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第四讲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正当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各革命根据地推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坚持正确主张的领导人受到排挤和打击。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并进行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并载入史册。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和“左”倾错误的危害长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企图把中国东北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1931年9月18日，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

这一事件史称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很快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国东北，从1931年l0月开始，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

其中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统率驻军于当年11月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一次有重要影响的较大规模抵抗。

义勇军的斗争，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从而开始了中国人民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艰苦历程。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侵占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整个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发动对上海闸北地区的进攻，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将士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淞沪抗战。

日军将战火引向上海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为其建立伪“满洲国¨作掩护。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日本军队取得长期驻留上海的特权，在中国华中地区的要害部位拥有了一个新的侵略基地。

日本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

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眼看大片国土沦丧于敌手，而国民党政府却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城乡兴起。

此后，随着口军不断向南进逼，中日民族矛盾节节上升。

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动。

中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有可能参加到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来，这意味着民族革命的阵营将空前扩大。

九一人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明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随着局部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又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

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同时还支持和帮助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抗日斗争。

根据斗争的发展和实际需要，1933年，党又在东北地区提出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

这是在全国范制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声。

在将近六年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奋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并没有形成同仇敌忾的抗日局面。

当时，蒋介石的总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把日本的侵略看做“肘腋之疾”，而把共产党看成“心腹大患”。

因此，他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继续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围攻共产党，而将制止日本侵略扩张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斡旋和英、美等大国的干涉上。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总体上看，也未能适应形势的新变化。

面对国民党的不断进攻，共产党不能不把应付迫在眉睫的威胁置于首位。

这是党未能及时调整调整方针政策的客观原因。

然而，更主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没有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判断，而是错误地认为，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进攻苏联的前奏，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造成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加速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以“左”的眼光来观察形势，得出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结论，而他们却自以为找到了推行其一套错误方针和主张的现实基础。

这使得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不仅未能利用当时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争取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反而加大力度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

他们完全脱离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错误地估计在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后的国内形势，继续鼓吹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仍然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强调要进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等等。

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往各个根据地的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已逐步在实际工作中掌握了领导权，他们以宗派主义的手法大力贯彻所谓的“反右倾”精神。

结果，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不仅在城市工作中，而且在各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得到贯彻执行，因而造成极大危害。

1931年11月1日至5口，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

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争论。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根据地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会议把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1932年1月9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此时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试图“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

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还规定了一些不利于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过左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在此前后，中央根据地一些地方在肃反工作中，采取“逼、供、信”手段，使一批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被当做AB团分子、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杀害，造成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32年中，正当“左”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党内和各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的时候，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其战略部署是：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7月，蒋介石首先调集30多万军队，向鄂豫皖根据地进攻。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

经过长期的艰苦战斗，这支红军已发展到约4.5万人，有较强的战斗力，并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

面对强敌的进攻，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虽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

此次失利的内部原因在于，六届四中全会后受中央派遣到鄂豫皖主持工作的张国焘，推行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盲目轻敌，并在肃反中采取排除异己的做法。

在数战不利的情况下，他又惊慌失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红四方面军进人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向鄂豫皖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又调集了l0万多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进攻。

在此前近两年的时间，湘鄂西的红二军团在总指挥贺龙的率领下，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

六届四中全会后夏曦来此工作。

他同样执行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后情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这支红军只得退出湘鄂西，经辗转战斗，又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不久，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领红六军团前来会合，红二、六军团合力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

贯彻临时中央“左”的方针，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又一次进行错误的指责。

会后不久，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1932年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

红军约7万余人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歼灭前来追击的陈诚部精锐主力近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听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年初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

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

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连遭破坏，到1935年7月不得不停止活动。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

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当做“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根据实际情况，抵制“左”倾冒险主义方针，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

临时中央先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发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些错误的斗争，严重地压制和打击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使中央根据地的政治生活陷于很不正常的状态，对根据地建设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的开始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在经过长达半年之久的精心准备之后，调集5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在这次“围剿”中，他改变前几次的战法，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采取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对民众的控制；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不仅力量比以往强，而且有了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却放弃以往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进行军事指挥。

李德是德国人，原先曾是一名低级军官。

他根本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只会照搬外国正规战的一些教条。

面对国民党50万军队的进攻，临时中央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