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诗坛与庾信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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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宫体诗,前人几乎是全盘否定和批判。我们认为:第一,在创作倾向上, 宫体诗不值得肯定。陈祚明云“梁陈之弊,在舍意问辞,因辞觅态”(《采菽堂古诗选》 卷二一),可谓一针见血。第二,在风格上,秾丽下掩盖着苍白,风格单一,如出 一手。第三,在形式和技巧上,宫体诗巩固了永明以来格律、声韵的探索成就并 有所发展。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五言诗趋向短制,离五七绝定型不远。第四, 在内容上,贫乏肤浅是其致命弱点。宫体诗写妇女,受过《子夜》、《读曲》的 影响,然而缺乏民歌中的热烈真挚。宫体诗中的妇女不是爱情的对象,而是欣赏 的对象,着眼处在貌、在态,而非在情,所以不管作者如何费尽心机、绘声绘色, 总显得单薄猥琐,格调不高。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 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 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 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1)因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 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2)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 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故而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 起来,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பைடு நூலகம்体诗
从梁武帝普通(520—527)至陈代末年(589)近七十年中,以萧纲、徐摛、 庾肩吾所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统治地位。魏徵《隋书·经籍志》云: “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 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大致说来,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 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l,下者则流 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 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 的范围;而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2006年3月17日
齐梁新体诗与永明声律说
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 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同时文人沈约又 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 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他们将“四声八 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 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近体 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家有 沈约、谢脁等人。
庾信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在今河南)人。其父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 廷诗人。庾信早年很受梁朝皇室信任,与徐陵俱为东宫官属,并称“徐庾”,是 当时盛行的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侯景之乱时,他任建康令,兵败逃往江陵。梁元 帝江陵即位后,派他出使西魏。出使期间,梁元帝为西魏所灭,庾信被迫羁留长 安,历仕西魏、北周。尽管位居高官,心情非常痛苦,最终老死北方。
庾信前期之作存世不多,风格轻艳,不脱宫体之格。羁留北方后,相思之苦和 亡国之恨,使其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歌境界豁然开阔,艺术上臻于精 美,形成一种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 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庾信后期诗作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表现 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敌国的愧耻不安。其诗一方面把 南朝诗歌艺术技巧带到北方,“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沈德潜《说诗晬语》),声律更 为谨严;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北方文化中的刚健浑朴之气,唾弃南朝诗歌的浮艳柔 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
在文学上,他的一些主张与创作实践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 第一,他是永明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第二,他较早地论及了“情”、“文”、“质”之间的关系,其主 要观点体现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 一个总纲; 第三,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文“三易”说:“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 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僻 涩晦奥之风,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的。
齐梁诗坛 与南北诗风之融合
齐梁文学,是贵族化、宫廷化的文学。诗人们认为“文章且须放荡”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追求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他们 “摒落六 艺,吟咏性情”(裴子野《雕虫论》),在诗中“竞一韵之巧,争一字之奇。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文 帝书》)梁末战乱,庾信入北, “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 一),“暮年诗赋动乡关”(杜甫《咏怀古迹》其一),初露南北诗风融合之 端倪。隋代诗人薛道衡、杨素等人,更兼南北之胜,启唐之先鞭。
其辞赋、骈文成就也很高。《哀江南赋》、《枯树赋》、《小园赋》都是极受 后人推崇的名篇。正如陈祚明所云,庾信是“运以杰气,敷为鸿文”(《采菽堂古诗选》 卷三三),精工之中复饶清刚之气,成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杰出作家。
沈约(441—513)
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出身于世居江东的世族,但 早年因遇家难而流寓孤贫,乃发愤向学,四十岁以前,在仕途上颇坎坷, 四十岁以后,则比较顺畅。他年寿既长,官位又高,因此,在齐梁之际, 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
平上去入四种声调
近代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无四声,然而通过对先秦汉魏韵文的分析,发现 南朝以前汉语确实存在声调之别。
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撰《四声谱》,将之用于诗歌创作之中,时人多不理解、 反对者众,陆厥撰文反驳沈约,梁武帝萧衍曾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回答: “天子圣哲”,一说“天子万福”。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 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 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 定格。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1)因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 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2)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 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故而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 起来,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பைடு நூலகம்体诗
从梁武帝普通(520—527)至陈代末年(589)近七十年中,以萧纲、徐摛、 庾肩吾所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统治地位。魏徵《隋书·经籍志》云: “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 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大致说来,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 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l,下者则流 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 风月、狎池苑的作品。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 的范围;而从另一方面说,历来被目为宫体诗人的作品也并不全是宫体诗。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2006年3月17日
齐梁新体诗与永明声律说
魏晋以来,中国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 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同时文人沈约又 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 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他们将“四声八 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 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近体 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代表作家有 沈约、谢脁等人。
庾信及其诗歌创作成就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在今河南)人。其父庾肩吾是梁代著名宫 廷诗人。庾信早年很受梁朝皇室信任,与徐陵俱为东宫官属,并称“徐庾”,是 当时盛行的宫体诗的代表作家。侯景之乱时,他任建康令,兵败逃往江陵。梁元 帝江陵即位后,派他出使西魏。出使期间,梁元帝为西魏所灭,庾信被迫羁留长 安,历仕西魏、北周。尽管位居高官,心情非常痛苦,最终老死北方。
庾信前期之作存世不多,风格轻艳,不脱宫体之格。羁留北方后,相思之苦和 亡国之恨,使其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诗歌境界豁然开阔,艺术上臻于精 美,形成一种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 横。”(《戏为六绝句》其一)。庾信后期诗作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表现 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敌国的愧耻不安。其诗一方面把 南朝诗歌艺术技巧带到北方,“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沈德潜《说诗晬语》),声律更 为谨严;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北方文化中的刚健浑朴之气,唾弃南朝诗歌的浮艳柔 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趋势。
在文学上,他的一些主张与创作实践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 第一,他是永明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第二,他较早地论及了“情”、“文”、“质”之间的关系,其主 要观点体现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 一个总纲; 第三,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文“三易”说:“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 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僻 涩晦奥之风,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的。
齐梁诗坛 与南北诗风之融合
齐梁文学,是贵族化、宫廷化的文学。诗人们认为“文章且须放荡” (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追求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他们 “摒落六 艺,吟咏性情”(裴子野《雕虫论》),在诗中“竞一韵之巧,争一字之奇。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李谔《上隋文 帝书》)梁末战乱,庾信入北, “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 一),“暮年诗赋动乡关”(杜甫《咏怀古迹》其一),初露南北诗风融合之 端倪。隋代诗人薛道衡、杨素等人,更兼南北之胜,启唐之先鞭。
其辞赋、骈文成就也很高。《哀江南赋》、《枯树赋》、《小园赋》都是极受 后人推崇的名篇。正如陈祚明所云,庾信是“运以杰气,敷为鸿文”(《采菽堂古诗选》 卷三三),精工之中复饶清刚之气,成为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杰出作家。
沈约(441—513)
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出身于世居江东的世族,但 早年因遇家难而流寓孤贫,乃发愤向学,四十岁以前,在仕途上颇坎坷, 四十岁以后,则比较顺畅。他年寿既长,官位又高,因此,在齐梁之际, 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
平上去入四种声调
近代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无四声,然而通过对先秦汉魏韵文的分析,发现 南朝以前汉语确实存在声调之别。
周颙发现四声,沈约撰《四声谱》,将之用于诗歌创作之中,时人多不理解、 反对者众,陆厥撰文反驳沈约,梁武帝萧衍曾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回答: “天子圣哲”,一说“天子万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