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人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2000年7月5日 星期三
【冰点】最后一批人
方军
前面要说的话抗战胜利55年了，我还没听说有哪一位经常随身携带侵华日军曾经使用过的钢盔、饭盒、炮弹壳和三八枪枪刺的人，也没听说有谁把1937年侵华日军鬼子兵在卢沟桥上耀武扬威照片印在名片上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至于为什么总是随身携带侵华日军鬼子兵使用过的兵器，回答这个问题的理由就太多了。理由其一在于1938年，日本鬼子在我的家乡实行三光政策，村子被烧了，家家都有死伤者，我的两个叔叔就是在那时死于日本兵的枪刺下的。我经常长时间地看这把三八枪刺，它起码是日本国65年前制造的，作为杀人的武器直到现在它都锋利无比。在日本国侵华期间，有多少乡亲惨死在它的手里？理由之二当然是它今天的作用。到今天为止，不少大学、军队、中学和社会团体请我去讲有关抗日战争的话题。每次的开场白我都说这样的话：“各位有谁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侵华日军鬼子兵使用过的枪刺？它现在都锋利得可以刮胡子！”———结果可想而知，打破会场寂静的除了人头攒动争相传阅外，就是人声鼎沸、惊叹再三。但是，谁说，也不如当事者说。战争亲历者的说法应该才最具有说服力。既然是写《最后一批人》就不能文不对题，而我就是正在采访这些耄耋之人的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中国老人，他们是60多年前战争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还清澈，他们的悲壮足足可以感动最萎靡的青年，他们的悲伤能让一个最无动于衷的人也潸然泪下动魄其中。卢沟桥事变已翻过63个春秋，当时20岁的人现在也83了呀，再不写他们就会永远地失去机会。写《最后一批人》当然有目的。我是想让电视人关注他们，使现代化技术能永远保留经历抗战烽火的这最后一批人的音容笑貌；保留他们沉淀60年的思想精华。让我们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如果《最后一批人》的电视记录片还没开拍的话，就会永远失去机会。原因是没有人会总活着。许多老同志、老战士、受侵华日军迫害过的老年人都在悄声细雨之中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么，他们记忆之中那些鲜明的印象又是些什么呢？谁知道？让历史的鲜明永存不但是亲历者的责任，是作家的责任，也是电视人的责任。不重温耻辱，它就可能重演，这种事情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不是屡见不鲜吗？“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让我们把“92”这个数字倒过来就是“29”。63年前，29军大刀片曾壮我国威，让侵华日军鬼子兵闻风丧胆，屁滚尿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当然是“最后一批人”。杨云峰，92岁，29军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我和我的同事1998年6月去他家采访时吃了闭门羹，我们足足等了4天也不见他的人影回来。后来，听说他要饭去了。当时的舞阳县骄阳似火，麦浪翻滚。百般无奈，我们几个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样也好。”于是，我光着大膀子沿河边走了7公里去邻村他86岁的妹妹家，老太太再操小脚顶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鬼子当年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边走边对我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当时穿着军衣，背着大刀。”用钥匙打开他的房门，众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老太太说他早丧失劳动能力了。“四处要吃要喝，确有”老太太说。杨云峰的家乡是贫困县，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没有一家像样的饭馆。村头有家炊饮小店卖“呼啦汤”和大饼。“呼啦汤”是用猪下水做的“大锅烩”。锅的直径有两尺，支在一个大油桶改造的炉子上，勺子是全木的，似乎没有锅盖。“呼啦汤”一煮就是一天，蓝天微风之中四起的是“嗡嗡”的蝇声。村里的干部看来对他也有看法，说他90岁了还和人家吵架；说村里的财政支出拮据，所以……不过37岁的村干部对他前几年思维清晰时讲起抗战恶仗就失声痛哭的事，仍然记忆犹新，感慨万千。杨云峰有个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17栋1单元10号，因为“不是亲生的，所以不好处。”杨云峰老人这样对我说。他每次来京，我们都能见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把老头儿送到他女儿家，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5楼，杨老汉登楼从不喘，就像他的破衣服从不换一样。杨云峰1908年生人，为了吃饭，他1926年在绥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当时的师长是冯治安中将，旅长是何基沣。解放后何基沣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还常常接济我。”这是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的。有人说他是老糊涂，我却感到他95％的思维脉络是清晰的。人们之所以躲避他、恐惧他，完全因为他是穷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个将军，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天翻地覆。杨云峰老人身体素质好，他的身板永远是挺直的。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时，80多岁的他还能在卢沟桥边上的宛平城上抡大刀，足以证明其英雄气概。我感到，92岁老汉要饭并不是一个人的耻辱，它只能说明一个人命运的坎坷。杨老汉对我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29军整军备战，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1933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了山海关，2月进占热河，3月进犯我长城喜峰口！”老人激动起来，他站立着，插着腰，不时挥手大声喊：“何旅长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袭！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好像日本鬼子又来了似的。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县喜峰口罗文峪的战役，29军歼灭日寇6000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53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29军当时牺牲了多少人？我没问他。他是幸存者。我问他外孙女才知道他浑身都是伤，日军子弹从他左脸颊穿进，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聋了，身上、手上也都是伤。杨老汉告诉我，1940年的宜昌战役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殉国。1945年，他的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当时，只带了一把29军的大刀片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作为29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生存。他认为当年的战场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无关联的纪念章都别在胸前，仿佛是对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过的首肯。每次，他都能给我讲讲当年的激战情景。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很满足。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了十几个侵华日军老鬼子，他们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元，每月还有天皇给的五万“恩给”。他们的医疗也有保障。他们在一种比较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中生活着。杨老汉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说：“他们再敢来，我还要迎上去！”他的裤子很破，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请他吃饭时我观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拾起来放进碗里。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目之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见面都给他钱，我友谊商店的朋友们在参观卢沟桥时，都倾其所有资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这把老骨头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对我说。我想，再见他两次，我就会说河南话了。我给他准备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见他，想给他换换。1937年，29军官兵有10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29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侵华日军血战，29军在反侵略战争中是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军队之一。中国的历史上详细地记载着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事隔63年，29军官兵还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了，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各省，台湾岛上和美国、加拿大等地。92岁腰板挺直的29军老兵杨云峰，就算其中的一人。我想，他到死也是光荣的，何况他今天还健康地活着。电视人难道不想给历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资料去拍拍他吗？难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吗？普通人的命运不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吗？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昨天吗？最近，我在采访几位三星将军时，都向他们提及了国民党军老兵的生活拮据与艰难。我向首长汇报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说：“经济上的资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局的干部来看看我，就算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肯定了。”87岁的郭林祥上将非常客观地告诉我：“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正规军在打，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抗战牵制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有生力量。绝对不能忘了他们。”郭将军要我针对国民党老兵的实际情况，给中央有关部门写报告，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出台相应政策。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样的报告，也不知道寄给谁，更不知道电视人的镜头是喜欢对着小燕子呢？还是喜欢对着穷困潦倒的老头儿们，我只知道许多脍炙人口、动人心弦的故事会在中国民间世代流传。而且，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这些故事的传诵。这些故事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对美德的颂扬，是对时弊的褒贬，是对外国入侵者的鞭挞。不过，有些故事的尾声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还来得及。“八路军的脑袋是钢做的！”我从来没见过英雄，也从来没佩服过什么“英雄”。1998年，我在沈阳图书城里见到了真正的英雄。只见过一面，英雄就在我心里扎了根。我发誓见人就说他，有报告会就提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他，就是我们八路军的英雄黄廷廉。一个艳阳天，我在沈阳图书城里签字售书，熙熙攘攘之后，图书城王经理在三楼会议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我因为见到这样的活动很多，所以并没太往心里去。只见来了6位老头儿，衣着平常，平易近人。他们握握我的手，拍拍我肩膀说：“小伙子，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来看看你，欢迎吧？”我看当地记者都不认识他们，所以，也没太在意。只是说：“欢迎，欢迎。”谁知第一个人的发言就深深吸引了我，原来这6位老头儿都是同侵华日军鬼子兵血战过的老八路！第二个老军人以亲身经历讲述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时，说：“每天只吃树叶来充饥。”当讲到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加害我国民时，他老泪纵横。第三个发言的老军人也哭了，他说：“我爹讲，中国地方这么大，怎么就杀到咱村了？中国人这么多，就缺咱一个人抗日不成？可日本鬼子到底是来了，他们捉走了所有能干活的男人，去当劳工，女人几乎都被强暴后处死。我父亲就是那年被抓走的，从此，杳无音信。母亲被杀！村子被烧！我横下一条心，逃跑没地方！只有参加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拼！———那时，我只有15岁呀。”电视记者和文字记者全毛了，谁也没想到战争亲历者发言的朴实和精彩。“这6位老头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不事先告我一声？快给我找纸笔。”我埋怨王经理。我是个普通的退役军人，这些老首长为什么来看我？我有些恐慌。我对沈阳电视台记者说：“我是个狗屁，快把镜头对着他们吧。”只有一个人不落泪，他健壮体魄，声若铜钟，掌似小盆，目光坚毅，我后来知道，他就是黄廷廉老人。我始终忘不了黄老汉掷地有声的话语英雄气概的感召力，他使沈阳图书城里数不清的读者放下手中的书，把探求历史、热爱祖国的心围拢过来。他的话语使人感到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使人联想到当年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拥护和爱戴，使人感到侵华日军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必然失败的真理。据80多岁的黄老头回忆，1944年7月，他在山西太岳军区平遥县游击大队当宣传干事，在他奉命到游击区部署保卫夏收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后，日本鬼子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没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军事情报。8月10日晚7点多钟，黄廷廉等8名八路军战士被押赴刑场。在通往刑场的路上，黄廷廉边走边向群众大声说：“乡亲们，我们是八路军战士，敌人就要砍我们的头了，八路军是杀不完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接着黄廷廉对难友们说：“大家挺起胸膛来，我们是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荣，死得轰轰烈烈。来，大家唱支歌吧！”屠杀开始了，日本鬼子嚎叫着让黄廷廉跪下，黄廷廉冷笑着说：“老子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给你们下跪，妄想！”鬼子气急败坏挥刀向他后颈砍去，疼痛袭遍了他的全身，他咬紧牙关竟然屹立未动。鬼子再次挥刀向他后颈砍来，他忍着巨痛大声喊：“八路军的脑袋是钢做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万岁！”日本鬼子凶残地向他砍下第三刀，他失去知觉，一头栽倒了。凶残的日本鬼子兵怕黄廷廉他们不死，又挥刀在他们背后补扎了三刀，然后匆匆离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黄廷廉竟苏醒了，他看见战友们都倒在血泊里，知道自己还活着，便挣扎着要爬起来，可手还绑着，他便一点一点将绳子挣开，把衣服撕成布条缠在脖子上包住刀伤。他慢慢站起来，因头部伤太重，跌倒在地上。无奈，他只能爬，爬不远又掉进路边的水渠里。这次，他挣扎了很长时间才爬上岸。接着，他忍着伤痛一点一点爬到平遥城西北刘家庄。这时，天刚蒙蒙亮，他躲在村头的麦垛后，一位老乡见他浑身是血，就把他扶到村里。下午，日本鬼子兵顺着血迹搜到刘家庄，在群众的掩护下，他脱离了虎口。5个月后，黄廷廉伤口刚刚愈合就返回了部队。1944年，黄廷廉被太岳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太岳军区司令李成芳把他送到延安。当时的军委组织部长胡耀邦得知这位“活着的烈士”来到延安，就亲笔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将黄廷廉安排在中央党校边学习边疗养。太原解放后，黄廷廉任山西军区医院政委。偏巧，那时院里有几名留用的日本外科医生和护士，当他们得知黄政委曾在日军刑场上被砍了三刀大难不死的事迹后很受震动，他们说：“日本法西斯杀害黄廷廉，我们日本人民要把黄廷廉的伤治好。”日本医护人员精心地为他做了整形手术，使他的刀伤得以痊愈。黄老头儿的话说完了，我和沈阳图书城的读者们涌上去和老八路们握手。我解开黄老头儿的上衣看他的刀伤、枪伤，我对他说：“鬼子扎我一刀，我就得玩儿完，您挨了这么多刀，为什么还像铁塔一样结实？”“———八路军！”80多岁的黄老头儿撂下三个字后，哈哈大笑满堂生辉。我多次向电视人建议拍他们，做成光盘。但是，无人响应。作为《最后一批人》，我感到，他们虽然还活着，但却不能永远活着，这很可惜。“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云南保山地区宣传部长杨文虎一来电话我就无地自容，他说：“你曾说过，要和电视人一起拍摄30集TV片《最后一批人》，用30名在抗日战争中普通人的形象、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抗争、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故事，来告诉21世纪的中国青年们。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你准备了7个生活原形，第一个就是你采访过的李连春大妈，我们保山地委随时欢迎你们来！”可是，天下之大，有哪个电视台愿意搭理我呢？我是年初去中国云南采访的，我感到与自然界的绚丽风光同在的就是那“凝固的历史”———老旧民房。保山地区有数不清的民房亲眼目睹过当年的激烈战斗，在它们身上随便就能挖出当年激战留下的各种弹片。在1944年，中国军队以极高昂的代价歼灭日寇2．1万人，那弹痕累累的民房不是凝固的历史又是什么呢？那弹痕累累的民房不是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证又是什么呢？那弹痕累累的民房不是消灭日寇的见证又是什么呢？房屋是历史的见证，而活生生的人呢，他们的悲愤，他们的哀怨又向谁去诉说呢？我前前后后在云南保山地区采访了54位老人，我和他们泪流在一起，恨拧在一起。房前屋后、他们翻出侵华日军留下的钢盔、炮弹壳、子弹壳捶胸顿足、仰天长叹。李大妈76岁，她是经过忍辱含垢、羞愧欲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勇敢地站出来，向世间披露那段旷世惨绝的人生遭遇的。李连春原来是龙陵县腊猛乡白泥塘人。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入寇滇西，由于驻缅英军及中国远征军的败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不到一周，龙陵、腾冲先后失守，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尽皆沦丧。白泥塘村地处怒江西岸松山左侧，属日寇的前沿阵地，由日军56师团的113联队驻守，更是成了日寇肆意践踏的重灾区。1942年8月，就在腊猛街头，三个日寇把17岁的李连春轮奸了。在这之后，日军又来到她家要把她带走。李连春的父亲坚决不答应，被日军当场打死。在日本兵的营房里，李连春和被抓进来的姐妹们一起每天强装笑脸，应付那一身臭汗、刚从阵地上换下来的日本兵，要陪他们笑、陪他们闹、还要任他们肆意蹂躏，即使是卫生期也不能幸免。数月之后，趁一个黑风暴雨的夜晚，李连春借着盛夏的闷雷和闪电，深一脚浅一脚沿怒江边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李大妈拉开上衣给我看肩头上的伤说：“羞耻呀，这是当年鬼子兵兽性大发时，咬下一块肉落下的伤疤。”我对李大妈说：“不，这是咱中国人的耻辱，是中国男人们的耻辱，是咱中国军人们的耻辱。”我对李大妈说：“我想带电视人来，您同意吗？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见您，好吗？如果您面对电视镜头，您想说些什么呢？”“我想告诉日本人，‘你们不谢罪，我到死也不答应！’”李大妈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想告诉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忘了那悲惨的岁月。”谢罪之难难于上青天在采访老八路、老新四军的同时我还在采访侵华日军老鬼子。这其中，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给我来信最多，前前后后有30几封。他说：“我第一，想在中国的土地上下跪，谢罪。第二，我想和中国人成为朋友。我已经86岁了，对于人世间的其他事，我一无所求。”“我谢不成罪，要我儿子来，儿子不成再让孙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