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通识教育：经验与借鉴

香港高校通识教育：经验与借鉴
香港高校通识教育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髓，又仿效了西方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实践模式，在教育理念、组织机构、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与管理等方面积累了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对目前大陆高校通识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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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因学科领域和职业分工细化，通识教育在专业教育的冲击下逐渐沉寂。

至20世纪60年代又在人们对科技异化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声中再度兴起，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之一。

香港高等学校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也纷纷着手通识教育改革的实践。

香港近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11年英国人建立的香港大学，至1963年中文大学建立及后来的学院的升格，香港高等教育在中西文化的聚汇、冲突、融合、港化中逐步发展。

所以香港高校通识教育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精髓，又仿效了西方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实践模式，其经验对目前大陆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无疑有着“桥头堡”和“过滤筛”的作用。

本文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大学三所综合性大学为例，从通识教育理念、组织机构、课程设置、课程实施与管理四个维度总结他们的经验，并指出了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教育理念
香港大学注重“全人教育”(Whole—person Education)和学生基本能力发展(如“才能拓展计划”)。

港大仿效英国的“五二三”学制，大学时间过短，无暇顾及本科之外的正式“课程型”通识教育，所以有人说“历史上最长的香港大学，从未有过通识教育的考虑”。

随着世界通识教育改革浪潮的高涨，港大也认识到通识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1995年成立通识教育单元(General Education Unit)，为所有的大学生提供“全人教育”，培养学生在社会中所需要的(或是被要求的)广博的知识、基本的能力，并和学校其他部门一起努力营造一个学术、人文的校园氛围，以利于学生成长、学术讨论、艺术鉴赏等，促进大学的道德规范、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人格教育。

中文大学关注“均衡教育”(Balance Education)，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大模式”，成为香港高校通识教育的典范。

中大于1963年由崇基、新亚、联合三所传统的书院合并而成，并坚持了四年学制。

所以中大自建校之初便强调通识教育，是香港通识教育开展最早的大学。

中大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整体教育的重要部分，通识即融会贯通知识。

其课程旨在推行均衡教育，以扩展学生的视野，培养抽象与综合的思考能力，使其在瞬息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能内省外顾，高瞻远瞩”。

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张灿辉也指出：“大学生应该有内省的能力，文化的品位，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灵，更应该有关心社会关心世界的胸襟。

……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从偏见、无知、狭隘、傲慢中解放出来，使学生成为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人。

这正是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的信念和理想。

”
岭南大学传承了“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思想。

岭南大学于1999年由岭南学院升格而成，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非常重视学生的“博雅教育”。

通识教育课程主任欧阳桢指出：“通识教育为学生灌注对知识的无休止的渴求，以掌握终身学习的窍门。

一般学科教导学生在专门的行业中发挥所长，通识教育则探讨生命的基本问题——生命何为?工作何为?如何求心之所安?这就是岭南大学博雅教育的最重要部分——通识教育。

”其旨趣在于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扩宽知识和概念视野，强化他们对道德、公民与人道责任的了解和承诺，从而使他们更能面对科技、社会、政治与文化剧变的挑战。

二、组织结构
1995年香港大学成立专门的通识教育单元和通识教育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并协调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和实施。

目前委员会人员构成为：港大前副校长Spink教授担任主席，另设一名秘书和17名委员，分别来自社会工作和管理系、生物化学系、教育学院、计算机中心、建筑系、社会学系、学生事务部、历史系、法律系、课程研究所以及学生代表。

从委员的构成我们不难看出港大通识教育单元是个跨学科跨部门的机构，有利于学科之间的融合和系际沟通，吸收学生代表，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中文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部(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负责通识教育行政方面的工作。

设校和书院两级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由校长任命，委员包括教务长，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副主任，各学院及各书院代表，中大学生会及书院学生会代表列席会议。

设通识教育考试委员会，负责学生通识教育课程的考核和评定。

从机构组成可以看出，中大的通识教育组织严密、管理有序、灵活多样，保证了通识教育质量。

岭南大学也设立通识教育部，成员由一名主任和一名文秘组成，机构简单，但功能和港大、中大相差无几，主要起协调作用，负责向所有学生提供通识教育课程。

岭南大学还设立了通识教育咨询会，由校外人士组成。

目前咨询会主席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明中心主任郑培凯担任，另有来自中大、港大、教育协会、媒体等的5名委员。

三、课程设置
香港大学的通识课程种类繁多，包括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科技等等，略偏重文化艺术项目。

港大将所有正式课程组成五大领域：文化与社会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思考技能与自我提升、历史研究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

“非课程型”内容和活动大约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1)个人成长和自我发掘，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参加实践学习活动，以利于他们个人、人际和社会发展。

(2)文化意识项目，主要发展参与者对多元文化和艺术的欣赏，扩展他们对香港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

(3)团队价值观和职业道德项目，主要促使参与者认识、理解并反思现代团队价值和职业道德，以及这样的价值和道德怎样使事业得以成功。

(4)海外实习。

(5)导师制计划。

中文大学的通识类课程历经40年风风雨雨，未曾有过间断，但也不断地随着时代、社会、大学整体学制的转变而变动和发展。

中大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大体经历了书院通识课程、系统化的“七范围”课程、灵活学分制下的“三范围”课程、重整后的“四范围”通识课程和最新修改的“两范围”课程等个大的领域，建立起了课程间的普遍联系。

港大形成文化与社会研究、思考技能与自我提升等五大领域，中大几经变迁融为“两范围”，岭南大学合为三大类。

“非课程型”上，三所大学通识教育活动丰富多彩、涉及面广，有讲座、周会、年会、读书会、研讨会、访问、沙龙、舍间教育、野外探险、海外实习等数十种，名称各异，但殊途同归。

4．实施学分制和导师制，公开课程信息，推行质量管理。

大陆高校目前基本上都实行过渡式的学年学分制。

学年学分制是学年制和学分制的结合，它按学年和学时计算学生修读课程的学分，在教学管理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和个性化倾向，特别是大量选修课程的开设，学年学分制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束缚了学生修课的自由，这也是造成前述教室撞车、课时撞车、学生逃课听讲座等的主要原因。

同时“学年式”固定课程占据太多的教学资源，导致高校选修课从资源、数量、质量上都受到限制，所以大陆高校的选修范围非常狭窄。

近两年虽有许多重点大学平均削减了约30％的必修课时，但大部分高校在选修课开设上仍是举步维艰。

而仅现三所香港高校，他们为了配合通识教育的实施，除了医学等特殊专业外，都推行灵活多样的学分制，从时间、资源、师生积极性上保证了通识教育的有效运转。

在通识课程信息公布上，大陆高校仅仅在学校的网站上列出大堆的课程名称、授课教师、授课时间和地点，学生往往根据名称或社会热门需求来判断和选择。

所以大陆高校通识课堂上一些所谓的热门科目如管理、经济、法律、外语是济济一堂，两三百人同时上；一些所谓冷门但关系到学生成长的科目如哲学、社会学等则门可罗雀。

香港高校在选课前可以从网上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每门通识课程的主要内容、目标、运用领域、科目大纲、参考书目、考评形式、相关资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职业生涯规划、兴趣点等进行自由选择，既利于个性化的人才培养，也利于形成学生负责的学习态度。

大陆通识选修课只要愿意参加，无须交纳听课费或押金。

一些学生每学期都选大量的课程，再看哪门学分容易拿，结果边上边丢，即使全丢了也没关系，反正来期还可选，只要四年期间拿到要求的学分就可以了。

这首先反映出学生对学习、对自己选择的一种不负责任态度，本身就有损于通识教育目标——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

其次，学生再三重复选课，多次占据大量教学资源，造成通识课堂超负荷运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通识教育形象。

而香港三所高校规定：学生选课每门要交纳一定押金，如果按期通过，押金退还。

如港大在通识课程登记表头注明：申请者须交纳100港币押金，在满意完成课程后退还。

香港作为祖国开放的“窗口”，其高校通识教育经验具有代表性、前瞻性和国际化的特征；而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共识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又使得他们的实践经验对大陆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大陆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虽然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但实质性的进展甚微，我们仍需要不断地学习、探
索、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先进高校的经验，诸如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宝贵经验，才能让我们走得更正、更稳、更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