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宋朝历史知识点：王安石变法

高考宋朝历史知识点：王安石变法

1.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北宋前期，社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可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至仁宗（1022—

1063年）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在政治方面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二、在社会方面的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苛重，促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问题早在北宋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宋太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曾采用了一系列分割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权力的制度或办法，致使各级政府机构重叠，官吏人数大增。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实行恩荫制度，大批高官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不经选举便涌入仕途。此外，太宗以后，又扩大科举规模，每科总有五、七百到一千人被录取做官。因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

北宋初，内外官仅几千人；到仁宗皇祐年间（1049—

1053年），已达到两万多人；到嘉祐年间（1056—

1063年），更“十倍于国初”。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冗兵”问题是由所谓“养兵政策”造成的。北宋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破产农民铤而走险，每逢荒年，便把成千上万的流亡农民招募为禁军或厢军。因此，职业兵人数直线上升。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仁宗皇祐（1049—

1054年）时竟达一百四十万，八十年间兵员增加了两倍半。如此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了宋朝政府的正常需求。因此，大量的士兵长期无事可干，游手好闲，军队素质低下。

“冗官”、“冗兵”使北宋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效能日益下降，是形成“积弱”局面的主要原因。

“冗费”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北宋本来就对官吏和军士的待遇优厚，政府财政开支已很大，而“冗官”、“冗兵”情况日益严重，致使财政开支猛增。其二是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失败，每年输巨额“岁币”。太宗至道（995—

997年）年间，国家每年收入为二千几百万缗，支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到仁宗庆历（1 041—

1048年）年间，岁入已高达一亿几千万缗，但却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种现象产生后，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统治者们就用各种手段压榨劳动人民，致使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冗费”问题是北宋中期造成民困国穷的“积贫”局面的主要原因。

土地高度集中：北宋建国之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北宋农村人口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无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主户又有官户、民户之分，官户也叫形势户，即品官之家，有减免赋税等特权。民户为平民之家，依土地财产多少分为五等。在北宋总户数中，地主阶级，也就是官户和民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合计，充其量不过百分之十，然而他们在北宋中期已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阶级，也就是民户中的四、五等户和全部客户合计，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有约百分之五为城镇居民），却仅占有全国耕地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大量农民只好耕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缴纳的地租约占收获物的一半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种状况，大大加深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赋役苛重：广大农民不仅遭受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而且受到北宋政府的残酷压榨。北宋的赋税主要有二税（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杂变之赋（杂税）、丁口之赋（丁口税，总称身丁钱米），在纳税时，又有支移、折变、加耗、义仓税等额外盘剥。在赋税之外，还有徭役、差役负担。差役也叫职役，是主户轮流到政府部门服劳役，其名目繁多。因为官户有免役特权，一般地主也常常设法逃避当差，所以应役者主要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徭役则不分主、客户，一律承担。其项目亦很多，服役时间视需要临时决定。

王小波、李顺起义：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已无法忍受，只得揭竿而起。据不完全统计，从北宋太祖到仁宗朝，大小起义上百次，参加者有农民、士兵、少数民族。特别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农民起义更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于一火。”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是发生在今四川地区的由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淳化二年（992年），当时，正逢四川大旱，粮食欠收。官府的

赋税征收苛刻，官僚又支持包庇商人，囤积居奇，乘机渔利。广大人民生活无着，阶级矛盾急剧激化。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在故乡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领导旁户农民起义。他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占据了青城、彭山等县。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北上，在江源县（今崇庆县东南）大败宋军。但王小波在作战中不幸牺牲，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战斗。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顺率军攻下成都，建立政权，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北起剑门，南至巫峡的广大地区，都处于大蜀政权的控制之下。五月，宋太宗派大军围困成都，最后城被攻破，义军死者三万余人，李顺生死不明，起义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意义不仅在于沉重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他们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的影响尤为深远，是发展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对改变“贫富不均”的社会状况的要求。

发生在庆历年间较大的农民起义有山东的王伦起义，陕西的张海、郭邈山起义，湖南的瑶、汉人民起义，河北的王则起义等，都有广大农民响应，但亦都相继失败。

庆历新政：为了解除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北宋的统治集团中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曾提出过各种改革意见。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在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提出十项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仁宗采纳了这一方案，并诏行全国。但是由于改革触犯了大官僚地主们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保守派官僚的反对。他们无中生有地攻击范仲淹专权，结党营私；甚至诬告范仲淹想废黜皇帝。结果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贬至外地，新政也宣布撤销。此事因发生于庆历年间，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揭开了序幕。

2. 王安石变法

上“万言书” 王安石（1021—

1086年），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其父王益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等地做过州县官。王安石早年曾随父到过许多地方，比较了解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他有士大夫的家教，有传统的经史文化的良好基础，不但是一位文学大家，而且很熟悉历代的典章制度，并具有革新精神。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历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等。在此期间，他曾做过一些改革，收到一些效果。嘉祐三年（1058年），他调中央任三司度支判官后，曾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尖锐指出当时的国家面临着严重危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