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寓言

现代文明的寓言——评阎连科《炸裂志》2013年11月26日 08:01来源：凤凰网读书作者：张柠分享到：0人参与00条评论0阎连科从来不是一个会与强大“现实”握手言和的作家，在新著《炸裂志》中，他再次以狂飙的想象力，夸张地呈现了一个百人村庄在理想、欲望和恶望的合力下走向超级大都市的奇谲变迁。

而这，当然也是一个世人皆明的隐喻。

近三十年来，这种热烈、疯狂、扭曲、而又魔术般的发展就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

这是一个时代的“热症”，当“发展”和“富裕”畸变为整个社会的狂热意识形态后，社会生态和民众精神生态都出现了异化和恶化。

【《读药》113期：中国村庄变形记——解读阎连科《炸裂志》】《炸裂志》阎连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0文/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轰隆一声，仿佛一个时代炸裂了！“炸裂”，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村名。

在小说中，这个村子得名于一次火山喷发以及喷发后的迁徙逃亡。

同时，“炸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嘭地一声，改天换地。

在这个巨变之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种种分裂，犹如急速呼啸的火箭冲出引力圈的一刻，瞬间的失重给人以灵魂出窍的感觉。

面对这些“炸”与“裂”，作者或许也震动了，于是他要写志，他要写史，于是便有了《炸裂志》，一部对“地方志”的戏仿之作，一个文明崩裂的寓言。

当然，这种虚构出来的“方志”，并不打算忠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根源于现实的“超现实”梦幻。

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的“主笔者说”里所声明的那样——“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

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史”。

是崛起史也是罪恶史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史，《炸裂志》在具体的叙事中呈现为许多不同的维度。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

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

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他推到什么样的高位。

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其人生轨迹令人讶异。

即使那个志向不大的大哥孔明光，也莫名其妙地就从小学教师升到了大学校长。

这也是一部家族的爱恨纠葛史。

个人的奋斗、村落的兴衰，与炸裂孔、朱两大姓的世代情仇紧密相连。

孔家的四个儿子试图让炸裂姓孔；朱家女儿的打算，则是通过控制孔家的儿子们，把炸裂握在自己手中。

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愁扯不断也理不清。

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

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地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

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史”，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

《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我们的时代。

阎连科试图在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它的罪恶史、创伤史、荒诞史。

这部“史志”中繁花似锦，这部“史志”中充满血脓。

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

在这里，最初的发家致富靠的是扒火车这种赤裸裸的偷盗行径。

在这里，“民选”的掌声淹没在威吓与贿赂的喧嚣之中。

在这里，电死人的劣质电线因高额回扣而依然畅销。

在这里，权力与金钱的诱惑使官员与人民都不惮于在最夸张的程度上卑躬屈膝。

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不堪的秘密。

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寓言。

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对于那些擅长“历史”书写的作家来说，遥远的往事和脚下的泥土，总能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言说冲动。

然而一旦把镜头拉近，让叙事涉及到我们今日生活现场的纷乱经验，他们所擅长的古老手艺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今天，发达的现代传媒取代了“讲故事的人”，事件信息以其惊人的数量与便捷的获取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祛魅，而现实事件的夸张和精彩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力。

同时，过于靠近的时间影响了双眼的聚焦，经验的碎片化增加了整合叙事的难度。

因此可以说，今日的生活现场为作家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的同时，也提供了开矿的巨大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往往从局部、从细节入手（如同当下众多青年作家所做的那样），如果还要以19世纪经典作家的方式对时代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关照，那无疑是十分冒险的。

余华今年新推出的《第七天》试图在“死者不死”这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设计中，完成对当代生活的多向度捕捉，结果却变成了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新闻串串烧”的东西，可见对当代经验的描写的危险性。

对阎连科而言，之前的长篇《风雅颂》可谓是文本与当下生活之间的一次近距离碰撞，其艺术雄心颇可嘉许，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

在《炸裂志》中，阎连科是这样做的：他以写史的姿态面对当下经验，同时又把整个叙事通过“虚构”与“暴露虚构”的方式悬置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阎连科人为地将经验对象疏离开去，从而以“非现实”的方式，对现实经验进行了某种抽象而生动的把握。

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从正面强攻到侧面迂回”。

阎连科是如何完成这种“虚构”和“暴露虚构”的呢？首先是通过全书的基本结构创意。

翻开目录我们发现，《炸裂志》一书还真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构：开篇第一章赫然分为“主笔者说”、“编纂委员会名单”、“编纂大事记”三节，往后的章节也呈现为“人物篇”、“自然生态”、“政权”、“防卫事宜”等等的命名。

然而，在方志传统体例的结构之下，阎连科铺展开的，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长篇小说故事。

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文本完成了其对自身的逻辑颠覆。

在这之后，作者有意对故事自身的虚假性进行了揭破，从而在文本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拉开距离。

空间上，小说对“炸裂”之外的地理坐标，有意识地作了模糊化的处理（如将国家另外的超级都市虚化成“北都”、“南都”），而炸裂又显然是一个想象的所在，这就使得整部小说的故事被搁置在一个鲜活却源自想象的空间之内——如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那样。

时间上，《炸裂志》的故事时间本来是具有真实性的（明显设置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之中），但在正文之后，作者却对小说的基本叙事进行了颠覆：正文中，升级为超级都市的炸裂在一次集体性的癫狂中走向毁灭，孔明亮、孔明耀、朱颖等人也已经死亡，然而《炸裂志》的尾声部分中，孔明亮竟然又坐在市长的座位上焚烧掉了《炸裂志》的手稿。

这种颠覆，是对文本时间线索的彻底否定，它相当于在小说最后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前的叙事是出了错的！然而读者不可能知道那些线性行进的叙事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出错的，也不可能就此将整个故事抛弃，因此只能将小说时间作为与现实时间平行的另一段时间来接受。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处有意加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作者本人的真实信息兀然跳出（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还提到了北京的7·21暴雨。

故事之外的极端真实，在实际效果上，起到了对主干故事的推离作用：它把虚构的叙事向真实世界之外更远地推开。

如同一副三角支架，把虚构撑离地面，使之能够折射现实、呼应现实，又不必被现实所束缚。

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也算不得是阎连科的原创。

“元小说”式的技巧来源于西方。

我们这里的先锋小说家们早期的创作中，也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实验。

阎连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本意不在于实验，也无意于挑战文体的边界，而是要以“虚构”为跳板，去到更高、更抽象、更自由的维度上表现时代生活的精神实质。

通过此种方式，《炸裂志》以结构疏离了逻辑，以逻辑疏离了空间时间，从而将故事整个隔离到了一个作家在稿纸上开辟并主宰的异次元世界之中，在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同时，又没有失掉现实生存的鲜活质感。

寓言或者“神实主义”如果说，刻意虚构所造成的时空疏离，为对当下经验的宏观把握与表达提供了场所，那么这种化学反应的真正完成，机缘却是《炸裂志》叙事对神话模式的引入。

看看小说的叙述是如何开始的：文革中受迫害入狱，音讯杳然的孔东德突然回家了。

他只对四个儿子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就躺下睡去：世道要变了，你们四个出门去，各找一个方向走，最先遇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命运。

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

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们都走上了街头。

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遇，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孔明亮捡到了一枚公章，于是成为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

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行的方向。

这样一种模式，其实隐喻的就是世界从无到有、命运由隐而显的过程。

从这一刻起，父母的旧居彻底失效，每个人要往自己的方向上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

在《炸裂志》中，这样的设计显然带有仪式化的色彩：旧的一切留在梦中，新的秩序即将确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炸裂版的“创世记”。

而孔家的四个儿子就更有象征意义了：四个儿子囊括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和四种命运，这便是一，这便是全，似乎暗示了孔家四子的命运合起来便是“炸裂”的历史兴衰。

整个故事的结局也是极具神话色彩。

四子孔明辉在故事最后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年最先遇到的不是狸猫而是一本旧黄历，而当他终于参透那本旧黄历上所记载的炸裂的命运之时，炸裂也就在一场毒霾之中化为了废墟。

这个近乎抄袭《百年孤独》的结尾，实际上是把故事开头与结尾的两处神话打通到了一起，于是，一头一尾的两处神话仪式构成了结构上的封闭，小说故事的主体由此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寓言。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话题。

当故事成为一种“寓言性”的存在，作者就可以自由地动用各种隐喻性、象征性的笔法，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生存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