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妍小说的女性视角

雷妍小说的女性视角

姓名：杨静班级：研12中文学号：12010030

摘要：雷妍是 20 世纪40 年代北平沦陷区的重要作家之一，其小说取材广泛，既有现代都市，又有田园乡村；既有上层显贵，又有市井贫民。但不管取材如何广泛，其创作总是贯穿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自身懦弱的审视以及对封建男权社会的批判，这也正体现了其创作的显著的女性文学特色。本文将从女性悲惨命运的申诉，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本体的审视三个方面来探讨雷妍小说的女性视角。

关键词：雷妍，女性命运，自由意识，女性本体

进入1990年代，大陆学者对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借着这个高潮，张爱玲研究成为显学，苏青、梅娘的研究也都日渐深入，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到现在还遗漏了一个雷妍，就像以前曾经遗漏张爱玲、苏青、梅娘她们一样。”[1]雷妍是北平沦陷区重要的女作家，其创作生命期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她出版了《良田》《白马的骑者》《奔流》《鹿鸣》《少女湖》《凤凰》六个小说集，还有很多小说和散文未收入集子，算得上是当时创作颇丰的作家。沦陷区文学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总形势下的一个子文学区，身处这样一个受到异族的统治的现实环境，为了让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作品有生存之路，雷妍和其他大多数的沦陷区作家一样，选择规避政治，转而通过描摹日常生活来言说当局不准说而自己想说且应该说的话。这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就是对“人”的关注，且雷妍在关注“人”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女人”，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雷妍时无法不研究雷妍笔下所表现的各式各样的女性以及其抒写女性是所选取的视角。

一、女性悲惨命运的申诉

雷妍的小说虽然题材广泛，体裁多变，但是始终没有脱离两性话题，其小说体现出了其对女性爱情、婚姻、职业和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怀，从其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中国妇女的呼声，这声音虽然软弱、脆细、无可依靠，然而则确是发自千万妇女的胸腑，这是真的中国妇女的呼号，毫无假借或做作。”[2]雷妍小说所刻画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式乡村女性，一类是新式知识女性。雷妍清楚地看到女性一生的命运都被系在了爱情和婚姻之上，爱情和婚姻的不幸将导致女性一生的苦难。所以，她所给我们展现的两类女性的悲惨命运，其实就是这两类女性悲惨的爱情史和婚姻史，不过，新式的知识女性在遭遇爱情或婚姻的失败后，若选择勇敢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则会较传统女性多经历一重悲惨，就是职业的失败。

旧式乡村女性因承受着男权社会的重压，加之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灌输给她们的思想，使得她们变得隐忍而愚昧，也使得压迫者的行为变得合情且合理。“牢固的封建父权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从来就不是女性的乐园，失乐园是男性独享的人生大悲哀，与女性无缘，与城市相比，乡村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逼仄，女性承受的来自男性的压迫与摧残更加严重，面对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和歧视，乡村女性无处遁逃。”[3]《幽灵》中道貌岸然的父亲为了让别人赞美他的高洁就逼迫自己二十岁的女儿守节，并且残忍地囚禁没给自己生儿子的妻子，而这个被封建礼教洗脑的旧式女性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并认为自己女儿拒绝守节而出逃是自己的耻辱，她无颜面对丈夫，于是就自觉地接受了囚禁令。《良田》中的林大奶奶年轻守寡，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得其没有勇气改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忍受丧夫之痛和内心孤寂的同时还要应付对自己垂涎已久的小叔子。为了避人口舌，她收养了一个儿子，但这个不上进的儿子却偷了她的钱财逃离了她，最终她在流尽最后的两滴泪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而林大奶奶的弟媳林二奶奶的短暂一生就是一部受尽丈夫欺凌折磨的悲惨史，最后她只能选择自尽来解脱自己。此外，《浣女》中的竹娇，《越岭而去》中的锁儿媳妇，《魁梧的懦人》中的王丽英，她们也是受到男权社会压迫和封建礼教禁锢的悲惨的乡村女性。在这压迫和禁锢下，乡村女性的地位是低下的，

她们根本没有主宰自身的权利，封建男权社会提供给她们的选择就是接受和隐忍又因为长期受封建礼教的熏染，所以这类女性通常不具反抗意识。因而，她们在面对自己的不幸命运时，多数是选择消极地忍受，有的甚至做起了压迫自己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而就算有部分乡村女性选择出逃也是因为受到自己所爱男性的鼓舞，且出走后的命运如何也是不可确定的，难保她们不再重蹈覆辙。

新式知识女性虽然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已经明确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争取幸福、自由的权利，但是她们所处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充斥着封建守旧思想的社会，她们的一己之力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现状，她们无法抵御包办婚姻对她们爱情和婚姻的破坏，也无法让社会给予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机会。又加之她们本身思想的缺陷，如：她们一旦无法与所爱之人双宿双飞，便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对爱情和婚姻及其他的一切追求，为了报复和赌气嫁一个自己不爱之人，仿佛她们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爱情和婚姻之上，此外，她们在面对爱情时有时太过懦弱，有时又会因为同情而与他人结婚。因此，新式知识女性也没能逃脱旧式女子的不幸命运。《鹿鸣》中的竹韵在爱情和婚姻中遭受了巨大的磨难，最后她勇敢地走出家门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事业，结果却发现凭着她的一腔勇敢根本无法在这个男权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只因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似乎“社会的裁判是专为女性预备的”。《十六年》中的陈忆娥因其所爱的王大川接受包办婚姻娶了另一个女人，一气之下就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最后沦落到被丈夫抛弃的悲惨境地。《轻烟》中的方青只敢躲在信纸背后享受爱情的甜蜜，却没有勇气勇敢追求，最终因为自己的懦弱造成了爱情的悲剧。《黑潮》中的女主人公因同情心而嫁给了自己的追求者，婚后才发现自己所托非人，婚姻的失败使得其毅然决然踏上了走向社会，需找自我价值之路，结果只工作了半年就失业了。《遥远的天边外》中何曼因同情嫁给了穆建业，错过了两情相悦的苗天宇，婚后穆建业不忠于婚姻而且脾气暴躁，最终二人离婚，何曼带着孩子离开，但孩子不久即夭折，当遇到丧妻的苗天宇时他们却无法回到过去。

雷妍巧妙的截取女性生存状况艰难的横断面，以此凸显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命运的不幸，为我们展现了生存于男权和封建宗法制并重的社会中的女性的悲哀，抑或说是生命的悲哀和社会的悲哀。

二、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

雷妍从小生活在一个衣食无忧、备受宠爱的家庭，这造就了其乐观开朗的性格，且毕业于新式学堂的父亲思想开明，主张儿女都要接受教育，所以雷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开朗的性格和良好的教育使得雷妍的自由意识特别强烈，一如其《号角》中所说：“我愿化成一只纤长的号角，不然就化成一只猛禽，那么凌空一飞，那么任意叫，那么自由。”[4]加之雷妍所处的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得自由不仅是普通百姓，更是作家所渴望而不可及的。此外，作为女性，雷妍深刻地体会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自由的限制。鉴于以上三种原因，雷妍在其小说中着重展现了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和她们对自由的渴望。

《越岭而去》《前路》以及《白马的骑者》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闭塞乡村中的女性。这些女性面对社会、家庭施加给自己的压迫和不公，最终摒弃了封建礼教的束缚，选择和自己所爱之人私奔，去寻找属于她们的幸福。小说通过私奔这一行为展现了乡村女性自由意识的觉醒。《越岭而去》中的锁儿媳妇抛下了她那还是尿泡孩子的小丈夫，选择和相爱的东柱私奔，“他们毫不迟疑地走去，向上，向上，越过玉虎岭走向一个新的境域”。[5]《前路》中的三妞因替父亲抵账而要被迫嫁给胡大爷的儿子狗剩，但她的内心又深爱着黑牛，且黑牛已经决意带其私奔，可是她又怕自己的出逃会给父母带来麻烦，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她最终选择和黑牛去开辟和创造他们自己的美好天地。《白马的骑者》中承受着村中人们流言蜚语的年轻寡妇小白鹿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最终义无反顾地和东柱奔向了属于他们的辽阔平原。

不过三妞、锁儿媳妇和小白鹿的自由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她们多是在自己所爱男子的引导下才萌生了这种自由意识，最终选择私奔。相较而言，雷妍小说中知识女性由于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内心多具有自由意识，但是这种自由意识在她们生活稳定、幸福时，往往局限于恋爱和婚姻中，而关于追求自我社会价值的自由意识，则多是在家庭遭遇变故，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