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角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

被遗忘的角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时间：2011-03-13 作者：孔祥伟来源：《景观设计》2006年第3期

城市活力的丧失

很难考证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抱怨始于何时，但1961年发表的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确是一个标志，此书是对当时的美国城市规划的强烈批判，雅各布斯提出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要挽救大城市活力，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城市活力的丧失似乎是快速城市化运动的产物，雅各布斯描述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现象直指今日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规划，城市化对旧城而言，“拆”字当头，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公共生活的格局，直接导致公共空间的破碎；对新城而言，似乎是为了避免犯错，规划了大尺度的交通和绿色空间，但可达性差及尺度的失衡造成了参与性的缺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绿色荒漠”，城市活力正在逐渐衰落和丧失，生活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演变与剧变

公共空间在漫长的城市与聚落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充满活力的人性场所，足以承载人们日常公共生活的需求。在西方，中世纪的城镇广场或方场被称为公共空间的典型，它是城市居民户外生活、聚会、了解新闻、谈论时政或观察事态万象的场所，也是集市和庆典的场地，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里，其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场所，人们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并形成“公共生活”。对中国而言，生活意义上的传统公共空间主要表现为街巷、聚落集市及城市市井，按照一种松散而有机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及聚落的演变具有“记叙文”般的性质，好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连续地讲述一个长篇的传说故事一样，自由驰骋、情节繁多，但都是由一种渊源深远的语言纽带给串联为一个整体了。城市和聚落本身不是目标，而是由于使用而形成的一种工具，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形成了具有魅力的人性场所，至今能为户外活动提供极好的条件。

城市规划以剧变而非演变的形式自上而下改变了城市形态，重视物质问题的规划理论造就了“直线式”的城市改造思维和“推土机策略”。现代功能主义规划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与社会方面的因素，对公共空间本身也不感兴趣。格登•库伦用“荒漠规划”

描述了功能主义规划的结果。

“工具理性”、“围合”和“速度”

“工具理性”、“围合”和“速度”从不同层面造成公共空间的破碎和衰落。

在哲学家韦伯的理论中，“工具理性”是现代最基本的原则，它关心的是在不违背契约的前提下，效率最高、产出投入比最大的合理选择，这一合理性针对的是经济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对规划而言，“工具理性原则”把经济价值和土地利用的最大化作为城市规划的优先原则，某种程度上将城市的公共空间推向对立面，使公共空间成为被压缩的对象。

建筑学将空间定义为“围合”是一个公认的基本概念，也被奉为建筑学中的“真理”，但正是这一貌似正确的定义导致城市中公共空间的破碎。建筑学告诉我们，空间秩序的建立基本上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布置实体元素，比如边界和墙。当一个物质的外形甚至它的存在都是由其他物质限定的，这一物质便成了一种空白的“负”的形体，空间就这样被定义为一种“非物质”形式。将空间定义为围合，这样就把空间的概念偷换为创造空间的实体，空间作为物质的主体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被包裹的纯粹的局部现象，从而失去了空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是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核心，关联性的丧失导致了破碎的城市空间。

“速度”是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信息与媒体的覆盖无所不及且其快速传播无孔不入，人们不再从传统的公共场所中获取信息，公共及社交活动发生了改变。“非场所、虚假的公共领域占据了我们的城市空间，我们频繁地经历这种区域和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我们以某种社会的伪装会面，加速的穿过场所，而不是体验场所；并且在这种场所中几乎不存在相识的可能性。非场所性的消费地方和交通区域鼓励无思想的行为和单调不变的行为，并且没有时间和地点供人们停留，观看比场所的真实存在更重要。”—理查德•弗朗西斯•琼斯。“速度”改变了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这从客观上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的衰落。

城市网络概念

城市网络概念是新城市化理论的特征，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网络和自组织系统，并把公共空间视为这一系统的主体。社会学意义上的非物质形式成为理论与设计的首要元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功能主义规划的设计程序与次序。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成功的城市化来源于一种与城市形态相关的相互关联的“细胞”理论——“每个细胞单元

都是平衡的，又是局部独立的，但同时也是更广泛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断言，城市不可以想象成是一种高速公路、街道和公共空间的独立模式，而是由一系列相关局部区域的重叠形成整体的城市网络。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的思想和对策是具体而日常的，她推崇城市的多样性，提出城市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相互支持功能的复杂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和这些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机会”是城市的重点。雅各布斯举出了详细的例子来说明公共空间与城市网络之间的关系，她提出街边步道要连续、街区要短小、要有各类商贩杂铺，才能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应与其他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雅各布斯所提倡的这种多样性、交汇和联系促成了连续的公共空间的产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户外生活并增强了城市活力。“空间句法”是一种研究城市的方法，认为城市中的空间不是独立的词汇，而是完整的语句，从而消除了建筑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其创始人比尔•希利尔提出了城市的“不均衡的组构”原则：商业等活跃的土地使用位于能吸引人流的整合度高的地点，而住宅则位于整合度低的地方，人流密集的地方产生了更多商业性的土地使用，继而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流，这从而产生了城市土地利用的“倍数效应”——希利尔称这种反馈式循环模式为“不均衡的组构”，正是这种“不均衡的组构”产生了吸引力，形成了区域之间的运动，而运动作为强作用力把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在城市网络概念中，公共空间不再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以强烈的渗透性影响着城市的活力。

人性场所

人性场所是公共空间的一个独立课题，研究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随意地利用具体空间以及对空间的体验，其理论呈现一种大众性与全面性的原则，面对寻常百姓而非精英阶层，繁杂而平常，这也是被所谓正统的建筑学和规划学所“遗忘”的原因之一。

场所精神与“小尺度哲学”：场所精神旨在认识、理解和营造一个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所，场所能够使人感知并产生共鸣，从而产生归属感。戈登•库伦将“场所感”描述为：“一种特殊的视觉表现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场所感，以激发人们进入空间之中。”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对场所精神的理解不同，场所精神依赖于具体的空间结构和抽象的称之为“氛围”的空间性格，对应的是多样性、地域性和不同的文脉。与场所精神有关的是凯文•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强调一个健康、安全和美好的景观取决于它的可印象性——物体所具有的，能在观察者脑海中唤起强烈印象的特质，他讨论了城市物质空间对普通人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