们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恰恰是我国政治领域中的优势。

陈红太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与文化包容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同时这也是中国获得高速发展的奥妙所在[6]。

张树华认为邓小平晚年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句话很深刻、很有分量，因为这“四个坚持”也就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是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他认为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注重立足本国国情，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民主、个人自由、国家稳定和政治效率关系，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发展模式[7]。

胡鞍钢认为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体制的三大优势，第一，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领导人交换制度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第二，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了科学化、民主化与制度化[8]。

房宁认为中国崛起的奥秘是其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使决策成本降低的一次性授权，这一说法与其他学者所说的“集中效率优势”不谋而合。因为西方在“民主政体”之下有很多的授权过程，且是多中心的，因此在每个重大决策上免不了大量的博弈，导致交易成本很高。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相比的效率之所在，也是中国不断崛起的制度奥秘[9]。郑永年则认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他强调，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且中国政治有其特有的传统。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到西方那样的模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