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俑

中国古代陶俑俑的出现和东周俑的艺术特征仲尼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梁惠王上》）。

俑是模拟人的形象，用以象征殷商和西周时盛行的殉人的替代物的偶人。

由孔夫子的言论，可见始作俑应在春秋晚期一起那，但具体早到什么时间，尚无确证。

不过如从制作俑代替或人殉葬来考察，恐怕也不会早过春秋时代。

中国古代人殉滥觞于史前时期，盛行于殷商。

目前考古发掘中获得的东走俑，时代较早的一组出土于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晋墓之中，约葬于春秋晚期。

仅用木材修削成呈站立状的人体轮廓。

人殉与用俑共存于同一墓中，山东地区的齐国墓葬中也发现过。

殉人与用俑共存，一方面表明以俑替代生人为殉的作法已开始流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旧礼俗的废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也正是开始用俑随葬阶段的时代特征。

战国时期的俑，考古发现较多，大致说来在南方的楚墓中多用木俑，齐、韩、秦墓中多用陶俑。

各国的俑艺术特征有别。

齐国的陶俑，形体都不大，一般高度不及10厘米。

只塑造出人体的粗略轮廓，简单塑出头个双臂，下体长衣及地而缺乏足部的刻划。

头上颜面部分削修成斜面，或突出鼻部，墨勾眉目，唇或点涂朱色。

有模拟奴婢伎乐的偶人。

男俑可辨形貌的有武士俑，多批甲持物。

韩国的陶俑，形体也很小，乐舞俑塑制粗拙，仅具任务形体轮廓而已，缺乏细部刻画。

俑体遗有刀刻痕，并曾涂朱色，足下平齐有一孔。

秦过的俑发现资料不多，塑工同样拙稚，初具形态而已。

南方楚地所作俑，艺术风格与其北的齐、韩、秦、周的小型陶、泥俑不同。

从材质方面看，楚俑多用木制，虽然多数的造型尚未脱出仅雕出粗略形体轮廓的拙稚作法，但是也已出现近于圆雕、形体比例较为准确的作品。

另一特色，是除了以施加彩绘表现色彩艳丽的衣裙和发式的一般手法外，更利用楚地生产的华美丝织品来装扮木俑，只将木俑头部作细部刻画，躯体只削制出极为粗略的轮廓，然后披上以丝织品裁制的衣裙。

木俑模拟的人物，主要是奴婢乐舞和武士。

或许因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缘故，楚墓木俑中还有形貌奇异威猛的镇墓俑。

秦俑艺术特征始皇即位之处，就发天下徒七十余万，穿治郦山，为自己构筑陵墓。

在好大喜功的思想指导下，工程力求宏伟，逾越前代帝王陵寝。

连随葬明器的制作模型，同样追求宏伟壮观，前无古人。

考古发掘中获得的秦俑，几乎皆为陶俑，只有极少数以青铜制作，主要有以下三组：第一组出土于陵园外围墙以东1公里处的几座俑坑之中，皆为陶俑，且皆为模拟当时军队将士形貌的陶俑，与真人等高，并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及木制战车模型。

第一号坑，其面积最大，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原为土木混合结构的地下建筑。

推测全坑至少埋放陶俑多达6000件，以及一些由4匹陶马拖驾的木质战车模型。

陶俑排列整齐，由已发掘的俑坑东端，可知最前面横排3列210件弓弩手，后面是排在两侧长廊和9个纵向过洞中的38路纵队的步兵和战车兵，在左右长廊外侧又各有1列面朝外的弓弩手。

2号坑在1号坑北侧偏东处，它的平面呈曲尺形，面积约6000平方米，这坑中主要放置的是战车和骑兵，也有步兵，估计全坑应有战车89乘，驾车陶马356件，陶鞍马116匹，各类陶俑900余件。

第3号坑在1号坑北侧，位置偏西，面积较小，仅520平方米，平面呈“凹”形。

坑内中部放置1乘髹漆彩绘木车，驾车陶马4匹，两厢是执投的武士俑，全坑共有陶俑68件。

第4号坑是没有建成就废弃了的空坑。

总起来看，3个俑坑中的陶俑可能多达7000件，驷马战车100多乘，驾车陶马和骑兵鞍马超过1000匹，还有许多陶俑原手执或佩带的真实青铜兵器等文物。

第二组出土于陵园范围内的“马厩坑”。

这些殉入真马和陶俑的马厩坑已发现2处。

此外，在陵园西侧内外城垣之间的殉有珍禽异兽的坑中，也有陶俑出土。

陶俑均为男像，或坐或立，形体与陶俑坑中的武士俑接近。

第三组与上述两组不同，是以青铜制作，现已发现2件，出土于始皇陵封土西侧约20米处的铜车马坑中。

都约当真实车马和真人的二分之一大小。

已发现的三组秦俑，第一组和第二组都是陶俑，数量众多，足以据其分析秦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

创作这些人像的目的不是为了观赏，只不过是用于替代活的人马，用以模拟的皇帝的侍仆及排列成送葬的军阵，将俑制作的与真人活马同大，其面容发髻以及衣服铠甲，还有马具和木车，无不尽力如实模拟制作。

由于形体高大，难于整模塑型，只有采取按身体不同部位分别制作，再套接，粘合成整体。

接合时采取自上而下逐步叠塑的办法，先制作底托板和双足，再上接双腿，再叠塑躯干，插接双臂，最后插合上陶俑头部。

人形大轮廓完成以后，再贴塑刻划细部，特别是面部造型。

陶马力姿，也是严格按真马的形体和大小塑制，同样采取将马体不同部位分别制作，然后接合成形，最后贴塑鞍垫等马具。

待焙烧以后，再施彩绘，虽然色彩多已脱落，但陶俑出土时有的还保留有彩绘痕迹。

彩绘使用的是矿物质颜料，以明胶作为调和剂，浓色平涂于俑体之上。

陶马敷彩绘方法与陶俑相同。

秦俑显示出许多前所未有的艺术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秦陶俑并不是为了欣赏的美术品，其目的仅是用来替代丧葬仪制中的真人，因此从形貌、身材到服饰、发式，几乎都是按活人实物原貌、原尺寸复制模拟，毫无提炼、概括、夸张、想象等再创作可言，亦不重视体态的生动传神，只求如实模拟而已。

因此，几乎全采取僵直呆板的立姿，只有手臂因持物不同而稍有变化，姿态呆板而缺乏动感。

只有陶俑的颜面部位，在贴塑眉目耳鼻，以及发髻胡须时，因系不同的制作者分别用手工贴塑修整，于是每个陶俑之间都有细微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产生了陶俑的个性特征。

今观赏陶俑头部特写时，常感生动而且每个面相颇具性格特色，但全俑形体，就呆滞生硬而缺乏个性了。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陶俑的色彩，前已述及当年陶俑遍体皆饰彩绘，将原来的陶色全部遮盖。

当年秦俑的制作者，很可能是用多变的而艳丽的彩色，缓解了陶俑形体造型的呆板，为俑群增添了几分华丽多变的风采。

秦俑表面施涂浓彩的技法，实开中国传统大型彩塑群体，特别是后来的成组合的宗教彩塑技法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

谈到秦俑造型之呆板，固然是受到当时雕塑艺术不够成熟的局限，但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一造型特色也与秦代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严密控制的状况相适应。

不过秦陶刻板划一的姿态，已可满足当时制作者的需要，充作皇帝丧仪的随葬明器。

数千形体呆板的陶俑，排成军阵，显得出乎意料的齐整、划一，足以显示始皇帝的威仪，形成独特的威严肃穆的氛围，酿成令人压抑的威慑气势。

除皇帝陵的规模宏伟的俑群外，一般的秦墓中也有随葬俑群，其规模和形体都无法与皇帝陵用俑相比。

湖北江陵一带秦墓中的木俑，看来因秦的统一过于短暂，所以那些木俑还沿袭着原来楚俑的风貌。

西汉俑的艺术特征西汉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丧葬时用俑也是如此，但经始皇苛政，秦末动乱和楚汉之争，导致社会经济凋敝，百姓亟须休养生息，所以帝王之丧仪，不再能完全追循秦始皇那样盛大奢靡。

以此之故，汉陵陶俑虽然沿袭秦风，但形体尺寸已不再如实模拟真人的体高，制作时自可少耗民力。

汉文帝霸陵附近，窦皇后陵园西墙外丛葬坑，汉宣帝杜陵北的陪葬坑，汉景帝阳陵丛葬坑都出土陶俑，在汉长安城内西北部，发掘了一组烧制俑的陶窑址，这些窑所烧制的正是阳陵、杜陵发现的那种裸体俑。

现已出土的汉陵陶俑看，大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完全沿袭秦陶俑旧制，俑体模拟塑出衣冠带履，施以彩绘；第二类则是模拟人体塑成裸体男、女人像，然后披穿帛衣，与秦俑造型风格迥然有别。

两类汉俑与秦俑相比较，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是形体明显比秦俑小得多，进入西汉以后，像秦始皇陵俑坑所葬高如真人的大型陶俑，已成为历史上的绝响，不复存在。

其次是汉俑均模制，分头、躯干、腿、足四大段分别用范模塑出，然后接合，耳、鼻、阳具等是分件塑出后粘附的，颜面又经捏塑修整。

整体造型符合人体比例，制工较秦俑细致，面目五官的造型更生动，体态较自然，特别是取消了秦俑为了站立稳固而在足下粘接底托板的拙稚手法，使陶俑以双足承重站立，增强了真实感。

第二，汉俑系塑成整体后入窑焙烧，因模制出的泥坯双足承重不足，装窑焙烧易折损，故当时的制陶工匠采用聪明的手法，将俑的泥坯头下足上，倒立排列在窑室内，待焙烧成陶质后，俑的双足就坚硬得足以承重，可直立无虞，这样烧造可减低残次品率。

第一类陶俑，以文帝窦皇后陵园丛葬坑为例，都是模制后焙烧成陶质，然后敷重彩，仪态端庄，躯体的轮廓线流畅优美，其造型已不再有秦俑呆板之态，塑造工艺远远超出秦俑之上。

第二类俑，以景帝阳陵陵园丛葬坑为例，陶俑以男俑为多，都是端立的姿态，裸体遍施橙红色，以更真实地模拟人体肌肤。

俑躯无臂，安装木制臂膀，出土时多已朽毁无迹。

俑体披穿衣袍铠甲，陶俑手持或佩带的各类兵器及工具都以铁或青铜制作，并与俑的体高相配合，尺寸也大致是事物的三分之一，制工极为精致。

也有女俑，还有体披朱红色细叶长甲、骑马带剑的女俑，更显神韵多姿。

除人物外，从葬坑中也置有彩绘陶动物模型，有牛、羊、猪、犬和鸡等。

将俑制成裸体，再披穿丝织品的衣服，自与秦俑不同，应是承袭了战国时楚俑的艺术风格。

刘邦本人和朝中重要将相如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都是在楚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均习楚俗。

当时帝王将相多喜好楚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楚之歌舞。

由于西汉初年宫廷文化中楚风盛行，所以帝陵随葬陶俑虽袭秦制，又承楚风，融会创新，使汉俑造型摆脱了秦俑呆滞生硬的模式，转向生动精致、富有生趣的时代新风。

除帝陵外，在帝陵近旁的陪葬墓及外地的侯王墓，有的也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随葬陶俑坑。

咸阳杨家湾陶俑坑可能与绛侯周勃家族有关，汉都长安以外地区侯王墓的随葬陶俑群，以江苏徐州狮子山的发掘最为重要，可能是西汉初某代楚王的随葬品。

在汉代著名将帅死后，有以军阵送葬的习俗，如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

杨家湾出土的陶俑群，正是送葬军阵的模拟物，主要由步兵和骑兵组成，也发现有木制战车。

狮子山俑群则以步兵为主，也有少量木车残迹。

这些模拟军阵的汉陶俑，在造型方面似较多地保留着亡秦遗风，除少数坐姿的以外，士兵俑都取挺身直立姿态，常右臂上曲呈持物形状，所持兵器已缺佚。

这些陶兵马俑虽然形体较秦俑小得多，但姿态划一而呆板，较多保留着秦兵马俑遗风，只是取消了秦俑足下稳固用的底托板，以双足承重，因此增添了几分真实感。

骑兵俑造型也与秦俑作牵马端立的姿态不同，改为跨骑在马背上，且在俑群中的比重增大，反映出西汉初军队兵种构成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

并非所有王侯死后都能享有军阵送葬的荣誉，因此也并非所有的王侯的坟墓都附有模拟送葬军阵的陶俑坑。

更多的王侯墓是将俑坑随葬于墓室之内，至于俑群的构成，也不仅以武装士兵为主，家内的奴婢和伎乐占有很大比重。

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和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出土的随葬俑群是最说明问题的重要发现。

西汉时的低级官吏和地主的墓中，有的有放置有俑，其内容与数量自难与王侯相比，俑群的构成主要是家内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