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 朝鲜战争的战俘遣返问题

月开始，战争双方（一方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另一方为美利坚合众国、大韩民国等组成的联合国军）为战俘遣返原则应当是“全部遣返”还是“自愿遣返”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较量。1953年4月，双方都做出让步，在印度的折中方案基础上达成妥协，6月8日签订了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朝中方面事实上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后修改为“不强制遣返”）原则。至9月19日，朝中方面交还要求直接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12773人，联合国军交还要求直接遣返的朝中战俘75801人。不直接遣返的双方战俘经过解释，又有部分被遣返。由于大批朝中战俘拒绝遣返，美国将此宣传为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对共产主义阵营的一次胜利；而中国方面则强烈谴责联合国军以战俘营内的恐怖统治阻挠中朝战俘自由表达遣返的意愿。

遣返原则的分歧

1951年7月，朝中军队和联合国军开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11月双方在军事分界线原则上达成妥协后，在遣返战俘等议程上继续谈判。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当时相信停战很快就能实现，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达成停战的最大障碍。[3][5]。12月朝中提出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联军则要求交换战俘资料[6]。通过交换资料，美国确认联军战俘总数远少于中朝战俘。由于很多中朝战俘以前是国民党军和韩军，美国意识到联军战俘在数量和忠诚上的优势可以为西方谋求一场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1952年1月，美国提出按照战俘的意愿自愿遣返，立刻遭到朝中方面强烈反对，双方在战俘遣返原则上陷入了长期尖锐的斗争。

中朝苏的最初立场

1951年7月，在停战谈判的启动阶段，中朝苏经过协调，由毛泽东指挥谈判。经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中朝在7月5日达成的《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中决定，中朝方面关于战俘问题的立场是：在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双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对于战俘问题，最初中苏都很乐观。毛泽东在11月14日向斯大林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文通报中方意见：“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估计这一问题不难达成协议。”19日斯大林回电：“你们在交换俘虏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这是敌人很难反对的。”

由于1950年战争开始时，美国和朝鲜都宣布遵守《日内瓦公约》[2]:134，因此朝、中、苏方面认为双方按照公约全部遣返战俘不会成为停战谈判的障碍。然而，美国在战俘问题上有特别的考虑。

美国酝酿自愿遣返

美国在二战后一直支持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以使长期扣押二战战俘做苦役的苏联难堪。中国和朝鲜当时并没有签署公约，但在谈判时却开始引用公约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第118条。与此对照，美国作为公约的签字国，对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却采取了与公约立场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转变是美国出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以及人道主义宣传的多重考虑的结果。

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美国估计朝中手中约有9万联军战俘，与联军手中的13.2万朝中战俘人数相差不多。1951年6月底，华盛顿指示李奇微，关于战俘问题的基本谈判方针是先进行一对一交换，在联军战俘全部返回以后再交还剩余的朝中战俘。在1951年7月谈判开始后，美国军方和政府内部开始酝酿让朝中战俘“自愿遣返”。7月5日，陆军心理战作战处处长麦克卢尔（McClure）提出让原来是国民党军的中国俘虏选择是否去台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建议也给朝鲜战俘选择的权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和代理国防部长洛维特（Robert Lovett）表示有保留地赞同，并把这个设想送交国务院，但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反对10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同副国务卿韦伯谈论战俘问题时说，相互全部遣返不公平，他“不愿意遣返那些向我们投降并同我们合作的战俘”.。艾奇逊随后改变了立场。虽然自愿遣返原则是军方首先提出的，但这时军方从前线的李奇微、乔埃（C. Turner Joy）到参联会大多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党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自愿遣返，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僵持下去只会拖延战争，让联军遭受更多的伤亡，并会影响到联军战俘的安全遣返；而且美国一旦开了破坏日内瓦公约的先例，如果东方阵营在未来和西方的战争中获得更多的俘虏，西方阵营会十分被动。不过，政府更倾向于“自愿遣返”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如果大批共军战俘拒绝返回共产国家，这将是美国在道德和宣传上的重大胜利；他们认为确立自愿遣返的原则将鼓励共军士兵投降，而强制遣返与西方合作的战俘违反了美国“重视个人权利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和人道主义

原则，那将会严重危及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心理战作用。

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与军事斗争

1951年12月，停战谈判正式进入战俘问题的议程。双方交换了战俘名单，显示中朝手中的战俘数量大大少于美方预期，朝方还承认部分韩军战俘已经加入朝鲜，这让联军在战俘问题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12]。1952年1月2日，联军谈判代表提出自愿遣返战俘，遭到朝中代表强烈反对，美国随后将“自愿遣返”修改为“不强制遣返”。杜鲁门了解到，他的主要西方盟国都不反对这一原则，美国国内舆论也要求他采取“坚定”态度，韩国和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早就要求获得战俘扩充实力并取得宣传的好处。2月27日，杜鲁门正式决定“美国最后的立场应是不同意强制遣返战俘”[10]:753。杜鲁门公开宣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是因为他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不愿意重演二战后强制遣返苏联战俘的悲剧，但毫无疑问这一决策出台的背后也有着明确的政治计算。

第三方调解

从1951年7月开始，联合国军针对朝鲜的运输线展开了被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袭，试图摧毁朝中方面的抵抗意志。从9月起，朝鲜的运输枢纽新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带遭美军集中轰炸，八成铁路运输陷于瘫痪[13]。然而，绞杀战虽然使朝中军队的供给一度面临极大困难，还直接导致朝鲜在1952年春发生了饥饿人数达朝鲜近六成人口的严重饥荒，但朝中方面以争锋相对的“反绞杀战”使联合国军的空袭没有达到目的。1952年6月，美军转而空袭朝鲜的工业基础设施，朝鲜90%的发电设施遭到破坏，其中包括鸭绿江上中朝共用的亚洲第一大水电站水丰水电站[14]。从7月11日起，美军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了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仅7月11日夜的轰炸就造成6000多平壤居民伤亡，“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

1952年2月，金日成认为朝鲜已经无法再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希望中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向联合国军让步[15]。7月，在美国新提出遣返8.3万人的条件之后，金日成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条件实现停战，但毛泽东反对向敌人的狂轰滥炸屈服，他认为在朝鲜的局部战争可以打乱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并表示中国愿意尽全力帮助朝鲜渡过难关[16]。面对朝方和中方的分歧，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他表示中朝应当继续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立场。斯大林认为朝鲜除了战争牺牲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为了帮助朝鲜，苏联将“不惜全力”。斯大林还向中方指出：“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末中国人就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17]

谈判达成协议

谈判双方冷战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曾一言不发静坐132分钟。

双方战俘的情况

联合国军战俘概况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靠近中朝边境的碧潼建立战俘营，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Korean Atrocity!: Forgotten War Crimes 1950-1953》一书中披露了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饿饭和殴打的事例：如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麦克劳林少校在关押期间，掉了66磅的体重。《敌军工作史料》中指出：美军战俘“在碧潼每天死亡三人”、“晚上没有被子盖”。被俘者回忆在中国人拿给他们和平请愿书时认为内容不太离谱而签了字，到了公布时却被加了很多内容。（联军官兵口述回忆-历史沙龙）费席尔回忆说为了强迫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