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那场攻守战

这一次惠州的攻守战，惠州一个粤东小县，正所谓弹丸之地，孙中山挥军东指，御驾亲征，天上飞机，地底地雷，海岸大炮，当时可以动用的新式攻战手段都用上了。惠州孤军坚守几达半年之久，始终岿然不动，的确是吸引了海内外的注意。当时上海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要编一本中国现代二百名人传，用中英文合璧出版，其中收有陈家军总指挥叶举，来信约写小史。时吴佩孚坐镇洛阳，正是康有为贺吴寿联所谓“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全盛时代。以为惠州守军军长杨坤如会有什么神机妙算，于是借开军事会议的机会请杨坤如来作守城报告。杨当即派了一个代表出席，出人意外的是这位代表说到守城经过的时候，竟然夸夸其谈惠州城墙高逾二丈，厚亦一丈几尺，易守难攻。杨军长扶乩，菩萨亦预言逢凶化吉，诸如些类，守城功绩差点泡汤。杨坤如得到消息，立即改派一位惠州资深退伍军官林步云（成登）赶去洛阳，挽回影响。----
这样僵持到八月中旬，洪兆麟解围的援军开到了。围城的军队仓促应战，混乱不堪，守军开城夹击。攻守的形势反过来了，陈家军长期困守，现在放手冲杀，莫不勇气百倍。东征军尽是一些骄兵悍将，强敌当前，纷纷溃退，惠州于是宣告解围。
解围之后，陈家军稍作休速，立即乘胜进发，赶去“拿下”广州。前锋到达石滩，总指挥叶举声称要与部属痛饮于广州陈塘。可是事与愿违，孙中山下令所部迎头痛击，陈家军狼狈败退。事后各回原防，又得苟延残喘。
第二，是陈炯明的叛变革命，孙中山亲自组织讨伐。陈炯明盘踞惠州，孙中山在1923年曾6次亲临惠州前线督战，细读几个版本的《东征日记》，发现孙中山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最高统帅那样视察、运筹一下，而是直接指挥大炮发炮，甚至有亲自发炮这样的记载。惠州文史资料显示，孙中山1923年6次来到惠州，先后到过飞鹅岭、梅湖山、葫芦岭、博罗白沙堆、虎头岭，视察部队，亲自指挥发炮轰击惠州陈炯明叛军，甚至操纵大炮，而且根据当地天气情况下达进攻命令，比如1923年7月下旬，惠州暴雨，江湖水涨，孙中山决定利用此有利机会猛攻惠州城，他亲自来到惠州梅湖山上的重炮阵地，指点从长洲要塞运来之十五生大炮炮手发炮，该炮因炮弹储藏太久，效果大减，射击未能达到惠州城，孙中山命每弹加3磅黑炸药注于藕孔中，结果连发数炮均能达于惠州城。9月20日又赶赴梅湖炮台，直接下令发射15枚炮弹攻打惠州，并于第二天在梅湖重炮阵地向惠州城亲自发射了6枚炮弹。他还登上惠州城的制高点飞鹅岭视察并指挥攻打事项，命程潜主持攻打，令飞机队助战。其间孙中山还直接写信给邓演达，叫他组织部队挖地道，用地雷攻城。这样深入地指挥军事的具体行动，在孙中山的革命历史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惟一的一次，因为没过多久的1925年，他就病逝了。
地雷炸不开惠州城，孙中山从虎门威远炮台谳来的海岸大炮射出来的重五六十斤的“猪仔炮”虽然破坏了一些防御工事，毕竟影响不大，至于有时飞来的少数飞机只能作为示威的手段。因为不是正式轰炸机，投弹只是随手扔下来，既瞄不准轰炸目标，也没有多大杀伤力。曾经有过一颗炸弹落在居民余额的屋顶上，只炸落一块砖头的故事，威如何，可想而知。
至于惠州城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当时惠州守城的军队是杨坤如率领的第六军，由于进攻惠州的是滇军和桂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形中给守城军队提供了鼓舞敌忾的材料。加以前几年惠州人对陆荣廷、莫荣新那批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压榨人民，野蛮残暴的那一套记忆犹新，现在听见攻城的又是桂军。如果他们真的攻进城来，惠州还有活路吗？所以当时惠州军真的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样足足打了将近半年，城中食物搜罗净尽。，杂粮吃光了，蕉叶、树皮也吃光了，草根也挖光了，甚至于吃纸，吃塘泥。虽然苛捐杂税，巧立名目，他们虽有怨言，还是把钱掏出来支援军用。关于地雷攻战的记载，就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方便的材料，有说是第一年挖地道，没有地雷，第二年才埋地雷的。这种记载与事实似有出入。1923年第一次攻城，我还在广州上学。那年底我从广州绕道香港坐船到沙鱼涌，再从沙鱼涌走路回惠州老实，听惠州人说过地雷攻城的事。后来看到孙中山1923年7月31日从东江前线给邓演达的亲笔信，里面提到“惠州之破，仍当以地雷为最有把握。而前者所作工事不妥，近日所作，又为水坏。水退之后当要继续行之。拼十日之工，当无不成。此又要兄速来，以资熟手。”可见地雷攻战在1923年是确凿无疑的。1924年我因病休学在家，第二次围城是我新身经历的，并没有听到过什么地雷的爆炸，可见第二年地雷攻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上面这几点，应该足够有理由说明惠州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有不可忽略的地位。
在看阅惠州文史资料时，发现一篇可能当时目睹耳闻其事的老先生写的文章，很有意思，不怕辛苦将其打出来放上供西子诸友看看：
二十年代惠州那场攻守战前后
廖辅叔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去沪，认为这一次的变乱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自言“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是年年底，孙中山集合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军队，组成诸路讨贼军，对陈家军进行全面的夹击（陈家军是孙中山对陈炯明叛军的称呼，表明它是姓陈的一家的军队，不是革命的军队）。陈家军兵如山倒。陈炯明自知广州不保，于是把部队集中惠州、梅县、潮汕一带，保全实力，伺机反扑。
惠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都感到好笑。但近日因为要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稿子，看不一般。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经亲自组织过11次起义，有两次发生在惠州（其中一个三洲田后来算是深圳的了）。这倒没什么特别的，我注意到的是，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其实亲自参加的不多，但他从中发现单靠各地会党举事，各地配合不容易，没有真正的武装参与，在非冷兵器的现代是不可能成事的。于是转而在新军中发展力量，才有最后武昌起义的成功。这是孙中山认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在这一步中惠州的起义提供经验给他以总结，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前期直到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人“枪杆子里出政权”真理的开端。
叶举幕下聚集了一批文人清客，没事就打诗钟。这一年叶举的四十岁生日，他曾作七律十二首历叙他生平行事，对于辛亥革命，讨伐龙济光，援闽军事，平定广西等等都有明白的叙述，独是对于背叛孙中山这一段是含糊其词，只说什么“人竟开门甘揖盗，我怜同室自操戈。恩仇成败都闲事，只恐苍生涕泪多。”好象他是为民请命的样子，说到惠州围城他有一联是“百战关河凭健将，千年城郭不惊雷”，突出那地雷攻守的战斗。但他毕竟自知背叛孙中山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前途不会是光明的，所以第十二首有“飘摇风雨一年中，桑土绸缪计易穷”的话。有人读了，认为叶举这样说不免泄气，不过这实在是他要说的真心话。他与陈炯明的关系正如他另外一首诗说的“身拼九死鸳盟定”，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罢了。
1924年冬天，段祺瑞在当京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同时冯玉祥也来电邀请。陈炯明竟想钻孙中山北上的空子，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由军校校长蒋介石率领，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由于得到当地农民的支援配合，学生军所向克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27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有一篇记述孙中山逝世的文章说“卒之前犹及闻党军捷报也。”孙中山生前痛感自己没有真正可靠的革命军队，所以决心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现在黄埔军校学生军果然不负孙中山期望，旗开得胜，对孙中山无疑是临终前最大的安慰。
上世纪初的惠州城城墙高耸，四周山环水绕，城墙前面路狭难近，东北两门倚东江，西门外横亘西湖，构成天然屏障，易守难攻，素称天险。然而，这都不是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时攻不破惠州的真正原因，有不少专家研究时都提到了，其实这都是因为原来孙中山调集参加讨伐陈炯明的军队来自各省，其中尤以滇桂军阀为主，这些军阀却都并不是真心帮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而来，出人不出力，之所以要孙中山亲自下令发炮，甚至亲自操控发炮，可能原因就在于此。于是，孙中山发誓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其它人靠不得。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行国共合作的孙中山立即派蒋介石到苏联学习建军经验，回来后马上建立了黄埔军校，由于有共产党人的参与，军校一开始就在思想上领先于军事，“军校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支援工农运动，进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和北伐战争，成为国民政府的支柱。军校师生们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建立铁的纪律，形成了亲爱精诚，团结合作，卫国爱民，不怕牺牲的作风，被称为黄埔精神。军校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这一切，不能不说跟惠州有关。
第四，由于上述一说成立，在国民政府组织的两次东征中，周恩来、蒋介石等也数次直接来到惠州指挥战斗，不少当年的黄埔学生兵后来的国共战将，都曾在东征时在惠州第一次参与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具体的难以数出名字，因为当时这些后来的名将那时还是一个小学生兵，东征日记记载的也不多，但既然是黄埔军校学生兵为主力打下惠州，不管其后来成了国民党名将还是共产党名将，他们的军事生涯当以惠州起步。东征时黄埔学生军所展现的英勇顽强、团结协作、步调一致，应该也同时成为后来中国武装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三，讨伐陈炯明的主要战役发生在攻取惠州，然而，在数倍于陈炯明叛军的攻城部队带着远远优于守城部队武器的长达半年努力下，惠州城依然的不破，孙中山在认真总结思考之下，发现有武装还不成，关键是要有一支真正的跟自己革命理念相一致的武装。于是，黄埔军校诞生了。这是孙中山从讨伐陈炯明、攻打惠州城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
这一个时期国民党内部又有一部分人认为兵连祸结，不如化干戈为玉帛，主张孙陈和解。特别是吴稚晖，向孙中山讲说陈炯明的好处，说他从来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贪财，不讨小老婆，是一个有用之才。孙中山听得多了，就说，那好，只要他写一悔过书，我不把广东交给他，我专心统军北伐。但是陈炯明死不认错，所以妥协方案无法实现。加以孙中山当时正在忙于国民党的改组，实行国共合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过之后，他又忙于整顿内部，无暇兼顾军事，围攻惠州差不多成国例行公事，飞机有时飞来，也只是撒放传单，希望他们幡然来归，本帅自当一视同仁，共广东建设大计。陈家军鉴于上次冒进的教训，也不敢妄然蠢动，所以1924年就有点象是暴风雨前的暂时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