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以宫廷女性作家为中心之游宴诗略论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8卷 第5期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No15 Vol128

初唐以宫廷女性作家为中心之游宴诗略论

胡菡

(平顶山学院,河南平顶山　467000)

摘　要　武后至中宗时期游宴之风日盛,武则天和上官婉儿是重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促进了这一时期宫廷游宴诗歌的兴盛,通过分析两人及其相关诗人的游宴作品,使我们初步了解初唐诗歌发展的一个侧面,以正确评价宫廷游宴诗在初唐的地位以及影响。

关键词　武后;上官婉儿;游宴诗

中图分类号　I2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07)05-0078-03

翻开《全唐诗》几乎全是男性作家的天下,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使得女诗人寥寥无几,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全唐诗》2200多人中,女性作家包括一些所谓女仙、女鬼、女怪之类,大概有300人左右,不足男姓诗人的七分之一,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权力中心的朝堂、宫廷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诗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但在初唐诗坛,出现了以武则天、上官婉儿以女性为中心的重要宫廷文人集团,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

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由初唐女性专权的历史背景所造成的。葛晓音先生在《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一文中,对此历史背景有详细的阐述:初唐女性专权的这一时期是从武则天专政开始的,武则天从永徽六年(655年)被封为皇后,至公元704年在宫廷政变中被迫还政给中宗,历时半个世纪之久,至中宗即位,政权仍由韦后、安乐公主及女官上官婉儿把持,后韦后事发被诛,太平公主又成为第三任专权的女性统治者,可以说“初唐高宗、中宗、睿宗三朝基本上都处于女性专权统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以爱好文艺之女诗人为中心的宫廷文人集团便不足为奇了。

武则天与上官婉儿就是其中的代表。《全唐诗》记载武后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今存诗46篇。在这46首诗歌中,除去30首郊庙、祭祀乐歌之外,剩下8首有4首为游宴诗作。上官婉儿集二十卷,今已失传。在保存下来的32首诗歌中,除《綵书怨》外,其余皆是游宴应制之作。这些游宴诗大多有众多诗人的同题之作保留,可见她们与当时宫廷游宴活动的紧密联系,通过分析这些游宴诗歌,我们也可窥见当时宫廷诗坛发展的一个侧面,对宫廷的游宴诗作有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以武后为中心的宫廷游宴

武后对文人的援引、提拔以及发展文艺的种种措施,自高宗以来便已形成“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重文艺”〔1〕的轻儒重文的趋势,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多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武后统治前期,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时期,通过对文人的提拔、勋旧排挤达到在斗争中的优势地位,但在其政权巩固之后,对文学的推崇便更多带有感性的色彩,文学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了。这由武后亲自建立的两大文学集团可见一斑。其在上元二年建立的北门学士集团,引文学之士元万顷、刘袆之、范履冰、苗思茂、胡楚宾等修《列女传》《百僚新戒》《臣轨》《乐书》等书,实际上是“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职”〔2〕,其时高宗武后刚刚并称两圣,是武后在其向帝位迈进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分届岭。

武后正式改唐为周后第九年即圣历二年,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多用文学之士以参之,后改为奉宸府,专为武后与两张宴饮、游乐服务,“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3〕这便是著名的三教珠英学士集团。此时武后大权在握,享乐之心日盛,这些文士聚集在武后周围,经常与两张等在内殿举行宴会,“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现崔融集中仍存有《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一诗,乃是奉承应景之作,游宴与文学的频繁结合使文人作为侍宴陪游的文学侍从身份更加明显,文学的娱乐成分更加彰目。

游宴之风自武后后期便日渐兴起,且动辄便是朝士云集的大规模宴会。《大唐新语》卷八记载:“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记……”李峤有《奉和天枢成宴夷夏群僚应制》一诗:“辙迹光西崦,勋庸纪北燕。何如万方会,颂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帝泽倾尧酒,宸歌掩舜弦。欣逢下生日,还睹上皇年。”从中可以看出明堂的恢宏气势,则天不惜大兴土木夸耀自己伟大功业,群臣对此歌功颂德的心态。

武后还于此年七月宴于上阳宫,众臣纷纷赋诗奉和,时宋之问也预其中,于是编纪众作,为之序,《全唐文》卷二四一仍保存有此序《早秋上阳宫侍宴序》:“我金轮圣神皇帝……乃望芝田,赋葛天,和者万,唱者千……而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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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虽然不免夸大其辞,但仍可想象当时宴会的盛况。

武则天较重要的一次游宴活动是久视元年五月的石淙之行,这次游宴的赋诗作品也是保留最完整的。《全唐诗》卷四十六狄仁杰的《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下题注云:“石淙山,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里,有天后及群臣侍宴诗并序刻北崖上。”其时侍游的有太子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狄仁杰、张易之、张昌宗、李峤、苏味道、姚元崇、阎朝隐、崔融、薛曜、徐彦伯、杨敬述、于季子和沈佺期共16人,每人均赋有七言律诗一首保留在各集中。

在初唐宫廷诗中,像这种大规模的君臣相伴,游历、写作山水的诗歌盛会还是第一次。从高祖至高宗年间,基本没有这样规模的宫廷山水游赏活动,宴会诗的比重也不大,多是和大臣之间的唱和诗作。在这些宴会诗和唱和诗中,也有涉及山水景物的描写,但是由于地点的局限,这些山水多是在后苑池台、园林楼阁中的人工山水。太宗时在大臣于志宁和杨师道府第举行的两次较大规模宴集,其中便多此类景物的描摹。如“池疑夜壑徙,山似郁洲移”(岑文本)“台榭疑巫峡,荷渠似洛滨”(徐敬宗)“虹桥分水态,镜石引菱光”(李百药)“花落春莺晚,风光夏叶初”(褚遂良)“雨霁虹桥晚,花落凤台春”(上官仪),这些诗句风格纤细、软媚,在意象的选择上大同小异,一方面是由于视野的狭窄,他们看到的只是“疑”“似”自然山水的面貌相同的人工山水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专意描写山水,只是在“留连文酒趣”的间隙才“放旷山水情”,因此缺乏对山水的细腻的观察与独特的体悟,所以,像《石淙》组诗真正贴近深山大壑、自然山水的描写便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飞泉漉液恒疑雨,密树含凉镇似秋。”(狄仁杰)“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洛云衣”(武三思)“鸟和白籁疑调管,花发千岩似画屏”(李峤)“千丈松罗交翠幕,一丘山水当鸣琴”(张易之)“重崖对耸霞文驳,瀑水交飞雨气寒”(苏味道)“千种冈峦千种树,一重岩壑一重云”(阎朝隐),虽然仍可见雕琢对偶的痕迹,但这种开阔的场景,雄浑的气势,是在以往宫廷山水诗中找不到的。这说明宫廷诗人的视野已经从狭窄的台阁延伸到了自然中去,拓展了宫廷山水诗歌的题材。

这组诗对七律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七律的发轫、发展、成熟过程一直晚于五律,在唐初作家用大量的五律创作的时候,七律几乎陷于停滞的发展状态。自高祖至太宗贞观年间只出现过寥寥九首七律,而到则天久视元年却出现多达十七首的同题共咏的七律,不能不引起注意。高宗之前的律诗“就声律观,不律之句尚多;同联平仄相对已占优势,而上、下联相粘尚未具规制;就对偶看,四联均偶为多,前三联偶次之,未见仅中二联对偶者。”《石淙》十七首诗“计一百三十六句,失律仅四句,同联失对六处,上下联失粘十九处,……五首全部和律,占29%”〔4〕,还出现中二联对偶三首。总之,这时七律已经出现较大的发展。

这种君臣大规模地采用七律来唱和的活动无疑会推动其在朝野之间的发展。至中宗景龙年间,短短两年时间就出现了6次大规模的宫廷游宴盛会,全部采用七律形式唱和,共68首,在初唐七律的创作数量上占有将近一半的比重,并最终发展成熟,《石淙》诗便恰恰在七律发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以上官婉儿为中心的宫廷游宴

武后后期的游宴之习到中宗时期愈衍愈烈,特别是在景龙年间达到高峰,据《唐诗纪事》“李适”条记载:“(中宗)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疬;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一年四季宴会不断。据统计,从景龙二年到四年,中宗行幸山庄,游玩山水,召集宴会达47次之多。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游玩宴会中,“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直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使得景龙年间的宫廷诗坛热闹非常。中宗时期游宴诗会如此之多,可能出于对当年被迁房陵21载,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补偿心理,但其中上官婉儿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上官婉儿没有达到武后一样的权力高峰,但在武后、中宗两朝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载上官婉儿善属文,明习吏事,“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宿构,自通天以来,内掌昭命,剡丽可观。”〔5〕及中宗即位,使之专掌制命,并进拜昭容,时上官又附于武三思、韦后一党,权势益重。

位高权重的上官同时也继承了其祖父非凡的文学才能,并且沿袭了武后时期重视文学的传统,劝说中宗扩充书馆,并于景龙二年四月,劝帝置修文馆大学士4人,直学士8人,学士12人,选善为文者如李峤等为之,每逢游赏宴集,这些学士无不跟从,赋诗奉和,上官婉儿也常参与,公开品评诗歌的优劣,优者有赏,颇为时人所羡,并时常代中宗、韦后、长宁、安乐公主数篇并作,一时风光无限,成为当时宫廷游宴的核心人物,以至“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6〕,“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7〕。中宗时宫廷诗歌的繁盛,上官实在功不可没。

在中宗的游赏活动中,登临山水、临幸别业是他一项重要的娱乐。因此贵戚大臣竞相在京洛两地建造山庄别业,相互攀比。韦嗣立在骊山的别业就十分著名,中宗曾亲临其地,命从官赋诗,自为制序,并赐爵逍遥公,命名其居为清虚源、幽栖谷;安乐公主曾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并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第成,禁藏空殚”〔8〕,长宁公主同造第东都,“第成,府财几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頫大道,作三重楼以凭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9〕,上官婉儿的居处也是“穿沼筑岩,穷饰胜趣”〔10〕,这些别业或建于山水之中,或“筑山浚池”,营造出自然山水的景致,宫廷诗人留连其中,即景生情,或描摹其壮丽,或刻画其清新,进一步延续了武后以来宫廷山水诗歌的发展。

上官婉儿景龙年间的《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便是一组描写宫廷山水的诗歌。这组诗歌有三言、四言、五律、五绝、七绝五种体裁,三言诗“逐仙赏,展幽情,踰崑阆,迈蓬瀛”,简洁的描写展现出诗人卓然不群的襟怀,四言诗“仰循茅宇,俯眄乔枝。烟霞问讯,风月相知”,“枝条郁郁,文质彬彬。山林作伴,松桂为邻”,自然平易,却又清丽疏朗,完全去除了宫廷应制诗堆砌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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