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书写

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书写
作者：昌平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1日点击数：75
摘要：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独具个人魅力的女作家，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空间书写，凝聚着她对上海的都市空间想象，这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享乐的空间，下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则被挤对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为了生活不停地忙碌奔波，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渊薮。

同时，丁玲以她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中踽踽独行的命运遭际，流露出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关切。

关键词：丁玲上海空间女性命运书写
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独具个人魅力的女作家，从青春时代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直到古稀之年的最后一篇《“牛棚”小品三章》，她一直坚持自己独立女性的写作身份，用一支敏锐细腻的文笔，对她情有独钟的女性主题，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中踽踽独行的命运遭际，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关切，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空间书写，丁玲为文学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上海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城市之一，许多作家都对它进行了描绘，它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

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英国学者麦克·克朗指出，小说描写城市早有悠久的传统，但城市不光是都市生活的资料库，不光是故事和情节从中展开的一个场景，不论它叙写得怎样绘声绘色，城市景观同样也表现了社会和生活的信念。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①现代都市的建构，带给人一种区别于乡村生活的全新的生存体验，形成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特征。

都市中“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和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

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②。

同样，都市人的冷漠、孤独、厌世、计较等性格特征也皆是都市生活体验、调整的结果。

可以说，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中的上海空间书写，反映出了中国都市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断裂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屈辱与自尊、文明与罪恶。

这一切又都构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奇特面貌，中西杂陈，华洋共处。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将北京与上海作为城市文化的两极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与北京相比，“文学的上海就是这样支离破碎，无从整合。

不同作家笔下的北京是同—个，连空气也是一整块的，不同作家笔下的上海却俨若不同世界以至不同世纪。

即使在同一位作者那里，上海也会破碎，割裂。

”③如在男性作家的眼里，上海这个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演绎着种种波诡云谲的传奇故事：茅盾笔下的《子夜》展示的是金融界的风云波涛，城市的商业气息和拜金主义弥漫其间；曹禺的《日出》描绘了一个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布满诱惑的邪恶之地；在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们的眼里，上海则是一个充满着情欲诱
惑的是非之地；在左翼文学那里，则是机床边肌肉紧张得绽裂的上海；在沈从文一组描写闸北贫民区的小说里又是棚户区绝望的上海……应该说，“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一直居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充当了中国现代化领头羊的角色，积聚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

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对上海的书写，也就被充分地赋予整个民族热烈企盼现代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人们从‘上海书写’当中，能够更多地领会到有关民族独立、社会解放、迈向现代文明的诸多宏大的叙事价值。

换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达出了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意义诉求。

”④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在短篇小说《日》中，丁玲这样打量上海：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东方的海面上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时候，迥然不同的在一个青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

有一部分，是高耸着几十丈以上的高楼，静静的伏着，锥形的楼顶，衬于青空，仿如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淡烟为点缀。

每间方形的房子里，刚刚灭了那艳冶的红灯，在精致的桌上，狼藉着醉人的甜酒的美杯，及残余的烟烬。

……⑤这篇短篇小说以“天亮了”为开头，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上海的都市空间印象，“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点染出上海的喧嚣与繁华，而“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地方”则标示了上海的都市性质，像一幅标签，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在这样一个为帝国主义租界的空间里，天空是“青白”的，高楼是“静静的”，房子是“方形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慵懒的、享受的，是一些大腹的黄种人，戴礼帽的白种人及酒醉的远方兵士和为胭脂染污了的长眉女人……而在这又宽又长，为高楼遮掩得很暗的马路那端，则是另一幅不同的景观：一些彳亍着找不到生意的少女，边喟着长气，边招摆着两股，在天亮后丧气地走回她们的小房子里去。

都市的另外一部分，是在林立的大黑烟筒荫蔽之下，挤满着破乱的小屋，这里有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他们的身体是“瘦恶的”，穿的是粗蓝布，脸上沾满污垢，头发是蓬乱的，连鞋子也是破的。

他们天一亮，就在临着臭沟的乱泥路上，急急忙忙地往压榨这成万工人以赚钱的工厂去，空着肚子赶到厂里去做早工……接下来，小说由近景变为远景，就像电影的长镜头一样，展现工人们上班的全景图：几百个由有产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及贪婪的自己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齐响起锐利的笛声；厂门大敞着拥挤着肮脏的人。

从门里放出来更脏的一群，这些是整夜都未曾合目，补白日工人的缺，使机器白天黑夜都不停息转动的人。

这里太热闹了，还夹杂有小孩喊饿的呼声。

⑥
上海作为雄强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及有钱人的天下，挤兑了下层百姓生活的空间，他们与下层百姓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在丁玲的笔下，上海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天堂，是有钱人醉生梦死的乐园，是底层无产者受苦受难的渊薮……作者不无悲愤地写道：“这些人的生活苦得很，思想也麻木了，毫无希望，毫无思想，继日以夜的苦干着。

为什么这群人虽不为自身计，也应为将来的子孙后代计，而一暂停那累死人的工作，去做一不平常的运动？”⑦显然，作为一名左翼作家，丁玲当时的思想是激进的，对生活在上海大都市底层百姓的未来寄予了自己的隐忧与同情。

女性的命运和遭际一直是丁玲早期小说关注的重点。

丁玲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屋里》
刻画了一个离乡进城为娼的阿英，她思念种田的丈夫，却觉得丈夫不能为她赎身。

尽管目睹鸨母虐待没有客人的同类，但毅然满足于自己不需劳动又不愁吃穿的出卖肉体的生活空间。

在这个文本中，作者曲折地表达了对这种安于现状的“暂时作稳了奴隶”的底层农村妇女命运的深深忧虑。

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小说的主人公子彬是一个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他和妻子美琳生活在静安寺路一个很干净并且安静的弄堂里，有一个两层楼的单间，有一个卧房和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还雇佣了一个女仆，吃得很好，悠闲时还可以到卡尔登、大光明等一些电影院去看电影……这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空间。

然而，子彬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很鄙夷，只是希望关在象牙塔中撰稿。

美琳认为他们的生活没有起色，她不愿做笼中鸟雀，终于离开家庭，参加到朋友若泉的行列，到大众中去了。

小说还间接描写了工人们的穷困生活，米粮涨价，房屋加租，工作时间延长，衰老的不是减工资便是被开除，反抗的斗争，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小说展现了一幅社会异常忙碌的全景图。

小说力图呈现社会变革与稳定的小资家庭生活空间的冲突，小说中的美琳，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娜拉”，但这个“娜拉”“追求的已不纯粹是个性解放，而是人民的进步事业”。

⑧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中，革命者望微与情人玛丽在上海久别重逢，她不理解望微近来人生观发生的变化，觉得自己被望微冷待了，埋怨他将工作看得很重，将爱情看得很淡。

望微在生活中处处节俭，一切以工作为重，而作为富家小姐，玛丽则好幻想，爱享乐，过分在意自己的情感空间。

她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打扮，甚至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参加望微他们的会议，想以自己的美丽轰动全场，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玛丽出走，在望微因从事革命鼓动而被拘入囚车之时，玛丽正与新的情侣进出于大百货商店。

很显然，玛丽似乎在仿效娜拉，但她的个人享乐主义只能和上海的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相匹配，她的个人情感空间只适合于物欲的上海，享乐的上海，而革命的上海与她水火不容，她是属于别一世界的。

在这个文本中，丁玲试图对上海的空间进行区分，力图展示私人空间／社会空间或者情感空间／社会空间的冲突。

在30年代的红色革命中，当望微们试图变革业已根深蒂固的社会空间时，他们的私人空间便受到了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理想，要么牺牲情感，奋然前行；要么等待观望，坐以待毙。

“大百货商店”在这个文本中于是就成为一个都市空间意象，它代表着望微和玛丽的分水岭，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是空间的原点或焦点，身体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

因此，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

然而，在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空间里，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之中，“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

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

”⑨女性的身体变成王权、族权、父权、夫权竞相争逐的场域，于是这种压迫通过各种空间对身体的挤压，使女性身体的本真性生存意蕴遭到否定，从而显得无意义和无价值。

丁玲在1927年底和1928
年春发表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展现了梦珂和莎菲两位女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空间里，身体不能自主无所适从的窘况，纵然反抗也不能找到适合个人需要与发展的空间，最终被社会这个巨大的空间所吞噬的悲剧。

《梦珂》的主人公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学校的卑俗空间容纳不了她；退学寄居姑母家后，富豪家庭的空间践踏了她的爱情；在“圆月剧社”当演员，她忍受屈辱，最终走向人生地狱的深渊。

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孤独者与举世皆浊的社会相抗争的悲剧，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身体被强大的社会空间所吞噬的悲剧。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她渴望脱离封建家庭的脐带，按照个人主义的理想而独来独往，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包括自由选择爱人。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空间里，是不能容忍个人主义存在的，莎菲只能在病态的生活空间里燃烧与煎熬，最后她变得敏感、多疑、疲惫、烦闷、百无聊赖而又心境不宁，她瞧不起苇弟，鄙视凌吉士，最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空间里无所适从。

小说奏响了一曲女性个人主义失败的哀歌，饱含着作者对女性命运遭际的深切同情。

总之，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书写，凝聚着作者对上海的都市空间想象，这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享乐的空间，下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则被挤对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为了生活不停地忙碌奔波，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渊薮。

同时，丁玲以她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中踽踽独行的命运遭际，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关切，为我们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独特的文化空间景观。

①福科:《空间、知识、权力》，见包亚明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②[德]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见汪民安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

③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④黄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⑤⑥⑦丁玲：《丁玲文集》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第224页，第224页。

⑧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⑨苏红军，柏椂：《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作者：昌平,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叙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