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关系

二、中国的平衡姿态：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和2002年的武装对峙
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政策及其变化与中国与印、巴两国的关系直接相关，所以这种政策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对其在南亚地区的根本利益的考虑和判断。近年来，克什米尔争端的发展受到了中国政府对南亚次大陆以及对印巴冲突的态度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印巴两次主要危机（1999年卡吉尔冲突和2002年的印巴临战状态）的反应及其在这两次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表明了其对克什米尔问题前景的关注。
因此，随着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调整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出现某些明显改变。中国开始强调，必须正视实际存在的克什米尔问题，应在充分尊重该地区人民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决定其最终归属。这一主张实际表明中国开始从道义上支持克什米尔内部争取自决权的运动，并支持巴基斯坦对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要求。
中国在1999、2002年两次印巴克什米尔危机期间坚持奉行平衡政策，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在当时情况下的政策选择明显受到制约，对形势的严峻性有比较清醒的认知。通过和平努力有效缓解冲突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某些西方评论所指出，中国为化解濒临战争边缘的印巴对抗危局作出了贡献，提升了它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地位。第二，鉴于南亚的核军备化因素，中国的平衡战略旨在维护南亚及相邻地区的局势稳定，有助于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与其他大国同样，意识到在南亚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第三，从长远看，中国的不偏不倚立场有助于中国与印、巴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毕竟中国不希望因传递错误信号而使中国的南亚政策被外界误读。第四，北京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深思熟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稳定可能遭受不利影响的担心。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印度的克什米尔和中国的新疆有明显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不愿看到克什米尔成为主权国家分裂主义牺牲品的另一个先例。
中印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解冻，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其南亚政策，其标志是中印两国的高层互访以及双边互信机制的建设启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北京明显不再强调联合国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决议中包括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转而支持在1972年《西姆拉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印巴双边协商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并反对任何外部干涉。但鉴于中印关系的不稳定性性，中国在外交场合也曾提出“双边对话解决问题”与“执行联合国决议”并重的建议。中国理解彻底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对巴基斯坦的重大意义；但中国也反复强调，在克什米尔争端最终解决之前，印巴两国应在其他相对容易的领域逐步改善双边关系，为该问题的最后解决创造良好的条件。
2001年12月14日，印度国会遭到恐怖袭击，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对抗再次迅速升级。在此过程中，中国仍然坚持呼吁印巴双方相互克制、和平解决冲突的平衡战略。从舆论和评论可以看出，中国理解印度针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坚决态度，同时支持穆沙拉夫为打击恐怖主义所作努力。这一姿态再次确认，中国愿对印巴冲突作出公正、客观、审慎的判断，对突发事件作出负责任的回应。此外，中国充分利用中巴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巴基斯坦领导人施加积极影响，推动印巴之间的长期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爆发战争。在对巴发起进攻之前，印度因担心中巴结成军事同盟而对自身构成安全威胁，与苏联仓促签订了一份准同盟协议《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印度通过这场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国力，造就了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当时众所周知，印苏签订条约主要针对中国。在巴基斯坦遭肢解后，中国强烈谴责印度直接干预巴基斯坦国内局势、精心策划和发动这场战争，并要求印度尽早从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已占领土撤军。从60年代直到80年代后期，中国在南亚地区向巴基斯坦“一边倒”的政策基本没有改变，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提法略有差别。
危机发生前后，印、巴两国高层相继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这些来访很难解释为巧合。来访的领导人包括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佩尔维兹。穆沙拉夫、巴外交部长沙塔尔。阿齐兹、巴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和印度外交部长贾斯旺。辛格。外界相信，中国领导人与到访的印巴领导人就当时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对峙进行了重要的磋商。而中国领导人与来访的巴基斯坦领导人的会晤的意义尤为重要。印度外长贾。辛格访华期间，尽管突出强调讨论中印双边关系问题，然而访问与印巴冲突的关联不难看出。访问结果表明，中国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传递了同一信息：印巴双方应保持克制，维持实控线现状，尽快实现停火，并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中国政府的立场显示出对待克什米尔问题的审慎态度。
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中国明确表示站在巴基斯坦一方，极力支持巴基斯坦收回克什米尔。作为对巴基斯坦的实质性支持，中国政府对印度曾发出严正警告，要求印度停止在中印有争议的东段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否则中国将采取必要行动。中国的这一表态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无条件支持巴基斯坦。表态也实际增加了巴基斯坦与印度抗衡的决心。印度意识到中国的警告，也了解中国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迫使其在漫长的中印边境布防重兵，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巴基斯坦的军事压力。
克什米尔问题的复杂性及其给印巴双方带来的影响是决定印巴关系诸多方面的核心问题，因此印巴对克什米尔争端的性质及后果的评估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双方有无可能在该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双方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何种原则却存在巨大分歧。巴基斯坦坚持主张克什米尔是印巴分治后待解决的历史问题，尽早和最终解决这一争端是巴的首要目标，并认为只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是最终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同时，巴基斯坦也不断抨击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权问题。总之，印巴两国对克什米尔地区事态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差异，对该地区纠纷的源头以及军事渗透和恐怖袭击各持不同的理解。目前双方和解的进程要取得实质性突破，很难避开克什米尔争端这一棘手问题。
南亚和平进程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巴两国在谈判中各自准备作出多大让步。根据双方目前的姿态，可对前景作一些初步预测。首先，印度是否可能降低其先前提出的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预设前提，即彻底清除印控克什米尔的“跨界恐怖主义”，承认跨越印巴控制线的军事渗透和恐怖活动已大为减弱、克什米尔内部局势已明显好转的事实。穆沙拉夫政府近期以来加强反恐力度，对巴境内一些与跨国渗透有关联的恐怖与极端组织所实施打击，目前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可以肯定，穆沙拉夫政府打击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将会继续。但印度方面对巴的反恐举措很少给予肯定和正面评价，并依然持怀疑的态度。试假设，如果印度能更多地认可穆沙拉夫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正面鼓励他遏止跨界武装活动的积极作用，这将有助于促进印巴双边对话和营造建设性气氛。
1962年，中印两国由于边界争端引发军事冲突，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府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利益评估，也由此改变了中国在南亚的总体政策以及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基本立场。具体来说，由于中印两国反目和双边关系走向对立，中国开始在印巴克什米尔冲突问题上批评印度的政策。大致与此同期，巴基斯坦与中国积极合作，特别是1963年中巴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签署了边界协议，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的同情和支持。但有必要指出，中国在该问题上表现出审慎的立场，在声明中强调缔结的中巴边界协议只是暂时性的，有待将来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最终决定后再予以调整和确认。
有意义的是，朱鎔基总理对谢里夫和贾斯旺。辛格都反复提到，克什米尔争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领土、民族以及宗教等多种复杂因素，只能通过对话方式找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尽管中国对卡吉尔危机的评论不多，但表明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外界注意到，谢里夫访华后，中国政府首次强调维护实控线的必要性，强调印巴双方应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应致力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可以推测，在解决卡吉尔冲突的重要性和方式的问题上，中国和巴基斯坦尽管未达成一致，但中国对巴基斯坦施加了积极影响。
一、中国的克什米尔问题立场与南亚政策
围绕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已困扰巴基斯坦和印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不仅在地理上与克什米尔相邻，而且在历史、文化、战略等层面都与克什米尔关系密切。近年来，由于受冷战后地缘政治因素变化的影响，中国加强了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关注，并对印巴在该地区的冲突表示了特别关切。总体来说，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直接关系到中国与印巴两国的政治与安全关系。上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同期巴基斯坦则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意在牵制苏联和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由此导致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中出现消极因素。这种情形直至1955年万隆会议后仍未改观。这一时期，中国对待克什米尔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不介入、处事公道正义，强调印巴双方应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由于当时印度在南亚的力量天平中占据优势，中国的这一态度实际上对印度更有利。但是，这种“不介入”的姿态也有特定的内容。例如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的最好时期，周恩来总理仍婉言谢绝了尼赫鲁总理要他访问斯利那加的邀请，也拒绝对克什米尔争端发表任何偏向印度的评论。
在卡吉尔冲突中，中国坚持了公正原则，强调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应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双方争议，同时尽力避免对峙状态的进一步恶化。随着印巴对话日渐成为可能，中国希望冲突双方都能够抓住机遇，相互保持克制，重返谈判桌面解决争议。中国媒体文章还指出，印度、巴基斯坦应考虑到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南亚军事冲突寻机进行干涉的风险，因此尽早停火符合印巴双方的利益。中国的一些评论也表明中国政府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而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强烈关注。例如舆论指出，中国的西部边界与它的南亚邻国紧密相连，如果当前的克什米尔争端演化成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国的西段边界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三、印巴关印巴关系的改善提高了外界对南亚和平进程的期望。但不应忽略这一期望需要支撑点。这就是：要使和平进程卓有成效，印巴双方需要强调平等互让的原则。但至今双方只强调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考虑，单方面地表述对问题根源和现状的看法，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困难的前提条件。例如，印度主张在实现关系正常化和实质性改善双边关系之前，必须彻底解决“越界恐怖主义”问题；巴基斯坦则强调克什米尔问题，认为这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这一立场差异可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得以解释和理解。但在重大国际争端的解决过程中，如果争议双方都希望谈判取得进展，预设前提将限制危机处理的机会，为解决问题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印巴目前为双边关系正常化设置的前提实际缩小了解决途径的可选范围；同时双方的立场也显得缺少足够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