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母亲形象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母亲形象

作者：霍蓉光

来源：《文学教育》2012年第11期

内容摘要：本文梳理了《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母亲形象，研究她们的个性，如温顺的孙母、忍辱负重的冯玉青、病态的李秀英；总结她们的共性：弱势的地位、苦难的人生，缺乏主体意识等。最后，探讨这些母亲形象的意义。

关键词：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母亲形象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对于余华的创作生涯有着重要意义，评论家普遍认为这部小说体现着余华由先锋向现实的回归，是余华创作风格转型的标志。近年来对于《在细雨中呼喊》研究主要涉及了小说中的恐惧主题、苦难主题、成长主题，而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人物形象缺乏鞭辟入里的分析。本文选取了母亲形象的塑造这一角度去研究《在细雨中呼喊》这部小说，以孙母、李秀英、冯玉清这三位母亲为代表研究她们的个性，总结她们的共性，探讨这些母亲形象背后体现出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以及现实意义。

一.孙母：温顺愚昧的母亲

《在细雨中呼喊》的主人公孙光林的亲生母亲，在这里我们简称孙母。正如许许多多默默辛勤劳作、默默承受苦难的母亲一样，这位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温顺。这位生活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的母亲，她的温顺首先表现在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家庭和丈夫的一件“工具”——劳动的工具、泄欲的工具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不仅每天要勤劳地在田间耕作，而且还要温顺地满足丈夫随意的性要求，生育更是她作为女人责无旁贷的任务之一。

孙母的温顺还突出体现在她对丈夫的态度上。她的丈夫孙广才是一名彻头彻尾的乡村无赖。他贪婪好色、残暴嚣张。当孙广才大模大样地出入何寡妇家时，母亲没有表现出对丈夫的丝毫不满，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装作若无其事；当她与何寡妇打架，被何寡妇骑在身上痛打后，她也没有指责罪魁祸首的父亲，而是向一个已经死去的儿子求救：“要是孙光明还活着，她饶不了你。”母亲唯一的一次反抗是在她临死之际，这个一生都沉默寡言的女人，大声喊叫着、罗列着被丈夫偷运到寡妇家中的物件，而这反抗是如此地无力。

可悲的是在男权社会中，她的思维方式也被同化，虽然生育了三个儿子，但在长子为重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她看重长子，喜欢哥哥孙光平。二儿子孙光林则在很多时候被她忽略。小说中写到孙光林考取大学后，母亲的表现：“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哥哥，她更希望的是我哥哥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1]可见孙母既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一个不自觉的被同化者。

二.李秀英：病态的母亲

孙光林的养母李秀英是一个典型的病妇形象，她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小说描写了孙光林和她初次见面的场景，首先是她居住的环境，她的房间里有许多小凳子，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她所做的就是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这一描写揭示了李秀英压抑的生活空间和乏味的生活状态。接着是她的外貌描写，突出了她的眼睛和声音：“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我的耳朵”。[2]这些描写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病”和李秀英的关系。

小说刻画李秀英这一人物主要是通过写她的“病”。小说写到她对于空气湿度的敏感。每天早晨“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着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到来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以及在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小说还写到她对于风的惧怕：“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

三.冯玉青：屈辱的母亲

鲁鲁的母亲冯玉青是一个被侮辱的、被损害的母亲。曾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女子冯玉青不幸失身于乡村无赖王跃进，这似乎是她不幸人生的开端。冯玉青在南门的最后一年里，她的主要经历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屈辱”。从她当众执拗地抱着王跃进的腰要求他跟自己去医院检查开始，她在南门的名誉就已经丧失殆尽。没想到，当初占有了她身体的男人，并不想为她负责，还当众羞辱她，之后王跃进还跟别的姑娘结了婚，满怀屈辱的冯玉青则跟着一个货郎逃离开了这个让她充满耻辱的南门。

再次回到故乡的冯玉青领回了五岁的儿子鲁鲁。这次她仍然没有逃脱屈辱的命运，而且堕落得更深了。为了维持母子两人的生计，冯玉青白天洗刷塑料薄膜，晚上开始操持着皮肉生意。饱受屈辱的冯玉青在外貌上也发生了变化，借由主人公孙光林的眼睛描述了一变化“这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她遭受岁月摧残的脸。脸上的皱纹已经清晰可见，她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看到我时，就像灰暗的尘土向我漂浮而来”。最后冯玉青和客人交易时被警察抓住送往七桥监狱劳教，儿子鲁鲁则成为了流浪儿。

四.共性：灰暗的母亲群像

虽然《在细雨中呼喊》的母亲形象各有特点，但她们也有共性。首先她们都是家庭中弱势的一方，是受虐的对象，是苦难的承受者。苦难是余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研究者富华曾指出余华所叙述的苦难有两个层面上的涵义：“人性之恶”——人物的现实层面上的“生存（命运）之难”和“人世之厄”——人物的生命体验层面上的“存在（灵魂）之苦”[3]。孙母的勤劳、

温顺、坚忍、逆来顺受是七十年代农村家庭妇女的缩影。她可以强忍着产后的虚弱和剧烈的疼痛，给在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但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不满的怒吼。她的善良沉默换来的是丈夫一次又一次的背叛，直到自己孤独地死去；苍白虚弱的李秀英不仅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强壮丈夫的“同房”要求，“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最终李秀英的丈夫因欲壑难填而另寻新欢；而冯玉青则一直饱受男人伤害，先是被无赖王跃进欺负，后来又被货郎抛弃。最后她彻底沦为男性的玩物。

其次，对于自己的孩子，她们的母性被压抑，无力给予更多的保护与爱。当儿子孙光平的第一门亲事被父亲荒唐地破坏后，孙母的表现就是“坐在厨房的灶头，用围裙偷偷擦了一天的眼泪”，当儿子们遭受父亲的暴力时，她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悲惨的命运；穿一件潮湿内衣就会发烧的李秀英，对于养子孙光林的照顾与爱是极其有限的，她五年间只出过一次家门，更多的时候是在床上躺着。在丈夫王立强死后，李秀英独自回了娘家，抛弃了养子孙光林；生活艰难的冯玉青经常粗暴对待儿子鲁鲁，斥骂追打是家常便饭。最后冯玉青因为卖淫被抓，鲁鲁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成了流浪儿。

五.《在细雨中呼喊》母亲形象的意义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母亲形象书写，反映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和乡镇不同生活环境下女性的命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实际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命运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笼罩在男权社会的阴影之下，在社会生产、道德价值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可以说，“《在细雨中呼喊》所表达的就是令人恐惧的非理性的世界”[4]这个非理性的，令人恐惧的世界在作者所描绘的母亲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余华小说中的这些母亲形象还反映了女性自身固有的缺陷。纵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母、李秀英、冯玉青，她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身主体意识的缺失或压抑。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社会生活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与价值”[5]。而余华笔下的母亲们则在生活等各个层面无意识地以男子（丈夫）为中心，自己或者局限家庭的生活空间，或者局限于母亲、妻子这样的附属性角色，缺乏对自我的认识，在潜意识里服从于男性或者一个高于自身主体的“他者”，而只是很温顺般地依从于“他者”给自己的命运安排。她们当面对现实困境的时候，都缺乏改变现实的主观意愿与能动能力，而只是默默地、被动地承受着社会、他人给自己的压迫和伤害。这样的母亲形象充满了悲剧意蕴，令人深思，发人警醒。

参考文献：

[1]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2]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