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是人的创造力

时代变了，受压迫的已不再只是工人

在当代世界，生产成为一种普遍的、共同的行动。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提出福柯的理论，自十八世纪末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历史发展，人的身体和思想受到了双重束缚。一方面，个人被个体化、去主体化，被迫接受规训的专制，因此个人就成为一个与世界分离的个体，或者说成为一个单体（monad）高质量的新闻需要深入调查和持续投入。

（一个隔离的、孤独的存在。在另一方面，权力的转折把所有个人的单体结合在一起，将单体转化为无名的、标准化的、同时具有很大生产能力的群众。换言之，个人成为生产链里的齿轮，于是在一方面有个人的去主体化，在另一方面有标准化的、正规化的生产，这就是我所谓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双重束缚。

除了福柯以外，过去有很多人描述了生产线的节奏、劳动力的剥削，产业工人的经验及他们的感情和艰苦生命，同时也描述了标准化生产所产生的孤独感：令人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生产过程的炮灰和牺牲品。今天产业资本主义的机制依然存在，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还必须承认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模式已经转变了，它涉及劳动力剥削的条件、权力关系、劳动方式、联合行动等等。不过，这种转变也创造出新的反抗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模式的变化不仅仅鼓舞了新的权力机制，而且为对抗性斗争也开辟了新路。

目前，还有人舍不得放弃关于产业资本主义的经典分析，他们不能舍弃旧的工厂概念、传统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意识，因此不承认当前的剥削形式虽然与过去比起来更有效果，并且还带来了新的抵抗能力。但我和哈特指出，工厂再也不是唯一的具有对抗性力量的场所，新的剥削也可能会藏身于新的对抗主体。同样，当我们分析新的资本主义模式、非物质劳动、认知资本主义及其知识流通的时候，我们在一方面描述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如何剥夺我们的生命，剥削的机制如何笼罩社会生活的各种方面。可在另一方面我们肯定斗争的可能性，并且将当代大都市定义为新的生产过程的核心，以及新的对抗性空间。在我们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再也不会把个人去主体化，或者是把个人转化为一个有两头的机器人，既有单体的头，又有无名群众的头的怪物。现在资本主义想剥夺的价值是共同性的价值，是来自个人独特性和创造性的价值。

我和哈特不想否认工厂的存在，也不想否认遭受生产链折磨的工人身体的存

在。我们只想强调，生产的核心已经改变了。今天，价值来自社会主体化过程，来自于共同性和联合行动。资本主义需要主体性，没有主体，它的统治体系维持下去。这样，资本主义陷入一种悖论状态：它需要的力量就是能颠倒它自身秩序的力量，无产者的脑子和身体已经不是生产的麻木工具，而成为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武器。目前，如果没有共同性，就没有资本主义。通过共同性概念，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斗争的范围和我们的抵抗能力。

从劳动的技术结构的角度来看，生产过程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因素。从劳动的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了分析上述的共同生产及其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寻找新的范畴。现在我们还在探索共同性概念，还缺少我们需要的新的思想范畴，因此有人继续提出陈旧的概念，来解释当代世界，仿佛生产的核心仍然是工厂。就他们而言，我们前面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一个与世界分离的单体、一个孤独的公民，或者一个被资本主义鲸鱼吃掉的匹诺曹。要么藏于一个恒久不变的无名共同体，如国家、人口、民族、宗族、标准化的劳动力等等，这是统治制度的弄虚作假。权力令人相信什么都没有改变，其实我们要揭露骗局，并面对真相。要刨开鲸鱼的肚子，就把白鲸杀死。

重新思考民主的可能：面对共同性

权力如何欺骗我们？权力不断向我们输出两个词，这是权力的双重骗局，一个词是私有，另一个词是公有。私有和公有，这两个范畴都是剥夺共同性的工具。就私有概念而言，正如卢梭所说，第一个说出“这属于我”这个句子的人，就发明了私有财产。这个句子的含义是，个人掌有公众的资源并剥夺别人的共同性。私有财产的存在否认人们通过联合行动创造的共同资源。第二个词，公有概念表面上是与私有概念相对立的。卢梭无情批判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定义为人们的痛苦和腐败的起源。他却没有看清公有范畴包含的危险和骗局，社会契约和现代民主的问题都在这里。既然私有财产能产生不平等状态，那么哪些政治制度可以保证平等的条件？卢梭的回答是，在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里，财富正由于不属于任何人，因此能够属于大家，财产应该是公有的。公有这个词指的是，在国家的控制下，财富如果没有所有者，那一定属于国家。这里，卢梭同整个现代政治思想一起，掉入陷阱里。他以为国家机器、公有的范畴，是保护集体财产的唯一的方法。卢梭力图证明，国家对共同性的控制有充分的合法性。对他来讲，国家就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就是“我们”的代表；作为人民的“我们”的认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前提之上，而直接依赖于国家，是国家允许“我们”成为人民。就国家而言，共同性不属于我们，我们一无所有。不过，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可至少可以宣布，我们是人民，我们是国家国民，我们被剥夺了共同性；作为赔偿，国家给予我们一种认同感，一种本质。

认同和本质就是我所谓的骗局。如果我们想收回共同性，首先应该放弃自己的认同和本质，就是说，应该宣布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观念，不是认同或本质，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我们的共同性没有本体论根据，也没有先验的定义。共同性是我们每天创造的、不断重新发现的东西。共同性总是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未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共同性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生产、创造、参与社会、与别人交流、流动、想像等行动。

大概自十七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民主理解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就是说，民主概念为国家剥夺行为提供合法性条件。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思考民主的根本含义。我将它定义为对共同性的共同管理。这个新的民主概念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民主的时空关系：其空间维度应该被视为全球政治性（cosmopolitical）的空间；其时间维度，我称之为一种构成性的时间。如果社会契约建立在国家及其财产概念的前提之上，即财产不属于任何人，因此能够属于大家，共同性理论的基础就是，由于共同性是大家一起创造的东西，因此不得不属于大家。

我们上次讨论过大都市概念。今天大都市是共同的普遍生产的场所。共同性的场所和积累也发生在城市环境里。共同资源的积累以公有或私有的名义被剥夺。所谓城市的地租，经济上就遭受很大挑战。现在不能仔细分析地租与利润的关系，也无法分析生产的外部性。现在只能指出，无论我们谈的是私有还是公有的观念，两者都掌有共同的资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我们想夺回共同性，就不能回到一种固定状态，而是要赢得大都市空间。统治制度把大都市空间转变为一种由横线和竖线组成的网状结构，那么我们应该绘制斜线去打破这种网状结构，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成原则反抗任何僵化的身份。同时也应该用文化多元性去反抗自己的本质。

几年前，斯坦罗宾斯基将民主主义时代界定为自由的创造的时代。如果现代民主是自由的创造，那我们要成立的激进民主或绝对民主，就等同于共同性的创造。斯坦罗宾斯基的理论认为，我们正在重新经历十七世纪的历史。当时文艺复兴的危机与当前现代性的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也许现代性的危机表征着今天的创造时期。能不能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创造？我不以为然。最准确的说法也许是，今天我们在经历后现代主义或者共同性的创造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