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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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文化建设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一、文化与科技发展的互动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文化与自然相对立的两者关系来说,人类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自然支配文化,人受自然控制,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文化开始支配自然,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开辟了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的两条进程;第三阶段的特征是,人类超越了其赖以起源的动物界而进入了文化自身发展的新阶段,自然成为文化的一种新形式。科学技术造成文化变迁,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也在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文化逐步起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的作用,文化的进步必然包容当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成果。文化与科技创新的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主旋律。当代的科技创新在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
时已晚了。
早期的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科学而折射到技术发展上。文艺复兴后的二次工业革命都是科学知识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而实现的。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具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优越的文化,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欧。这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发现精神”使科学知识与技术实现结合。历史学家确认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必要的科学知识,早在100年前就已存在,只是等着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成熟;或等待一些自学成才的天才发明家,如纽科门、瓦特等,将现有的知识和工艺技术结合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技术。文化是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的助产土和催化剂。当然,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与中国无缘,除了文化影响科学落后,失去与技术结合的历史机遇之外,还有许多值得反上思的
其他原因,尤其是闭关锁国,不开放不与外国交流,是中国在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影响在当前更加明显。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教授钱颖一在对美国硅谷何以成功的环境和文化作了研究以后认为,硅谷环境和硅谷文化造成了创新和创业的新天地。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更缺乏的。前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对中关村能否同硅谷的创业竟争持并非乐观的态度,原因是两者在文化上的差距很大。李开复说:“硅谷正在生成一种转向市场驱动的文化,而在中国,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的趋动。”要从“受技术驱动的文化”转向“由市场驱动的文化”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还同时受制度文化的制约。这种转变需待以时日。目前
最重要的是应努力营造创新文化,让北京与上海等重点城市成为区域的创新温床,争取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心”。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创新氛围”,也即是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到今天,文化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为了实现科技创新,我们在文化上还必须以极大的努力补课。因为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文化在其最深层,是与有关整个世界工作原理的核心假设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工作模式。这些假设虽然并不为人们所明显意识,但它们是组织基础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物质需求等方面的直接表现。尤其在今天处在“科技创造实在”的时代,文化意义决不可小视。杨振宁教授甚至说,要想“知道21世纪的教育是什么样子,首先要看21 世纪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得与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观念,有许多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和精华,特别在培养人的修养、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是先进的。但另一方面如尊经注经、论资排辈、重义轻利、明哲保身、封闭保守等,是与创新的思想相违背的。它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受这种文化长久熏陶的人,中庸为先,较少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为天下先。因此儒家文化多少影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迎来生机勃发、敢闯善创的创新之风,我们就要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变革,亦即来一番文化创新。
实用与探索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的是“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追求知识的实用,知识于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用传
统儒家的话说,就是“学者以圣王为师”,而圣人则“不求知天”。读书既是为“用”,那么知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下,其好处是学以致用,但却影响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很难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西方的文化传统正好与我们的相反。古希腊人之对于知识,往往出于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而不是把它当作“手段”或“工具”。正是因为有了对知识的这种态度,这种不计利害的追求,例如一代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阿基米德出乎我们意料的坦言:他之发明各种机械,其实仅仅“是自己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而已”。正是古希腊先哲的这种思想帮助形成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并直接促成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
威与创新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在过去的年代
中,“尊经注经、论资排辈”的文化意识对科技创新带来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究竟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争论的。尊奉权威和现存的条框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子在中学阶段,甚至在大学的学习课程中在国际的竞争中十分出色,而在科学创新的研究中就相对逊色的原因。
鼓励与批评中庸为先,明哲保身的儒家思想,也对我们的科技创新带来了许多方面的影响。在中国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人们习惯于相互之间的鼓励,而不善于开展批评性的争论和讨论。
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于学术批评的态度也反映在成果鉴定,项目评价上。目前我国的科研项目完成时的验收、鉴定,多数是以说好话为主,大家给项目挂上一个达到某某先进水平的帽子,很少真正能听到对项目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是因为从上到下,都是希望听到赞扬的一面。
科学与行政官本位的思想也直接反映到科技活动中,为创建一个有益于科研的环境,许多中国研究机构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行政结构的改革和以业绩为基础的评估体系的建立。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应付单位里或上级部门行政人员“制造的”非科学事务上。对行政性的制约和繁琐的抱怨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但对中国科学家来说,还有额外的障碍。科学研究就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