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指中国在其国土周围面临的安全条件和所处的安全状况，也即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利害关系。周边安全环境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外部因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不存在现实的战争或武装冲突，中国在国土周围也不再面临重大的现实军事威胁，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的主要标志。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这一稳定局面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在发展中保持相对稳定。美、日、中、俄、东盟和印度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六大力量。它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复合型战略关系，构成了“一超多强”、合作制衡的亚太安全总体格局。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间保持着程度不同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美日及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俄印、美印之间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俄美、中日之间也保持和发展着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间又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形成相互制约的态势。美俄、美中之间存在着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中日、中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竞争，俄日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等等。由于在谋求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亚太大国关系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一般不会出现全面性对抗。未来十几年，尽管亚太地区大国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这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是构成地区总体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注：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地区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条件。

其次，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全面推进。近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确立了在新世纪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注：刘华秋《谱写对外工作的绚丽篇章》，载《求是》2002年第21期。）。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进一步巩固了周边睦邻关系。中俄于2001年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推进。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国与朝、韩之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着磋商和协调。中国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全面发展，双方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已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中国与中亚国家、蒙古、阿富汗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印度核试验后一度倒退的中印关系已全面改善和发展，特别是2003年6月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中印睦邻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中日政治关系近年来受历史等问题影响而处于低潮，但双方努力保持和加强高层接触与往来（包括2003年两国首脑在俄罗斯和东南亚的会晤及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的访问），同时双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总体而言，

目前中国处于建国以来周边关系和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注：苗华寿：《中国外交走向成熟》，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3期。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较好时期，见刘华秋：《谱写对外工作的绚丽篇章》，载《求是》2002年第21期。）。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提供了良好基础。

再次，促进地区稳定的多边安全机制不断发展。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目前成员国已发展到23个，囊括东亚所有国家和地区。论坛确立了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发展解决冲突机制的三阶段发展目标，对推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促进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维护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方向的安全与稳定意义重大。随着该组织章程的签署和地区反恐怖中心、秘书处等组织机构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正由初创阶段进入全面、稳定发展时期。在东北亚，虽未建立正式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但围绕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关对话机制在逐步发展，其中包括90年代后期形成的旨在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四方会谈”和2003年启动的处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它们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和平解决有关争端提供了重要平台。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保持总体稳定局面的同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安全挑战，从而呈现出局部动荡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朝鲜半岛和印巴对抗两大地区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现任总统布什上台后，改变了克林顿政府的“软着陆”政策，对朝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启动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韩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核与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克什米尔局势不时紧张，甚至滑向战争边缘。乍暖还寒、时紧时缓是新世纪初期印巴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包括双方谋求稳定、发展经济的需要和因核武器而形成的不对称均势以及美国的介入等），印巴对话和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曲折中取得进展，但两国总体对立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缓解，今后在克什米尔再起冲突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印巴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变数。上述两大地区热点蕴含的现实或潜在危险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隐患。

二是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和日本加快军事扩张。90年代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平时”和“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付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