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书写

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书写作者：昌平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1日点击数：75摘要：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独具个人魅力的女作家，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空间书写，凝聚着她对上海的都市空间想象，这里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享乐的空间，下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则被挤对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们为了生活不停地忙碌奔波，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渊薮。

同时，丁玲以她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中踽踽独行的命运遭际，流露出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关切。

关键词：丁玲上海空间女性命运书写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独具个人魅力的女作家，从青春时代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直到古稀之年的最后一篇《“牛棚”小品三章》，她一直坚持自己独立女性的写作身份，用一支敏锐细腻的文笔，对她情有独钟的女性主题，为我们勾勒出中国近代女性在追求个性解放中踽踽独行的命运遭际，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与关切，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空间书写，丁玲为文学史留下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繁荣的现代都市，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上海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城市之一，许多作家都对它进行了描绘，它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

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英国学者麦克·克朗指出，小说描写城市早有悠久的传统，但城市不光是都市生活的资料库，不光是故事和情节从中展开的一个场景，不论它叙写得怎样绘声绘色，城市景观同样也表现了社会和生活的信念。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

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

”①现代都市的建构，带给人一种区别于乡村生活的全新的生存体验，形成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特征。

都市中“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和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

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

……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②。

同样，都市人的冷漠、孤独、厌世、计较等性格特征也皆是都市生活体验、调整的结果。

可以说，现代都市文化镜像中的上海空间书写，反映出了中国都市进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断裂与发展、传统与现代、屈辱与自尊、文明与罪恶。

这一切又都构成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奇特面貌，中西杂陈，华洋共处。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将北京与上海作为城市文化的两极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与北京相比，“文学的上海就是这样支离破碎，无从整合。

不同作家笔下的北京是同—个，连空气也是一整块的，不同作家笔下的上海却俨若不同世界以至不同世纪。

即使在同一位作者那里，上海也会破碎，割裂。

”③如在男性作家的眼里，上海这个大都市是“冒险家的乐园”，这里演绎着种种波诡云谲的传奇故事：茅盾笔下的《子夜》展示的是金融界的风云波涛，城市的商业气息和拜金主义弥漫其间；曹禺的《日出》描绘了一个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间布满诱惑的邪恶之地；在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们的眼里，上海则是一个充满着情欲诱惑的是非之地；在左翼文学那里，则是机床边肌肉紧张得绽裂的上海；在沈从文一组描写闸北贫民区的小说里又是棚户区绝望的上海……应该说，“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一直居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充当了中国现代化领头羊的角色，积聚着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

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对上海的书写，也就被充分地赋予整个民族热烈企盼现代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人们从‘上海书写’当中，能够更多地领会到有关民族独立、社会解放、迈向现代文明的诸多宏大的叙事价值。

换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书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达出了整个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意义诉求。

”④丁玲笔下的上海空间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在短篇小说《日》中，丁玲这样打量上海：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东方的海面上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时候，迥然不同的在一个青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

有一部分，是高耸着几十丈以上的高楼，静静的伏着，锥形的楼顶，衬于青空，仿如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淡烟为点缀。

每间方形的房子里，刚刚灭了那艳冶的红灯，在精致的桌上，狼藉着醉人的甜酒的美杯，及残余的烟烬。

……⑤这篇短篇小说以“天亮了”为开头，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上海的都市空间印象，“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点染出上海的喧嚣与繁华，而“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许多人种所共同管辖，共同生活的地方”则标示了上海的都市性质，像一幅标签，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在这样一个为帝国主义租界的空间里，天空是“青白”的，高楼是“静静的”，房子是“方形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是慵懒的、享受的，是一些大腹的黄种人，戴礼帽的白种人及酒醉的远方兵士和为胭脂染污了的长眉女人……而在这又宽又长，为高楼遮掩得很暗的马路那端，则是另一幅不同的景观：一些彳亍着找不到生意的少女，边喟着长气，边招摆着两股，在天亮后丧气地走回她们的小房子里去。

都市的另外一部分，是在林立的大黑烟筒荫蔽之下，挤满着破乱的小屋，这里有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他们的身体是“瘦恶的”，穿的是粗蓝布，脸上沾满污垢，头发是蓬乱的，连鞋子也是破的。

他们天一亮，就在临着臭沟的乱泥路上，急急忙忙地往压榨这成万工人以赚钱的工厂去，空着肚子赶到厂里去做早工……接下来，小说由近景变为远景，就像电影的长镜头一样，展现工人们上班的全景图：几百个由有产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及贪婪的自己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齐响起锐利的笛声；厂门大敞着拥挤着肮脏的人。

从门里放出来更脏的一群，这些是整夜都未曾合目，补白日工人的缺，使机器白天黑夜都不停息转动的人。

这里太热闹了，还夹杂有小孩喊饿的呼声。

⑥上海作为雄强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及有钱人的天下，挤兑了下层百姓生活的空间，他们与下层百姓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在丁玲的笔下，上海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天堂，是有钱人醉生梦死的乐园，是底层无产者受苦受难的渊薮……作者不无悲愤地写道：“这些人的生活苦得很，思想也麻木了，毫无希望，毫无思想，继日以夜的苦干着。

为什么这群人虽不为自身计，也应为将来的子孙后代计，而一暂停那累死人的工作，去做一不平常的运动？”⑦显然，作为一名左翼作家，丁玲当时的思想是激进的，对生活在上海大都市底层百姓的未来寄予了自己的隐忧与同情。

女性的命运和遭际一直是丁玲早期小说关注的重点。

丁玲在《庆云里中的一间小屋里》刻画了一个离乡进城为娼的阿英，她思念种田的丈夫，却觉得丈夫不能为她赎身。

尽管目睹鸨母虐待没有客人的同类，但毅然满足于自己不需劳动又不愁吃穿的出卖肉体的生活空间。

在这个文本中，作者曲折地表达了对这种安于现状的“暂时作稳了奴隶”的底层农村妇女命运的深深忧虑。

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中，小说的主人公子彬是一个颇有一点名望的作家，他和妻子美琳生活在静安寺路一个很干净并且安静的弄堂里，有一个两层楼的单间，有一个卧房和一个客厅，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房，还雇佣了一个女仆，吃得很好，悠闲时还可以到卡尔登、大光明等一些电影院去看电影……这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空间。

然而，子彬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很鄙夷，只是希望关在象牙塔中撰稿。

美琳认为他们的生活没有起色，她不愿做笼中鸟雀，终于离开家庭，参加到朋友若泉的行列，到大众中去了。

小说还间接描写了工人们的穷困生活，米粮涨价，房屋加租，工作时间延长，衰老的不是减工资便是被开除，反抗的斗争，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小说展现了一幅社会异常忙碌的全景图。

小说力图呈现社会变革与稳定的小资家庭生活空间的冲突，小说中的美琳，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娜拉”，但这个“娜拉”“追求的已不纯粹是个性解放，而是人民的进步事业”。

⑧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中，革命者望微与情人玛丽在上海久别重逢，她不理解望微近来人生观发生的变化，觉得自己被望微冷待了，埋怨他将工作看得很重，将爱情看得很淡。

望微在生活中处处节俭，一切以工作为重，而作为富家小姐，玛丽则好幻想，爱享乐，过分在意自己的情感空间。

她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打扮，甚至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参加望微他们的会议，想以自己的美丽轰动全场，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玛丽出走，在望微因从事革命鼓动而被拘入囚车之时，玛丽正与新的情侣进出于大百货商店。

很显然，玛丽似乎在仿效娜拉，但她的个人享乐主义只能和上海的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相匹配，她的个人情感空间只适合于物欲的上海，享乐的上海，而革命的上海与她水火不容，她是属于别一世界的。

在这个文本中，丁玲试图对上海的空间进行区分，力图展示私人空间／社会空间或者情感空间／社会空间的冲突。

在30年代的红色革命中，当望微们试图变革业已根深蒂固的社会空间时，他们的私人空间便受到了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理想，要么牺牲情感，奋然前行；要么等待观望，坐以待毙。

“大百货商店”在这个文本中于是就成为一个都市空间意象，它代表着望微和玛丽的分水岭，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是空间的原点或焦点，身体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

因此，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

然而，在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空间里，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之中，“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

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

”⑨女性的身体变成王权、族权、父权、夫权竞相争逐的场域，于是这种压迫通过各种空间对身体的挤压，使女性身体的本真性生存意蕴遭到否定，从而显得无意义和无价值。

丁玲在1927年底和1928年春发表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展现了梦珂和莎菲两位女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空间里，身体不能自主无所适从的窘况，纵然反抗也不能找到适合个人需要与发展的空间，最终被社会这个巨大的空间所吞噬的悲剧。

《梦珂》的主人公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学校的卑俗空间容纳不了她；退学寄居姑母家后，富豪家庭的空间践踏了她的爱情；在“圆月剧社”当演员，她忍受屈辱，最终走向人生地狱的深渊。

作品呈现的是一个孤独者与举世皆浊的社会相抗争的悲剧，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身体被强大的社会空间所吞噬的悲剧。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一个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的知识女性，她渴望脱离封建家庭的脐带，按照个人主义的理想而独来独往，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包括自由选择爱人。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空间里，是不能容忍个人主义存在的，莎菲只能在病态的生活空间里燃烧与煎熬，最后她变得敏感、多疑、疲惫、烦闷、百无聊赖而又心境不宁，她瞧不起苇弟，鄙视凌吉士，最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空间里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