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

中国围棋史第一编中国古代围棋第一章围棋的起源和春秋至三国时期的围棋围棋在古代又称“弈”，“弈”字最早见于左丘明的《左传》。

关于围棋的起源，历史上主要有“尧、舜造围棋”、“战国人造围棋”、“乌曹造围棋”、“容成公造围棋”和“异域传入”等说法。

但这些说法都不太可靠。

在下断语前，我们先看看围棋的特点和古人对围棋的认识。

围棋首先和数学有关，其次与天文知识和哲学知识有关，第三，围棋还与军事知识有关。

正因为是在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军事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围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趣味性、娱乐性和竞技性。

围棋显然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不可能是一个人一蹴而就的，它应当是许多人长期实践造出来的产物，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否定尧舜个人造围棋的说法，并不等于否定尧舜时期有出现萌芽状态围棋的可能。

尧舜时期距今有四千多年，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时，数学、天文学、隐阳学说和军事学的知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围棋的萌芽是完全有可能的。

原始社会末期，宗教活动已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进行生产、收获、集会、打仗等活动时，掌宗教的巫士和巫师等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他们可能在地上划出数道纵横线道，摆上代表人、星星的石头，进行解说和主持仪式。

应此，我们有理由说，很有可能是他们有意无意之中创造出了萌芽形式的围棋。

如果说围棋的萌芽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那么它的正式诞生应当在殷商之前，至少不会迟于西周。

因为闲适的奴隶主阶级，为其子弟的文化启蒙和益智，为追求更多的文化娱乐，会很快将已具雏形的围棋改造成具有固定形式、有一定规则的围棋的。

第一位见于文字的围棋高手是战国时齐国的弈秋。

《孟子》上载：“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

两汉、三国时期围棋迅速发展，逐渐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不少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是围棋的爱好者，如刘邦、班固、曹操、孙策等。

其中，班固著有《弈旨》是历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围棋的理论文章，孙策与吕范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棋譜。

今天的围棋是１９道，围棋在诞生之初是多少道呢？据考证推断：它不会超过１３道或１１道。

至东汉三国时期，已通行１７道的围棋，三国时期，１９道围棋可能开始流行。

到了南北朝时，１９道围棋占据了主要地位，开始通行。

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起源于何时很难考定，但东汉时期已经盛行了。

三国时，已采用九品中正制评定棋手的等级：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

第二章两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的围棋围棋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围棋地位大幅提高，围棋之风空前盛行，上至帝王，下至百姓，莫不风从。

围棋的艺术功用和艺术地位得以确认，与音乐、书法、绘画并列，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艺术才能和艺术修养的标准之一。

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棋艺理论著作，是敦煌写本《棋经》。

第三章唐五代时期的围棋到了唐代出现了棋官制度，有了棋待诏和棋博士。

最著名的棋待诏有王积薪等人。

王积薪著有《棋诀》，后人在其基础上概括为现在广为流传的“围棋十诀”：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

棋待诏和棋博士制度，是古代专职棋官制度成熟的表现，对围棋棋艺水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唐代，围棋爱好者数目空前，上至帝王，下至三教九流，在文人士大夫中，几乎没有会不会的区别，而只有嗜好的深浅和水平的高低的区别。

西汉时期，中国的漆器、兵器等就传入了朝鲜。

围棋何时传入朝鲜很难考证，但时间不会太晚。

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至多稍迟于朝鲜，传入的途径很大可能是经朝鲜而间接传入。

到了唐代，围棋在日本、朝鲜已是相当流行，甚至有朝鲜人到唐朝当棋待诏。

围棋的对外传播，扩大了中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使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四章北宋和南宋时期的围棋北宋时期，棋艺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其标志是《棋经十三篇》的产生。

《棋经十三篇》的作者是张靖。

全书十三篇，归纳起来，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推本棋局和棋子的形制给以理论上的解释：“万物之数，从一而起。

局之路三百六十一。

一者，生数之主。

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数。

分而为四，以象四时，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

二、论述弈者应具备的棋艺修养和棋德。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博弈之道，贵乎谨严”，“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也，不思而应者，求败之道也。

”三、论述对弈中的战略战术和基本要领。

“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占角”，“宁输数子，勿失一先”，“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势子相望，可以拆五”，“盘角曲四，局终乃亡。

直四板六，兼是活棋。

花聚透点，多无生路。

四隅十字，不可先纽。

”四、明确围棋的规则。

《棋经十三篇》是一部划时代的棋艺经典著作，作者以渊博的棋艺知识和高度的棋艺修养，在前人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围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理论。

全篇语言精炼生动，充满辩证思维，对棋手特别是初入门径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继《棋经十三篇》之后，宋代还有两部重要的棋艺著作，一是刘仲甫的《棋诀》，一是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忘忧清乐集》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棋谱集。

在宋代，随着围棋观念的分化，形成了一种将艺术性、趣味性、娱乐性的围棋同竞技性的围棋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的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苏轼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成了这一观念的标志。

第五章元明时期的围棋元代围棋发展的最重大事件，是《玄玄棋经》的出现。

《玄玄棋经》本名《玄玄集》，该书由严德甫、晏天章辑撰。

全书取古代六艺之名，分为礼、乐、射、御、书、数6卷。

以死活研究最为详尽，最为精妙，是全书的精华。

这表明元代围棋在局部攻杀上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玄玄棋经》约成书于元至正九年（1349），成书之后广为流传。

明代《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均收入，被历代棋家奉为典范。

该书于日本宽永（1624-1643）时代传入日本。

日本还出了《玄玄棋经俚谚抄》。

可见其影响之大。

明代的帝王大都喜好围棋，如朱元璋曾与刘基弈棋并作联。

朱元璋出以“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基对以“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对得十分工整。

明代围棋高手辈出，著作甚多，以过百龄最为有名，他著有《四子谱》、《受三子谱》、《官子谱》等。

元明时期的戏曲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都有下围棋细节的描写，可见围棋在当时社会的普及。

第六章清代前期和中期的围棋清代初期和中期棋坛异常繁荣，著名国手有周懒予、汪汉年、周东候、黄龙士、徐星友等人，著名的大学者阎若璩（音同“渠”）将当时名望大、学问造诣高或怀有绝技的14人称为“十四圣人”，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黄龙士亦在其列，而且是唯一的棋家。

作为一个著名棋手，能为文人士大夫和整个社会所如此推崇，这还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乾隆时期，围棋活动开展的更加广泛，此时堪称古代围棋的鼎盛时期，这时出了两位中国古代棋坛的奇才，他们是范西屏和施定庵（字襄夏），他们都是十二、三岁即成国手，不到二十岁已是天下无敌，其棋艺都达到古代围棋的最高水平。

乾隆四年（1739），他们受浙江不湖（又名当湖）缙绅张永年邀请，前往课弈。

在张家他们对弈13局，留存下来11谱，人称“当湖十局”，这十局谋算深远，杀法精紧，气势磅礴，扣人心弦，其结果胜负相当，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精妙的艺术杰作，也是清一代和整个古代围棋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钱保塘《范施十局。

序》曾说：“寥寥十局，妙绝千古。

”后人更是将之视为经典。

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三人是后人公认的中国古代三大棋圣。

清代最重要棋艺著作有徐星友所著《兼山堂弈谱》、范西屏所著《桃花泉弈谱》、施定庵所著《弈理指归》等。

第二编中国近代围棋第一章晚清时期的围棋乾隆后期，自施定庵、范西屏之后，中国棋界后继乏人，呈现表黄不接的迹象。

从嘉庆、道光直至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国手，一般被称为“晚清国手”，他们的棋力比盛清国手有大幅度的下降。

嘉庆、道光年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棋运”与“国运”竟不谋而合地先后下降；此种状况绝非偶然。

可以认为：正是清代“国运”的不断衰落，才引起围棋活动的迅速走向滑坡。

晚清时期的著名棋手有：陈子仙、周小松以及后来的“晚清十八国手”。

清代末年，当中国围棋节节下降的时候，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围棋活动正在蓬勃兴起。

中、日围棋的一衰一盛，正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围棋自我国传入日本后，长期以来深受日本人民喜爱。

早在距今400年前，日本已完成了废除围棋“座子”的重大改革。

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方圆社”、“本因坊”两大围棋门阀英才辈出，日本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中国。

中日两国棋手的真正较量始于高部道平的来访。

高部道平（1882-1951）生于日本东京，22岁获四段称号，27岁时他开始了足以辉煌弈史的漫游。

1909年间，高部来到中国，战胜了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所有中国名手，将对手纷纷降至让子，显示出日本职业棋手的先进技术和扎实功力。

此后，高部还多次访华。

高部道平的来访，揭开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的序幕。

大量对局，将中日双方棋力悬殊的实况大白于天下，使中国棋手懂得了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成了中国围棋（包括废除“座子”及“还棋头”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围棋随着中日棋手之间的接触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所以，民国期间中国围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但进步速度仍相当缓慢。

民国时期的著名棋手有吴清源、王子晏、顾水如、汪云峰等。

在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围棋交流已相当频繁。

1926年8月，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来访，岩本薰在北京与年仅12岁的中国少年吴泉（清源）对局，吴在初让三子的条件下战胜了岩本，改让2子后，吴少年始以微差致败。

1927年冬，井上孝平（五段）来北京与已有“神童”之誉的吴清源对局，初由井上让2子，连弈2局，井上均因形势被动而打挂。

后改为让先，弈3局，双方1胜、1负、1打挂。

井上对吴清源的才华惊叹不已。

1928年9月，日本濑越宪作派遣他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进一步考察吴清源的棋力，结果吴执黑连胜两局。

同年10月，吴清源终于东渡日本，后来终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国手。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如朱德、李立三、陈毅、贺龙、薄一波、黄克诚、方毅等很多领导干部都会下围棋，而陈毅则是提倡围棋活动的代表人物。

陈毅元帅还曾为围棋杂志的创刊赋诗一首：“纹枰对坐，从容谈兵，研究棋艺，推陈出新，棋虽小道，品德最尊，中国绝艺，源远根深，继承发扬，专赖后昆，敬待能者，夺取冠军。

”第三编中国当代围棋第一章建国初期的围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围棋主要在上海、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开展。

经大家公议，以刘棣怀（1942年日本棋院授予四段）为标准定位，升段标准采用日本的升段制度，段以下设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