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

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新编地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按：在思索方志编纂问题时，回顾了个人写的一些文章。

其中这一篇是我参加地方志工作后不久写的，但现在看来，其中提出的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二论修志中，似乎还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现在上载在此，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参与编写地方志，对方志的改革和创新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现趁浙江省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写出来向大家求教。

一、我以为，地方志的创新要考虑它所处的文化环境。

大家在谈到编写地方志的重大意义时，常引旧志利用的实例作证明。

正是这些议论引导着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和读书界对新方志的评价标准。

当新编地方志达不到这种要求时，就产生了“内行人不想看，外行人看不懂”的责难。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不重视新旧方志迥异的文化环境所致。

一年多来，笔者收集分析了100多条方志利用的实例，大致可分四大类：一是为各种专业史研究提供史料；二是利用方志资料开展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三是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咨询，例如发掘地方传统产品、技艺，开拓了生产门径；四是平反错案，了结悬案，纠正错讹。

而在利用性质上，又有两种情况：对于旧志的利用，常常是志书本身发挥资料作用，属直接利用性质，天文、地震、人物事迹之类，多如此；而新志的利用，则往往是修志工作中发现的原始资料起了作用，属间接利用性质，志书仅起中介作用。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旧方志时期，许多学科尚未形成或分化出来，省、地、县都不可能有专业资料的管理机构和系统配套的专业著述。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地方志就备载万物、巨细无遗，成了全方位的综合资料书。

传之后代，就自然成为现代科学探寻本学科历史资料的宝库，如地震资料、天文资料(如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国际文化交流资料(如甘肃武威关于日本沙门志满的记载)、各种专业技术资料、灾异资料等等。

到了民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华文化中迅猛崛起，分科也细了。

但各学科的发展还不可能普及到地县，尽管县志的内容开始缓慢地近代化、科学化了，也不影响地方志作为全方位综合资料库的作用。

到了现在，新方志处身其中的文化环境是大不一样了，特别象浙江这样的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以慈溪为例，就有许多资料机构，有专门提供综合资料的统计局和已配套成龙的档案馆、室；有各专业的观测、研究、情报机构如水文站、气象站、虫情测报站，各种科技情报所，各级专业资料室等等；还有对重大县情的较大规模的普查，如地质普查、土壤普查、资源普查、水文调查、人口普查等。

而上述种种活动，最终都编有综合资料，立有系统档案馆，而且向社会开放，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专业工作者决不会撇开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求助于宏观得多、概括得多的县志的第二手资料。

这就是说，新编地方志如果没有明确的读者对象，没有限定资料收录的层次规格，就会吃力不讨好。

在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一种著录要能为所有人服务，为所有人所必需，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越想万能，结果将是越不受欢迎。

2.我们读旧志，确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有正史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对于新编地方志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由于地方志记载一方之详情，当然比正史详，“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当然更近于真实，这是与旧志相同的。

但是也有不同之处，这除收录资料的层次规格不同已如上述外，还有如下两点：首先，历代统治思想都与人民思想相对立，因此与那些王朝严密监督下编修的正史相比，地方志就可能保存一些统治者讳莫如深的资料，这是地方志的重要贡献。

而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与旧志相反，任何试图离经叛道，去追求旧志曾经有过的那种长处的企图，都完全错误的。

其次，旧志中许多珍贵的科学资料，是在祥瑞、天罚、异象、奇闻的外衣下保存下来的。

对此，我们应持有保留地扬弃、有批判地继承的态度，走极端是不行的。

在当代，必然地会有一些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的自然异象，民间传说中总会带上光怪陆离的色彩，我们新编地方志，如果为了表明自己科学，不予记载，就很可惜。

试想多少年后，科学有了新发展，某些怪异现象恰好表现了某种自然规律，到那时追寻历史记载，旧志中倒有，新志中却是空白，怕也不好交代。

譬如查有实据的特异功能，譬如金华发现的人形何首乌等等，似应记上一笔。

我们只要想一想旧志中那些有世界性轰动效果的记述，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但是又绝对不能采用祥瑞、天罚之类的迷信形式。

于是，如何正确区分“宣传迷信”和“实录怪异”的问题就提出来了，需要切实地加以解决。

总之，新旧地方志有不尽相同的文化环境，新旧方志的社会功能也势必会有不同，纯粹从我们怎样利用旧方志来框定新方志的功能，是不全面也不确切的。

新编地方志，应以不同的文化环境为依据，明确界定志书的服务对象，随后才谈得到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增益什么，才能确定志书的文化层次，才能有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

二、要向社会宣传新志编纂过程中的即时效应，争取社会对方志事业更大的支持，志书质量才能更上一层楼，创出更新的局面。

这里所说的修志即时效应，并不是指新方志出版后的现实社会效果，而是指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服务效果。

《中国地方志综览》中设了一个“社会服务”栏目，选录了54条实例，大都属于此类。

该栏还附录了有关文章目录180篇，从中可以看出，对这种即时效应的宣传，存在着对方志界多对社会少的毛病。

这180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仅2篇，其中有魏桥同志的《老祖宗留下的信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3篇，也是以方志界为对象的；而其余173篇则都发表在史志通讯刊物上，仅作为业务交流资料，十分令人惋惜。

而且，从内容看也还比较狭窄，大都没有超出上述的4个方面，未能反映“即时效应”的全貌。

其实，仅下列几个目前还未见宣传的内容，就足以说明“即时效应”之强烈，足以引为我们这代修志人员的自豪。

首先，不少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县情，解放几十年来从未有过如此系统全面的整理。

而且，以往的县情研究，大都为应付急需，受各时期指导思想的局限，现在放到一起，材料矛盾，估价分歧都出来了。

在如此混沌的县情资料上，要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简直有点缘木求鱼。

这次为了向县志提供数千字的初稿，他们收集了10倍甚至上百倍的资料，而且资料的可靠性、系统性、科学性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

于是，通过修志不仅出了志稿，还产生了这样的现实效果，即不仅各部门的参修人员成了专业县情信息的活的存贮库，而且，修志中的审稿、评稿活动实际上成了县情再认识再论证活动！所有这些，对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不少切切实实领导了修志工作的部门负责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其次，《慈溪县志》创修以来，从收集材料到分编成稿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总纂，前后发现了许多缺门，使县志编写难以为继，这就迫使人们为补阙罅漏而开展实地调查。

这股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一没敲锣打鼓，二不哗众取宠，是完全自觉的踏踏实实的活动，使许多从未有过文字记载的实情得以昭示于世，补足了县情研究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诸如社会商业的规模，河库容蓄的现状，西段海岸的坍涂史迹，县境海塘的实际布局，台风总路迳与县境台灾的关系等等，大都是通过广为调查甚至实地勘察才逐渐搞清楚的。

这些资料本身的弥足珍贵当不在话下，而活动中那切切实实的调研作风和业务能力的提高则更有深远的意义。

另有一些无从调查的项目，也同样给人以启示，告诉人们县情中有一些重要内容一直被忽视了。

例如慈溪一直没有物候观测，自然历当然编不成了；慈溪1981年后因海岸远离观测站，低潮位记录就只能阙如；慈溪海岸西段流沟位于境外，对其活动未能作协作观测，抗坍涂斗争就只能堵截而无法疏导等等，都给现实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因此，县志中的缺项，也是此处无文胜有文，作用显著。

此外，修志工作在干部培养上的作用也十分显著。

同志们通过修志，系统学习了路线政策，熟悉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还在树立实事求是作风，提高分析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这里就不详论了。

及时广泛地向社会宣传修志的现实效应，必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关心修志工作，对于志书的观点、材料、体例、文字就更可集思广益，保证质量。

三、引进先进科学方法对提高志书质量至关重要。

对照胡乔木同志提出的“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要求，新志编写中采用“新的方法”一项，除思想方法已力求用新的以外，具体方法则很少引进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这种情况的产生，当然与修志人员知识结构不太合理有关。

另外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引进先进方法会增加志书行文的艰涩，以致影响志书的可读性。

这种倾向，目前正影响着新编志书的时代性和质量，值得引起注意。

现举数例加以说明。

在人口统计中，生命表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技术之一。

但由于它原来只限于研究人口的死亡变化，因此新编志书大都不予录载，或者仅以死亡率代替。

然而，根据近年的新发展，生命表已广泛地应用于公共卫生、社会保险，以及长寿、生育力、人口迁移和人口增长的研究中，不少国家还用以进行人口预测和对丧偶妇女、孤儿的研究，对已婚者寿命长度，有劳动能力者寿命长度和丧失劳动能力者寿命长度的研究。

再加上运用生命表法还可以省去每年统计实际人口年龄分布和年龄别死亡率的繁复工作，相当简捷，因而成为人口统计中最有价值的数表之一，新编县志不予录载实在是考虑欠周的。

在方言志的编写中，我们如果能有条件地接受萨丕尔关于“语言有个底座”的观点，对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文化语言学有所了解，对于入志方言材料的选择角度就会大不一样。

由于语言的历史地域变化往往反映着文化背景的变化，方言材料的选择就必须考虑文化历史背景。

例如对杭州方言的描述，如果考虑到宋室南迁的历史，就必然会突出杭州话的北方型词汇系统和吴语型语音结构的特点以及城区与郊区的微观差别。

以慈溪来说，历史上西部长期属越州，东部长期属明州，而自秦以来，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为世所罕见，而自给自足之农业经济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大可不必超出本府之外，因此，如实反映慈溪东、西两部分方言之殊异，显然十分必要。

在材料数据的处理上，利用计算机等最新工具，并努力引入新的数学模型也十分必要。

《渭南县志》的“自然灾害”部分，就将1480～1983年共504年的旱涝灾情，按时间等级序列编成系统资料，并借助电子计算机作谐波分析，制成了旱涝等级序列滑动平均曲线，并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旱涝灾害的基本规律，既生动直观，又科学严谨，不失为志书运用先进科学手段的范例。

这个实例还告诉我们，尽管先进分析手段本身极为专业化，相当深奥，而其结果却可以表述得十分通俗而直观，决不会影响志书的可读性。

再以方志编纂中必须运用的逻辑工具来说，由于人们宥于传统逻辑的藩篱，运用中就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其实，如果能引入现代逻辑的新发展，适当引入概率逻辑、次协调理论、素朴集合论等等新理论，并注意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方志新体例就有可能得到理论阐释而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