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doc

公司治理的比较制度分析(doc 8页)

的代表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英国；而网络导向型的特征是：公司股权集中持有、集团成员发挥重要作用、全能银行在融资和公司监控方面有实质性的参与，这一类型的代表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在此基础上莫兰德还对两种类型各自的利弊进行了具体的探讨。这种分类方法和将各国公司治理主要划分为“外部监控型”和“内部监控型”的方法类似。第三、趋同趋势分析。无论是从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对比角度还是从市场导向型和网络导向型的对比角度来对公司治理的比较分析，人们还发现各种模式之间存在某种趋同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各国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开始彼此借鉴吸纳对方的经验和做法。

可以看出，以上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主要侧重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构成以及不同物质资本所有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形式和对比格局，其背后一以贯之的线索主要是资本逻辑。但是，随着企业组织演进和企业制度的变迁，不仅公司当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包括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即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和同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普通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来，事

实上许多公司外的经济主体如顾客等也对公司治理存在明显的影响。与此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从而把公司治理理论进而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就是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第二种类别。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背景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将公司类型分为四种，即公司的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公司治理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这种类型公司治理结构的显著特征和极端表现，是古典企业中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绝对权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但这里的人力资本，仅限于异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比如公司的经理人员，公司双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一般所谓公司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委托—代理”的博弈关系；（3）所谓三边治理，是在双边治理的基础上引入“员工参与”的公司治理形式。“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企业股东之

间博弈制衡的复杂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和剩余分享而言。这四种公司治理类型，既反映了企业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的某种历史发展趋势，也同时并存于现代社会当中。随着经济发展，世界各国注重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治理的趋同趋势日益显著。不过，如下文将要说明的，所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事实上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现实公司治理的理论一般或者参照系，对于回答现实公司治理模式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意义也相当有限。

大体上，既有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可作如上分类。很明显，第一种类别的比较公司治理内在遵循了物质资本的逻辑，无论是同企业理论还是同现实的企业实践相比其局限性都显而易见。第二种类别的比较公司治理研究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背景，具体探讨了以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应格局为标志的四种不同的公司治理形式。应当说后者比较前者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两种比较公司治理研究都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普遍停留于对公司治理“是什么”的直观说明，而

忽视了对公司治理的“何以如此”的深入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启发相当有限。甚而至于，由于理论上的缺陷，现实当中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对于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仅仅进行粗浅的“整合”之后就不加分析地引进和模仿。其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制度安排水土不服而导致的高昂交易成本和较差经济绩效；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中国失去了其“现代性”的光芒，也导致了我国企业制度建设理论方向感的严重缺失。

二、重新定位比较公司治理，引入比较制度分析方法

造成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如上现状及消极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比较公司治理本身的定位失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因此，要推进比较公司治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首先需要确切定位比较公司治理研究本身，然后，引入对应的研究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

1、比较公司治理研究——重新定位

比较公司治理并非单纯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公司

治理所以可以比较，是因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而所以要进行比较公司治理研究，则是希图通过对别国公司治理形式的考察来获得对于本国企业制度建设的有益借鉴。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的两个核心问题是：（1）如何“异中求同”，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特殊中寻找到一般？（2）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哪些制度性特征？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澄清一对概念：公司治理一般和公司治理模式；更广义的概括，是需要澄清企业制度一般和企业制度特殊这样一对概念。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企业制度是企业契约的外化。以博弈论的观点透视，企业制度实质上代表了企业各产权主体之间不断进行再谈判的动态博弈均衡。从制度功能的角度看，企业制度对各产权主体发挥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内的激励兼容，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对制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制度的激励和约束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在各个产权主体之间对企业产权（或企业所有权［1］，或企业的剩余索

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来实现的。

按照现代产权理论，在企业契约达成之前的“产权”，一定意义上可理解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物权”，主要反映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其权限往往是绝对和无限的；而在企业契约达成之后的“产权”即“企业所有权”，则是对各经济主体之间责权利的界定，主要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权限则是相对并有限的。企业产权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表明，单个产权主体自身的理性选择要受到其他产权主体的约束，这也正是对企业内竞争与合作这样一对基本矛盾的反映。既然企业产权本质上是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界定，那么其契约签约人并不必然由传统的物的所有者充当，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也应当是产权主体，这与人力资本客观上存在的作为未来满足或者未来收入源泉的“投资品”属性是相一致的。也正因此，周其仁把企业看作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合约。［2］更广泛的意义上，科斯把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3］从而隐含地指出：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