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1

中国当代文学的含义：
它是相对于“现代文学”而言的。

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定义特指194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大陆文学”。

但从整体上看，它是由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文学、港澳台文学所构成，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陆文学为主体，是迄今仍处在继续发展过程中的文学。

四分法：
第一时期（1949年—1966年），建国初的十七年，习惯称为“十七年文学”，初步形成当代文学格局。

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比如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长篇小说。

第二时期（1966年—1976年），为“文革”十年，是极左路线猖獗时期，称为“文革文学”。

把社会主义“十七年”甚至五四文学的传统和成绩破坏殆尽，形成了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

第三时期（1978年—1989年），为社会主义新时期，即当代文学繁荣发展时期，也称“80年代文学”或者“新时期文学”。

特别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之后，该时期文学思潮涌动频繁，文学事业不仅朝气蓬勃，且发展迅速。

第四时期（90年代——至今），文学的“无名化”“大众化”时期。

其“无名”特征体现在：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无共名的现象，代表市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迅速崛起，多种文学形式走向并存，表达出多元化、多向度的价值取向。

1、90年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贾平凹的《废都》风波、王硕现象
王朔现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界、影视界、评论界、出版界共同掀起了“王朔热”，其创作的“痞子文学”诸小说中塑造出一个“顽主”形象系列，以调侃、嘲谑、反叛权威、亵渎神圣、拆解理想与崇高为主要特征，以反文化的姿态公然背离传统价值体系，体现了90年代文学的芜杂与多面性。

2、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大丰收（第三次长篇小说高潮）：
9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日趋多样，精神价值追求多元化，读者需求和市场对长篇小说需求猛增，作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小说的题材形态更加广泛。

三、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与产生奠定了基础——当代文学从中继承了两个传统：
1 以五四新文学为代表的启蒙文化传统
2 抗战以来的战争（政治）文化传统
（二）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产生与形成准备了作家队伍。

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一些在现代时期就享有盛名的文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

四、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
第一、题材内容不断扩大，无限广阔；
出现了过去涉猎很少或从未触及的题材内容的作品，如工业、知青、少数民族生活、科幻、国际政治、新武侠等题材的作品。

新武侠：是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盛行的港台武侠而言的，由大陆最大的武侠杂志《古今传奇·武侠版》在2004年与著名武侠评论家韩云波共同提出，已成为新时期武侠创作的一面旗帜。

第二、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姿多彩；
新时期以来，人物塑造的固有模式被打破，各色形象登场，人物性格刻划更为立体丰富。

第三、表现形式与手法日益多样化；
比如运用象征、通感、意象等手法，使诗的意境朦胧而深远；使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心理意识，增大作品的容量；运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变形以及黑色幽默等手法反映社会生活，扩展戏剧与小说的表现空间。

第四、形成了一支层次丰富，老、中、青年结合的作家队伍。

一是由现代时期跨越而来的文坛老将，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老舍、曹禺、艾青、郭沫若、贺敬之、汪曾祺、梁斌、吴强、杨沫等。

二是“右派”作家群，李准、王蒙、丛维熙、李国文、陆文夫、邓友梅、茹志鹃、刘绍棠、高晓声、谌容、张洁、张贤亮等。

（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
三是知青作家群（经历“上山下乡”运动），如王安忆、梁晓声、阿城、李杭育、韩少功、铁凝、张抗抗、史铁生、舒婷等。

（寻根文学、都市小说、朦胧诗）
四是先锋派作家，如苏童、毕飞宇、格非、余华、韩东、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

（以激进的姿态反传统、强调“断裂”）
概说：
★1949年——1966年的当代文学，是高度一体化的文学阶段，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

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等呈现出“趋同”倾向，成为“体制化的文学”或“国家的文学”。

★首要任务是文艺思想的全面置换和更新。

十七年文学阶段，思潮发展具备两个前提：首先是确立以《讲话》精神为主体内容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地位；其次是对已有的各种历史形态的旧有美学观念进行清理。

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
1949年7月2日－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原国统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

（建立当代文学“合法性”的开端）
二、文代会的共识
⑴文艺工具说：文学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社会主义文学应带有强烈的党性色彩。

⑵“同路人”说：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通过理论斗争，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

⑶两个报告的直接成果：
至此，毛泽东文艺思想统一了不同的倾向与观点，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应遵守的指导思想，它已从局部经验铺展到全中国，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普遍信仰。

三、作家们的不同反应
（1）解放区作家：经历过延安的整风运动，主动改造个人世界观，自觉地迎合新的文学规范。

如柳青、赵树理等。

（2）国统区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作家：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希望通过谅解达成新的契约关系。

如巴金、曹禺。

（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出于阶级及社会关系的隔阂，感情上对新政权有抵触。

但希望冰释前嫌,如沈从文、萧乾。

四、第一次文代会的成果及影响：
（一）成果：大会总结了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了以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使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时代意志得到普遍信仰。

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为国家管理文艺奠定了组织和机构的保证。

（二）影响：标志着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具体表现在：
1、思潮转变，由“百音竞奏”转变为“一种声音”。

2、文学规范建立，文学进入体制化阶段，确立了政治对文学的权威作用。

3、文学进入狭窄的发展渠道，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忽略了未来文化建设中文学艺术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性。

概说：十七年文艺批判运动的总体特点体现在：毛泽东以文艺的政治效用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占据统帅地位，因此，50、60年代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政治活动艺术化和文学政治化时代。

每次文艺批判斗争后都会形成文学共识，并很快成为文学思潮的主流观点。

★突出特征——读者的虚拟性：代表的并非读者真正的感受，其意愿实际上是政治和文学权力批评者的意愿，导致艺术品味、风格一体化。

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艺作品的大批判
1、开端（重要文章）：1951年，贾霁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进行批判。

2、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认为对武训精神的歌颂反映了我国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3、成立由13人组成的武训历史调查组，形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
主要影响
1、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针对文艺作品的政治运动，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开启了名为讨论、实为政治批判的新中国文艺运动的先河；
2、从此，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不加区分的美学逻辑普遍实行，并确立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模式：以脱离文本的政治索隐为主要方法，以权力意志发难——意识形态机器全力配合——相关人员检讨。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
“新红学”派代表俞平伯
俞平伯的主要观点：《红楼梦》是“自叙传”，“钗黛合一”论，体现了“色空”观，具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

俞平伯红学专著：《红楼梦辨》（1923年）《红楼梦研究》（1952年）论文：《红楼梦简论》（1954年）
批判：1、开端（重要文章）：
1954年9-10月，李希凡、蓝翎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 》两篇文章，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肯定“小人物”研究的意义，指出这是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认真开火”。

2、李希凡、蓝翎主要观点：1、《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叙传，是满清王朝的挽歌；2、贾府不是曹家；
3、《红楼梦》表现的是封建社会现实人生的悲剧；
4、贾宝玉是社会崩溃的前兆，是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总结：对两次批判实质的认识
客观来看，两次批判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对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起到积极作用。

但也具有扩大化的消极影响：
第一，政治统帅直接干预文艺和学术问题，使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为后来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埋下了伏笔。

第二，对文学艺术的主题进行简单化理解，忽视了其作为精神产品的复杂性，否认对历史不同阐释的合法性。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现实主义理论（主观型）
解析一：胡风文艺思想的焦点—主观性
胡风认为：“人”是在参与现实的过程中而产生着与现实的关联，因此他非常强调创作主体与其对象之间的关联性；在创作中，作家的主观情感要对这种关联关系进行深入和渗透，进而获得更真实的人生体验。

解析二：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相互关系
两个重要概念“主观战斗精神”与“精神奴役创伤说”相互关联与沟通。

一方面指主体人格的确立，另
一方面是对麻木与奴性人格的批判。

创作主体要进行自我批判与反省，具有“受难”意识，达到人格的提升；而创作客体也要从精神创伤中解脱出来，获得他的主体人格；在这一运动和变化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蜕变与更新。

1954年，胡风写“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提出了改进文艺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

影响与实质
1955年之后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政治上的批判，彻底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肆意践踏，助长了极左文艺思潮，使后来疾风暴雨式地用政治阶级斗争来解决学术和思想分歧的情况愈演愈烈。

十七年小说
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工业题材、历史题材、非主流题材
红色文学：是指以激进的革命理念为中心内容,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具有民族风格，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其中以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

梁斌《红旗谱》：叙述了大革命时期十年间冀中平原上朱、严两家三代人与恶霸地主冯兰池父子两代人的斗争，生动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

尤其成功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跨越两个革命时代的农民英雄典型。

（第二部《播火记》、第三部《烽烟图》）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被称为“革命的圣经”，令人产生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随感。

作品着力渲染了英雄们超凡的英雄意志力，他们为追求民族解放事业、追求崇高理想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无畏气概，成为几代人精神的楷模。

柳青《创业史》：从互助组写到人民公社成立，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

第一部写陕西渭南地区下堡乡蛤蟆滩农业互助组的巩固与发展，展现合作化运动两条路线的激烈矛盾和斗争，第二部写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

小说塑造了社会主义崭新农民形象梁生宝，以及旧式农民梁三老汉。

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
史诗性：是十七年小说的整体性追求，再现了革命历史的辉煌和波澜壮阔，宏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宏大叙事）。

如《红日》《红岩》《保卫延安》等。

传奇化：即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将现代“革命叙事”与传统“英雄传奇”手法相融合，注重情节的曲折迂回和人物的神勇传奇。

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

三、非主流题材小说的特征：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适度地脱离了政治阶级斗争，而着重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凸显城/乡、传统/现代意识的矛盾，具有现代性意义。

）
第二节赵树理小说
一、赵树理的成就：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

1943年5月，《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

后创作《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成为解放区《讲话》精神的成功实践者。

地位与评价：被称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和“旗帜”，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

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开创了农民书写的新知识谱系。

二、“赵树理现象”
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评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大致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解放区、建国后至文革，文革结束至今，对其评价呈现出一个肯定\批评\肯定的变化反复过程，这与文学思潮、观念的变化有关，也反映出当代文学的矛盾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一、方向性地位确立
（一）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坚持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作为创作主题
（二）有很强的“大众”意识。

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使其小说非常大众化与通俗化，被誉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其作品反映了翻身农民的思想情绪和意志愿望，体现了翻身农民的审美要求，以及与“五四”乡土文学沉郁风格所不同的审美特质。

二、方向性地位被取代
（一）问题意识与时代的要求不再契合无间
1. 小说中极少表现“阶级斗争”与“阶级冲突”，较多表现农村日常新旧意识的冲突；
2 .很少描写革命英雄人物，而多写普通人，尤其对落后人物与中间人物感兴趣；
（二）对大众化、通俗化的追求过于执着
赵树理中后期小说特点表现为：故事行进缓慢，过多罗列生活细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之感。

被批评为“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本质”，其方向性地位被柳青、王汶石等新进作家取代。

三、长篇小说《三里湾》
（一）小说概况：完成于1955年，是赵树理建国后最重要的创作成果；当代第一部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2、小说的基本脉络：小说围绕三里湾农业互助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工作，具体描写了四个不同的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初期的的矛盾与变化，赵树理没采用权力话语叙事，而是围绕家庭关系、婚姻恋爱、代际冲突等矛盾这些生活化的表述，来反映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及影响。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落后农民形象系列（鲜明生动，颇具喜剧色彩）
⑴范登高（翻得高）：村长、老党员、老干部
人物特征：个体农民，一心走私有化的道路。

常以维护集体利益的面目出现，摆出老革命的架式；实际上千方百计保护个人私利，处处与党对立，处事圆滑，强词夺理。

他代表党内思想斗争的必要，很危险。

⑵马家院：集中代表小私有者的落后、顽固与自私
马多寿（糊涂涂）：政治上保守糊涂，为己谋利却精打细算；日常生活中刻薄成性，治家方式封建愚昧。

“常有理”：蛮横无理，老于世故；虐待儿媳
“铁算盘”“惹不起”：自私精明；蛮横撒泼
马有翼：知识青年，思想较积极，但大是大非问题前时常软弱、犹豫、屈服；
⑶袁天成：老党员“两只脚踏在两条船”的人——在党内受教育，在家却接受“能不够”的领导，维护小私有的利益。

“能不够”：逞能自私而又愚昧无知的泼妇，是小说里最生动的落后妇女形象。

她有一套损人利己（“搅家婆”）的人生哲学，教唆丈夫和女儿背离党的要求，揭示出封建旧思想残余的危害性。

赵树理多从生活琐事、家庭纠纷中刻画落后人物，对他们充满温情和善意的谅解，这深刻体现出作者显在的政治立场与潜在的民本立场的矛盾，并作出了调和的努力。

2、先进农民形象系列（新生力量，在全村起主导作用）
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政治身份凸显，先进力量代表，拥有革命、平等、和睦的家庭。

既有通观全局的眼光，又有精明细致、朴实诚恳的工作作风。

维护党的利益的高度原则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拥护者。

范灵芝：知识女青年，朝气蓬勃，积极上进。

先进人物形象是作者理性的政治立场的化身，带有鲜明倾向性，一方面要从政治上拔高，造成这些人物因性格模糊而概念化。

这种对政治要求和农民利益的调和也体现出作者内在的复杂心境。

思想特征：1、“家”的设置：家庭是小说具体故事发生、展开及人物性格揭示的主要场所，以呈现传统的家庭伦理意识和人伦关系的稳定性。

2、对细节化、场景化的生活琐事的肯定，展现了农村日常生活的本真样态。

3、爱情描写的生活化与政治化结合。

以“过日子”的理念来诠释农村普通百姓朴素的爱情观和家庭观，并开拓了爱情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四）艺术特征
一是注重故事的完整性。

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为照顾农村读者的习惯，特别注意开门见山以及叙述的连贯性和事件的完整性。

二是注重人物塑造的独特性，讲究用传神的“白描”手法，以及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与精神面貌。

尤善于以“绰号”来突出个性。

三是注重语言的流畅性。

《三里湾》的叙述语言极具口语化、形象化。

能确切体现每个人的身份、个性及心理状态,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三里湾》与《创业史》先进农民形象比较
《三里湾》合作化运动领导者：王金生、王玉生。

二人“同根异体”，表征了合作化运动的不同侧面，对王金生的塑造大多集中在党内会议中，且与落后势力不敢正面斗争，有软弱回避、不敢坚持原则之嫌，因此不具有社会主义典型化、英雄化色彩。

《创业史》合作化的核心领导者：梁生宝。

他的“阶级意识”高于众人，是在历史的呼唤下出场的。

一方面，梁生宝从不以领导者自居，面对落后势力挑衅，沉着应对，顽强坚毅，展现他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梁生宝身上的阶级意味明显，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概括能力。

作者有意展现他崇高的心灵美，寄托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希望。

综上可见，梁生宝从消除阶级剥削中理解社会变革，是充分领悟到合作化历史意义的英雄，是显示作家社会政治理想及美学理想的典型化人格。

第三章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青春之歌》为例
建国初，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几成禁区，但在后来的红色文学潮流中，作家们找到一种安全的叙事模式——知识分子的个人叙事与革命历史叙事融为一体，称为“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叙事，简称“成长小说”。

“青春三部曲”:杨沫的《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走向革命的一个成功范本，堪称经典。

80年代，杨沫又出版了另两部长篇——《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在内容上与《青春之歌》有连贯性，被称为“青春三部曲”。

二、《青春之歌》的意义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并反映女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和精神历程的“红色经典”小说，也是“十七年”文学中惟一一部女性自传体长篇小说。

三、林道静的“成长”
（一）最初表现为：一是女学生时期对个人身世的多愁善感与个人英雄主义；二是对爱情的天真梦幻与软弱依恋。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获得共产主义战士的资格：林道静的“精神拯救者”——卢嘉川、江华、林红、罗大方、许宁
（三）完成阶级身份的“工农化”、“合法化”。

四、林道静的典型形象特征
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艺术典型，是一个“成长中的女性英雄”形象。

作品描写了她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次是与封建家庭决裂，以求得个人的自由解放；第二次是与小家庭决裂，而投入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第三次是与“旧我”决裂，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奉献青春。

因此，其具备温婉敏锐的知识女性与坚定顽强的共产党员，这一双重性格和身份特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革命性。

五、对女性生存体验的开拓
（一）小说必然显露出女性性别意识的吟唱。

符合人性本真的爱情之歌，帮助她奏响了生命和革命交融的“青春之歌”。

林道静并非天生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实女性。

（二）小说叙事的起点延续了五四作家开创的路径，但林道静从反抗包办婚姻迅速转向阶级斗争，乃至承担民族革命的重任，从而完成自身解放，显然超越了五四主题，拓宽了小说阐释的文化视野和时代意义。

（三）小说用一曲革命的赞歌将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性别境遇笼罩在民族国家的国家权力话语中，规避了女性的性别身份，为女性赢得进入历史的权利。

因此，小说中的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同步进行，作者将林道静的精神解放与感情成熟结合在一起，喻示了女性与政治话语不能分离的关系式，也间接否定了对五四爱情主题的理解。

这使知识分子女性主体意识的书写具有了革命的合法性，小说的“成长”更具时代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