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南亚大战略

美国的外交决策者认为他们最终有了全新的南亚大战略。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近出版的政策简迅中概述了这一战略。美国的目标是让印度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同时协助巴基斯坦获得安全与稳定。特利斯说：“布什政府根据印巴两国地缘战略的重要性，在扩大与两国的关系中采取不同的方式，试图帮助巴基斯坦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同时使印度有把握平稳地提升到大国地位。” 特利斯认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将“通过向伊斯兰堡提供巨大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以及通过与新德里的三次单独对话，这些对话将评估各种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包括民用核能的合作、太空、国防的合作生产、地区与国际安全以及双边贸易。”

在特利斯的政策简迅中，他概述了美国的外交思路，并指出实现这些新的战略目标所可能遇到的挑战。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大战略的主要问题在于它对这两个地区性国家的意图的假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假定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巴基斯坦会接受印度作为该地区卓越大国的地位吗？印度或美国能够对付巴基斯坦表面上宣称的政策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分歧吗？这种不可避免的分歧植根于它的多层决策过程。

这可能是美国第一次将它的南亚战略建筑在与巴基斯坦积极接触之上，同时明确承认印度地位的上升。过去，华盛顿方面一直担心支持一个国家就会得罪另一个国家——而事实情况正是如此。如今，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似乎开始关切印度所担忧的问题。但他缺乏公众的授权。现在仍不能排除某个受欢迎的政客煽动反印情绪从而破坏当前和平进程的可能性。

诚然，巴基斯坦强大的军队组织似乎支持穆沙拉夫来获取美国援助以及与印度展开对话的政策。但没有证据表明巴基斯坦军队放弃了将他们看作“印度霸权”唯一的屏障作用的一贯信仰。穆沙拉夫对印度的强硬姿态使其能够爬到权力的顶端。即便是现在，他所发出的含混不清的信号让人们难以捉摸他头脑中的有关南亚稳定的现实基础到底是什么。

上个星期，穆沙拉夫将军表示，他愿意考虑印度对根据宗教差异而确定克什米尔协议的顾虑。这是巴基斯坦统治者第一次表示他愿意克服对导致两个国家分离的1947年分裂的强烈情绪。在过去58年内，印度人感到有必要使导致分裂的理论基础失效，而巴基斯坦人则一直执意为“分裂逻辑”辩护，因为这是他们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穆沙拉夫将军能够把他的关于南亚新均衡的思考转化为国家政策，那么它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上的重大突破。他如果无法这么做，那么要么表明他

受到对这些思想的严重抵制，要么表明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让他的印度和美国听众感到高兴，而不是真心实意地想放弃巴基斯坦的传统政策思维。

在一年半之前，穆沙拉夫将军曾坦率地表示他不信任也不赞同印度以及在美国鼓励下启动的和平进程的言辞，因此很难合理地解释他为什么应该改变想法。在2002年5月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穆沙拉夫将军说印度希望“使巴基斯坦不稳定”并且“竭尽全力孤立克什米尔地区。”当问及印度是否希望有“一个稳定而现代化的巴基斯坦作为其邻国”时，他回答到：“完全不可能。他们希望一个恭顺的巴基斯坦继续对他们保持屈服。”正如在华盛顿有人指出的那样，如果美国的南亚新战略是援助巴基斯坦但同时承认印度的卓著地位，那么人们不禁怀疑穆沙拉夫将军及其同级军队指挥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这种战略。

从没有人怀疑过印度是南亚更大的强国。巴基斯坦历来对此表示反对，它不是针对印度的规模而是针对这一提法的含义的。巴基斯坦的理论家认为印度的大国地位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巴基斯坦试图与其它南亚国家联手，将抵御印度的领导地位作为它们共同的目标。为了避免被印度在南亚“困住”，巴基斯坦一再努力把自己确定为中东或中亚的强国。而美国基于推动印度兴起的政策极难适应这种已经确立的思维方式。那么，在双方基于不同的假设和有不同的期望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缔结新一轮的美国和巴基斯坦联盟关系吗？

在1954年签署巴基斯坦作为美国盟国的协议后不久，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试图说服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使其认识到这一战略新伙伴的价值。杜勒斯告诉李普曼：“我在亚洲的南部找到了一些真正的战士。亚洲人中能够真正战斗的就是巴基斯坦人。那就是我们在联盟中需要他们的原因。离开了这些廓尔喀人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前进。”

“但是，福斯特，”李普曼反驳说，“廓尔喀人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是印度人。”当然，李普曼也错了，因为廓尔喀人来自尼泊尔，不过那与美国国务卿的知识缺乏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好吧”，面对此类细节泰然自若的杜勒斯回应说，“他们也许不是巴基斯坦人，不过他们是穆斯林。”

“不对，恐怕他们也不是穆斯林，他们是印度教教徒，”李普曼说。

“无关紧要，”这位国务卿反驳道。他继续就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亚洲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益处向李普曼说教了半个小时。沃尔特?李普曼的一位传记作家这么告诉我们。

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被特利斯描述为美国南亚新战略的总设计师。跟2

0世纪50年代的杜勒斯比起来，她的世界知识肯定要多。目前美国已经与世界广泛接触了五十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情报收集机构的规模也大了许多。再现1954年在杜勒斯和李普曼之间发生的那种类型的对话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在制定南亚新战略时过于乐观，对巴基斯坦的假设犯了跟杜勒斯一样的错误。

巴基斯坦的军队领导人历来愿意调整他们轻重缓急的安排，以便适应美国直接关注的国际问题。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源源不断。美国往往认为援助可以转化为影响力，但事实上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总是试图拿走援助而从未完全满足过美国的渴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过分夸大了巴基斯坦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巴基斯坦一度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搜集设施，但它从来没有提供美国所寻求的“中心定位的登陆点”（centrally positioned landing site）。齐亚?哈克总统在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合作伴随着巴基斯坦在苏联撤退之后在阿富汗扶植扈从政权的计划。美国从来没有能够控制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或者控制过伊斯兰教游击队战士，尽管美国支付了他们的行动经费。巴基斯坦在抗击苏联的“圣战”中的作用也唤起了巴基斯坦的“圣战者”把“圣战”扩大到克什米尔地区。

在启动“重塑南亚”的新计划之前，美国的决策者如果能够深入了解这两个区域国家在美国干涉前的动态和动机，结果就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