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娼妓之都 20名女性就有一名为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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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青楼女子与民国名媛老照片(组图)

晚清青楼女子与民国名媛老照片
古代娼妓又称青楼女子、风尘女子，她们大多数属于奴隶身份，如宫妓、官妓、家妓等，多是罪犯、罪犯家属、贩卖人口或战俘。

由于她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除了极少部分外，没有改变身份的任何可能。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现代人来说，自然有点神秘感。

这些古代青楼女子大多拍摄于晚清，图片是与嫖客一起吸食鸦片。

1901年，广州喝花酒的富商与弹琵琶的陪酒女。

上海福州路一雏妓出台时的情景。

晚清上海青楼界惯例，为破身的雏妓(称“清倌人”)应局，需有“龟奴”肩负。

与嫖客合奏一曲。

外国官兵逛青楼。

这是一张“青楼女”的合影。

穿着更紧身、更能展示身材的服饰，这种衣服在晚清上海青楼女中非常流行。

1871年，广州花船。

这种雕刻华丽装饰花哨的“花船”，实际上是水上青楼。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变更，这些“风尘女子”也换上了别的名号——“名媛”。

她们似乎比青楼更高一级，她们大多风华绝代，才艺惊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并且能够混进上层社会的不乏是一些美艳的上海女子。

到了三四十年代，爵士舞、品红酒、说英文也是她们的写照！
1901年，香港歌妓。

老上海的痕迹（七十，四马路的会乐里在哪里？）

老上海的痕迹（七十，四马路的会乐里在哪里？）【长篇纪实】老上海的痕迹七十，四马路的会乐里在哪里？妓院在上海出现是在19世纪20年代，即道光初年，但都在老城厢里；尤其老西门清兵营一带和沉香阁东朱家庄，形成了红粉笙歌之地。

19世纪40年代，妓院向城外扩展，越过了洋泾浜到了广东路。

由于四马路商业繁荣，文人密集，戏院比比皆是，红粉业也就向这里挺进。

热闹的四马路那么为什么这里红粉业很快就成为了老上海的花魁之首？这是历史机缘造成的；在英租界里大马路是一个象征，不可发展红粉业；而四马路正在兴起，这里文人多，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没有带家眷，加上老城厢里出来鬼混的老冶客，使之气候更适宜。

关键还不在这里；1861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及江南一带，太平军是禁娼的，大量秦淮河的娼妓逃到上海，正遇四马路夜市兴旺，她们就落户在这里。

这还不算；大量的难民进入上海，他们生活无着，穷苦的女人为求生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主要根源当然还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就的，四马路除了商业、文化，又多了一个“第三产业”，使那些无助的妇女陷入苦海之中。

不要小看了四马路，三教九流都在这里聚集，畸形的发展使这条马路白天人头济济，晚上灯红酒绿，繁荣的程度一时间胜过了英大马路（南京路）。

这一集我们去四马路（福州路）寻找原来红粉业的痕迹。

老上海人都知道；四马路有一个会乐里，那么会乐里在哪里？怎么会形成红灯区的呢？这里有它的故事；会乐里的位置会乐里南北在四马路和汉口路之间；东西在云南中路与泥城浜（西藏中路）中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南浔地产富商刘景德相中了这块地段，以高价买下，将旧房拆掉，翻建成老式里弄房子，取名为会乐里（老会乐里）。

1912年泥城浜填平成为了虞冾卿路（现在的西藏路），这一带成为了黄金地段，四马路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当然妓院也开始兴起，刘景德大获其利，于1924年将老房子翻新，建成了成批的石库门新里，主弄堂就是后来的福州路726弄，左右横弄各有三到四个，共28幢，规模很大，这就是新会乐里，后面还有皇后大戏院（和平电影院）和一品香大旅社。

1948年上海舞女“闹革命”打砸国民党政府机关

1948年上海舞女“闹革命”打砸国民党政府机关1947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禁舞令”，理由是“整饬纪纲”、“戡乱建国”。

当时上海舞女从业人数超过3000人，多来自贫家。

如果舞厅关闭，她们将失去活路。

1948年1月31日，“禁舞令”在上海落地。

当天，28家舞厅的舞女、乐师等从业人员共3000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禁舞”。

由于上海社会局是“禁舞令”的执行机关，遭到游行队伍首当其冲的冲击。

1948年1月31日下午三点半，数千人乘坐大卡车涌集到社会局广场抗议，上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避而不见。

下午四点，双方发生冲突，舞女们冲入社会局大楼，将玻璃门窗、电灯、电话、文件、桌椅等尽行捣毁。

稀少的警察被冲散，吴开先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

舞女冲入社会局大楼。

顺便说一句，她们发型似乎都一样。

数千张口一齐对空怒吼：“我们要吃饭！”“吴开先滚出来！”“政府禁舞，我们饿死！”，呼喊声此起彼伏。

被打砸的社会局大楼内部。

嵩山警察分局闻讯赶来20人救援，舞女拿起棍棒做武器与警察对抗，这群警察又被冲散。

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急忙调全部刑警和特种镇暴队于五点钟赶到社会局。

数百名警察持盾牌和枪支，将那些满脸仇恨的舞女们团团围住。

冲入社会局大楼的舞女。

在警方的武力威胁下，冲突渐渐平息了，400多名舞女被羁押。

30多名舞女和50多名警察受伤。

图为社会局大楼外部情景，文件散落一地。

图为正在打砸社会局的舞厅从业人员。

迫于各方面压力，南京当局不得不与1948年3月31日宣布取消禁舞令。

图为正在打砸社会局的舞厅从业人员。

1948年7月23日，沈妹妹、谭佩娥、俞志琴、孙致敏、孟燕、金美虹等57名舞女和乐师等舞厅从业人员分别获刑3-5个月，另有18人缓刑。

描写民国时期大上海的词语

描写民国时期大上海的词语民国时期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美女明星云集，让这个城市如此香芬。

而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交际花，非唐瑛莫属了。

那年，唐瑛与陆小曼被称为交际场上的明星，素有南唐北陆之说。

早期小曼在北平，后来也至上海，还与唐瑛同台表演过。

唐瑛与陆小曼就是两道相同的风景。

后来，陆小曼被人熟知，与诗人徐志摩有关。

但在当年，唐瑛的风采确实无人能及。

旧有上海被誉为“东方不夜城”之表示，又被很多人叫作“东方的巴黎”。

旧有上海的舞厅，存有中外之分后，多寡之别。

除了舞厅中所给的工资外，舞女另一项主要收入就寄希望能得到“拖车”的施舍，让他们多在舞厅中消费。

当时的舞厅规定，舞客每买一甁比较昂贵的香槟酒，舞女可以从中抽取一元二元。

旧上海的娱乐运动男踢女球1940年前后，在法租界海格路西段大胜胡同（这就是解放前上海修建的九千多条弄堂中惟一一条以“胡同”起名的弄堂），存有六七名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自发性非政府起至一支小型垒球队，课余经常在弄堂中练球。

与此同时，在距离不远的静安寺路赫德路（今常德路）东首的金城别墅中，也存有几名金科中学的学生经常在弄堂中练垒球。

这两拨大、中学生便自愿联合起来，组成球队，起名为pandas（熊猫），常去练球的场所便是圣约翰大学苏州河东那片大操场，那里有足够的地方可供足球、排球、篮球和垒球同时练习。

约大文商学院学生中又成立起另一支垒球队，起名为“鲨峰”，成为在校内与“熊猫”对垒的一支球队。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垒球运动发生了个空前兴盛的局面，从大、中学校的校园推至了公众场所。

在当时刚更名为“振兴中路”的原法租界甜斐德路的西段存有一片体育场地，就是一个沙地足球场加之周围的一些泥地，场地南边就是一堵围墙，东首两扇大门边绑着块只有一尺多长的木牌，牌上以油漆写下着“东华球场”四字。

这里是各支垒球队进行比赛的地方。

由于当时的垒球球员和观众大都是在校大、中学生，因此东华球场的赛事都放在星期日进行。

妓院为何会成为民国政府的一大财源

妓院为何会成为民国政府的一大财源熟知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民国期间是不禁娼的。

粗略地计算，当时全国有近一万家妓院。

其中，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以及北平的八大胡同，都是闻名全国的红灯区。

有人也许认为旧社会人们会比现在封建，但令人吃惊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似乎对卖淫嫖娼司空见惯，并不认为有多可耻。

甚至当时在上海的租界还举行过妓女选美比赛——名为“花国选美”。

那些妓女们不仅像现在选美一样登台表演才艺，而且对夺冠者冠名“大总统”，还要进行登报宣传，大肆张扬，唯恐天下不知。

广州的长堤妓院中，站在门口迎客的也不会遮遮掩掩，而是大声喊出来：”XX公子大驾光临！“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来嫖娼似的。

北平的八大胡同也是当时北洋政府高官显贵们的聚焦地。

政府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的政客、教授经常在妓院碰头，甚至会约到那里谈正事。

妓院俨然成为集休闲、娱乐及办公多功能一体的名人堂。

那时候在风尘圈内还有一个说法：“先为妓，后当妻”。

就是说，女孩子只乖乖待在家里是很难遇到有钱有势的人家的；想要嫁到豪门，先到妓院里来卖身。

如果找你的客人多了，总会有人喜欢你把你赎出去娶回家的，或做妻或做妾，总是有个好的归宿。

今天我们看来，娶娼妓是很让人不可思议的，但在那时却是很平常的事，而这也与当时民国不禁娼有关。

追溯起来，中国的色情业始于春秋时的管仲，他设置了当时的“官妓”制度。

再向上追溯的话，在原始人的洞穴时期就算有了娼业。

男性原始人拿出一个桃子或其他食物，女性原始人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男人；完事后，那桃子或食物就是嫖资。

文明时代，则又有了“脏唐臭汉”的说法。

因为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最为性开放的时期，色情业发达的程度令人咋舌。

大诗人杜甫都写过一首《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的诗，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

而明朝的娼妓业也很有特色。

有一本《梅圃余谈》的书，描写了一个色情场所选妓女的场景：一群全祼的妓女站在屋里，墙上挖了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青年免费偷看。

揭秘：老上海时期的三大娼妓业花榜名妓大盘点

揭秘：老上海时期的三大娼妓业花榜名妓大盘点导读：根据史料，中国最早的小报多始于上海娼妓史。

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到1933年止，“通社”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沪娼研究书目提要》开列的研究沪娼的书籍共计有38种之多。

关于上海嫖界的花榜炒作，民俗学者张耀铭曾在《娼妓的历史》一书中有过详细的剖析：张耀铭先生指出，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1、“小报鼻祖”戏开的花榜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花榜多均由消遣性小报主持。

而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根据报上所列通告投函推荐，小报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开榜。

这时，开榜仍有“艳榜”、“艺榜”之分，但艳榜的夺魁者以科举制的状元、榜眼、探花等冠之。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后，上海兴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各种小报也应运而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并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因而得到“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这些褒贬不一的声名。

李伯元此招一出，广泛地激发了人们的参与与兴趣，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竞相投函推荐，这些信写得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反映了嫖客的不同情趣、不同喜好、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文化品位，当时捧妓成风。

2、文人名士主持的花榜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上海花榜的特点有二：其一，花榜由文人名士主持，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由于偏重于美色与技艺，故有“艳榜”与“艺榜”之分。

其二，花榜只在书寓、长三中评选，但开榜次数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开两次榜。

评选出来的名妓，附以其相应的名花名卉。

在此过程中，花榜评选的主持人多是舞文弄墨的“海上名士”或“洋场才子”，他们平时以青楼妓院作消遣地，以品花狎妓为乐，以作诗填词为风流。

当时不少妓女，经这些文人学士的品评、鼓吹，名声大震。

而后，骚坛文人纷纷效仿，大肆吹捧。

3、游艺场与报社合流主持的花榜从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远比过去更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婚恋危机_第十章中国“娼妓率”：“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

专门从事性服务，并以此种服务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叫娼妓。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妓女”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轻蔑的叫法是“鸡”，文明的叫法则是“小姐”。

中国婚恋危机，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妓女数量的高增长，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妓女群体。

在女性缺口越来越大的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有性无婚”的娼妓之路，这些妇女不是“出嫁”为人妻，而是“离家”做妓女，成为一批不婚不配、不生不育、不妻不母的女人，不仅损害社会风尚、败坏两性道德，而且大大减少了男性公民寻找配偶、结婚成家的有效资源。

多一个妓女，则少一对婚配，少一个家庭，中国娼妓高增长进一步加剧中国婚恋危机。

一、“繁荣昌盛”，不能变成繁荣“娼盛”多年来，中国扫黄不断。

2010年，中国再次掀起新一轮“扫黄飓风”，横扫了26个一线城市。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0年6月至今，全国共立案侦查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5万余起，逮捕、刑事拘留2.5万余人，打掉犯罪团伙近4000个。

中国扫黄飓风震动全国、影响世界，被称之为“新道德运动”、“新文化生活运动”。

要理解中国扫黄运动的意义，必须了解中国娼妓问题的现状。

中国娼妓——究竟有多少？旧中国是一个娼妓大国。

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的妓女规模是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的第一名，北京则是第二名。

当时北京平均每250名女性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有妓院273家，妓女1268人。

60年后的今天，北京城的妓女有多少呢？据2010年5月11日《京华时报》报道：2010年5月中旬，北京警方突查了北京“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

2010年的北京，其妓女的数量，是1949年建国前北京妓女数量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浙江发现暗娼，这是自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胜利后第一次发现卖淫现象。

20世纪80年代，卖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

历史趣谈：旧上海交际花唐瑛：一只绣花鞋抵车夫拉车一年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旧上海交际花唐瑛：一只绣花鞋抵车夫拉车一年导语：起初，“交际花”是舶来的褒义词，非出身豪门的名媛不得称之。

“交际花”与“交际草”的严格分际就在于她们是否公认的“名媛”。

曾有人戏言起初，“交际花”是舶来的褒义词，非出身豪门的名媛不得称之。

“交际花”与“交际草”的严格分际就在于她们是否公认的“名媛”。

曾有人戏言：“交际花形同特工，后者以窃取情报为目的，前者以窃取感情为初衷。

用一句话形容她们，‘交际花’是交际场合的润滑剂和爽身粉，是乱世中粉饰太平的七彩流苏。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旧上海的交际花是风月场中的尤物，她们相貌美艳，体态妖娆，善于打情骂俏，常年周旋于那些脑满肠肥的高官巨贾之间，依靠色魔供养，物质生活十分优裕，精神生活则异常空虚。

实则大谬不然。

法国作家梅根·特里西德(Megan Tressider)在《爱的秘密语言》中写道：“传统地说，真正的交际花并不仅仅是美貌的妓女。

……历史上最成功的交际花，很多都是修养出众、城府很深的，她们喜欢拥有与个人才智相匹配的权力和影响。

”交际花是颇具秒杀魅力的美女，秋波是她们的子弹，舞池是她们的猎场，那些大佬富翁则是她们“格杀勿论”的猎物。

就连法国皇帝路易十五也成为了交际花蓬皮杜夫人的入幕之宾。

烟花女不能等同于真正的交际花，巴尔扎克小说《交际花盛衰记》中的艾丝苔，小仲马小说《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左拉小说《娜娜》中的娜娜，她们都只是阔佬的玩物，名为“交际花”，实则与烟花女子没有太大区别，跟旧上海最著名的那些交际花毫无可比性。

当年，上海滩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都有女客租住，在“国际”、“金门”和华懋公寓这类特级旅馆中，女客的“档次”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趣谈嫁人17次的民国上海名妓叫林黛玉结局同样凄惨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嫁人17次的民国上海名妓叫林黛玉结局同样凄
惨
导语：民国时期上海滩名妓林黛玉，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女子、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子(因她自己为遭遇所迫，亦不得不既瞒且骗)。

我曾想
民国时期上海滩名妓林黛玉，这是历史上又一个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女子、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子(因她自己为遭遇所迫，亦不得不既瞒且骗)。

我曾想以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可又认为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她身上，那就先暂且写一篇文章吧。

林黛玉，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海名妓，具体姓名(一说本叫陆金宝)、生卒年(大约生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卒于1919年之后)、籍贯(大约是原江苏[今上海]松江，或是江苏、上海交界处的乡下)均不详。

于19世纪末年“事业”达到鼎盛，在上海滩红得发紫，可比今天的北京“天上人间”头牌小姐。

她有一帮常客，包括文人墨客、名伶公子、达官富商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穷鬼。

”南汇县令汪蘅舫为其美艳所惑，曾斥巨资专门为她建造一幢漂亮的房子，轰动一时。

1897年，上海《游戏报》将其评为沪上4位姿色超群的妓女之一。

此外，林黛玉由娼而伶、由伶而妓，并一再从良、一再出山，统计一生不下20余次;其中光正式嫁人据说便达17次之多！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嫁人最多的女子了。

但观她结局，却甚为凄惨、冷落。

晚清民国上海滩妓女总体状况
晚清民国时期，在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龌龊不堪的旧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通俗小报还经常点评，成了时尚的风向标。

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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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

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都市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交际舞风行于工商业发达的大都会。

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画报媒体,积极推介、宣传交际舞,引导社会价值观念。

《北洋画报》对于舞女群体有着颇多呈现,其以舞女群体为对象,向社会大众呈现出都市消费与两性关系的异化,进而实现了画报媒体与社会的互动。

关键词:《北洋画报》;交际舞;舞女《北洋画报》是民国时期堪与《良友》画报齐名的北方大型画报,它坚持“传播时事、灌输常识、提倡艺术、陶冶性灵”的宗旨,以传播与提倡高雅文化艺术为己任,发挥刊登摄影照片的独特优势,十余年间将民国时期风行于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交际舞业直观而形象地展现在都市民众面前。

一、《北洋画报》对交际舞业的呈现与参与第一,借助介绍西洋跳舞团和著名舞蹈家宣传交际舞信息。

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洋舞蹈团和著名舞蹈家纷纷来华献技,《北洋画报》以提倡艺术为旨趣,刊载其在华演出的情形。

西洋舞界的佼佼者——著名跳舞家梵天阁女士、丝丽娜女士等相继率团舞于天津的大华饭店等公共娱乐场所,舞蹈种类繁多,就《北洋画报》的观后感所记,其节目为云裳舞、玉骨冰肌舞、埃及舞、莎林舞、蚨蝶舞、壁采舞、西班牙舞。

①曼妙的舞姿带给置身现场的观众以视觉上的绝佳享受,如“梵天阁率领起舞,色彩缤纷,姿态婀娜”②,丝丽娜“花容雪貌,玉骨冰肌……腰脚熟练,身手灵活”③。

在《北洋画报》不厌其烦地介绍、评判中,我们发现,这些西洋的舞蹈吸引了众多民众的眼球,以致“座客云集,后至者均不得前席”④。

《北洋画报》不仅烘托出对于都市民众对于跳舞的热衷,也使更多还没有观舞、跳舞体验的民众借助画报媒体得以间接地了解和享受,潜移默化影响到跳舞的心理——除了观看之外,更有蠢蠢欲动之势。

第二,推介交际舞舞法和跳舞学校及教师。

交际舞风行之际,《北洋画报》简要地介绍了各种流行的交际舞舞法,如交际舞中“两步舞之狐步舞(Fox-Trot)”、“三步之华思尔舞(Valse)”、“四步之登高舞(Tango)”等,并对其舞是否美观、是否易学、是否容易疲劳等捉笔评论。

上海名妓的风头

上海名妓的风头作者：张鸣来源：《视野》2015年第20期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妓女，拿得出手的，分为书寓、长三和幺二。

书寓过于古朴，生命力比较弱，真正出彩的是长三和幺二。

说起来，长三和幺二，文化不一样，长三规矩大，嫖妓程序繁琐，花头多。

然而，走着走着，两者就都差不多了。

毕竟，上海是个讲究实际的地方。

当年的花街柳巷，真实的场景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晓，看《点石斋画报》画的打茶围场景，无论三、二，都是一人拥一个丽人吃吃喝喝，跟今天KTV里的情景类似。

所谓二和三，就是出台侑酒的价格，拿牌九做比喻的。

价格高的，当然脸蛋漂亮，活儿也不错，小曲唱得好。

有清一朝，禁止官员士大夫嫖妓，整体上降低了妓女的格调，像明末柳如是、李香君那种能诗会画的名妓，早已不复存在。

晚清禁令放松，但一时半会儿，妓女的文化素质拉不上去，所谓的“名妓”，也就是会多唱几个小曲，评弹和苏昆，碰上个把能文的，大家就给捧上了天。

上海的妓女也分地域帮派，幺二以扬州帮为主，而长三则是苏州帮的天下。

其实，北京八大胡同的名妓，也多来自苏州。

清朝中叶，陕州和大同出名妓的日子，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但是，京沪两地，花界中人的风格，却大不相同。

北京的名妓，在社会上比较低调，名声也就是在上流社会中流传。

她们的恩客，也都是这个圈子里的，圈里人替她们扬名，已经足够了。

但是，上海不一样，但凡名妓，一定要张扬，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出风头”。

出风头，在穿着上一定要潮。

一度风靡的元宝装，看上去让露出的脸蛋比较瘦的女装，就是名妓先穿起来的。

现在留下的晚清名妓的玉照，大抵都是高领元宝装，身上包裹得严严的，但脸蛋却个个状如瓜子。

然后兴女人着男装，长袍马褂，甚至西装革履，跟着男人在游乐场所招摇。

上海地方政府一度还下令禁止，说是有伤风化。

当然，进入民国，则是旗袍的改良，越改越苗条，越显身段，再往后，露出来的部分愈发多了。

这样的旗袍，跟当初的旗人妇女装，基本精神已经大相径庭。

不管名妓们怎么潮，总是有一两个名妓带头，然后众妓跟上，最后，良家女子慢慢跟着学，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嘴里骂着婊子，行动上跟着走，蔚为大观，化为流行时尚。

民国时期的上海名媛离名妓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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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分外香艳。

那时名妓花魁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其实说到底她们不过是当时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分外香艳。

那时名妓花魁日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其实说到底她们不过是当时名妓花魁的华丽转身。

说起来，一百年来，中国女人中有一个名字十分响亮的群体，那就是“名媛”。

那么，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冠以“媛”呢？《尔雅》中解释说：“媛”是美女，“媛”就是有美好品德的女子。

后来有人引申说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女人就是“媛”。

而拥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貌的那便是“名媛”。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名媛”是专门为形容一种象牙塔尖上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单单一个“名门闺秀”仍不足表示她们的纡贵，她们是淑女中的淑女，名女中的名女。

她们既有所谓血统纯真的高贵家族，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家庭的名师中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珈……
她们的闺中密友可能是李鸿章的孙女、美国第一夫人的妹妹，她们的母亲可能陪过日前刚过世的英国百岁玛丽皇太后饮下午茶，她们的母亲们缠过了放开的，塞着棉花的半残废的勉强塞进高跟鞋的文明脚，踩起华尔兹步来一点也不含糊。

或者就因为母亲那一代的脚上的遗憾，名媛们从小就被送去白俄的芭蕾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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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趣谈：民国奇女子青帮大佬居然是位风骚迷人女枭雄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民国奇女子青帮大佬居然是位风骚迷人女枭雄导语：上世纪初，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有一位出自花街柳巷的奇女子，她生得虽谈不上花容月貌，但体态丰腴、风骚媚人，自有一番风流姿态。

更难得的上世纪初，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有一位出自花街柳巷的奇女子，她生得虽谈不上花容月貌，但体态丰腴、风骚媚人，自有一番风流姿态。

更难得的是，这女人头脑精明，头发虽长见识可不短，也算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是位让混迹江湖多年的大男人也服气的“女枭雄”。

她就是黄金荣的夫人，上海最大帮会青帮的开山鼻祖之一，人称“阿桂姐”的女流氓林桂生。

她躲在幕后暗自运筹帷幄，有时只须上下拨弄一番，纸醉金迷的上海滩顿时就会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她极善交际，无论达官贵人还是三教九流都搭得上话，朋友几乎遍布上海滩各个阶层。

可以这样说，黄金荣之所以能称雄上海滩，全赖有这样一位能干的老婆为他出谋划策，正是林桂生一手打造了黄金荣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上海教父”。

曾经默默无闻的“小瘪三”杜月笙也是最先获林桂生青睐而特意加以栽培，日后才得以飞黄腾达，成为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黑道大佬。

林桂生，苏州人，生于1877年。

20世纪初的大上海华洋杂处、灯红酒绿，是个醉生梦死的销金窟。

颇有姿色、喜欢交际、八面玲珑的林桂生来到大上海，开了一家名叫“烟花间”的妓馆。

黄金荣表面上是法租界探长，暗地里却是位弟子众多、黑白通吃的黑老大，人送“混世魔王”绰号。

一日，黄金荣到“烟花间”闲玩，见到风骚迷人的妈咪林桂生，两眼顿时直了，随即展开热烈地追求，得手后迫不及待的与她成了亲。

二人婚后搬到华洋杂处、号称“三不管”地界的十六铺一带。

十六铺位于法租界与华界交汇处，这里龙蛇混杂，商业生活常识分享。

浅谈民国时期少数女性自愿为妓原因初探

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
在农民受城市吸引主动进城务工或由于失去土地被迫进城谋
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 ” 兵匪施虐给贫苦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生的同时，传统的对于女人不易抛头露面的束缚也开始放松。她灾难。而 “ 破产的贫农为侥幸免死起见，大批地加入土匪队伍；们开始走出家庭的天地，走向社会。在农民的流动中，他们的妻土匪的焚掠将富饶的地方变成赤贫，转使更多的贫农破产逃亡。 ” 子儿女也有相伴入城的。但由乡村流人城市的这些女性大都没有清末时各种附加税收已经多如牛毛， “ 民国则甚过之 ” 。北洋受过近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所以只能从事一些简单而地位卑微军阀政府设立了明目繁多的税收项目。 “ ２Ｏ世纪３Ｏ年代，全国田的职业，以挣得的微薄薪水补贴家用或者养活自己。在近代工业赋附加税名目据统计共有６７３种。 ” 以至于当时有谚语 “ 自古未闻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轻工业部门起步较早，这些工业部门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 ” 。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恶劣的社会环也主要是以女性为主，但工作强度大，工资低。有些女性则成为

先生、长三、幺二竟都是娼妓的别称？旧时代娼妓竟也是一种文化？

先生、长三、幺二竟都是娼妓的别称？旧时代娼妓竟也是一种文化？战争、死亡、还有饥饿，貌似多少苦难，在以前的旧时代都很常见。

当生存都成为难题时，自尊和颜面甚至人格都可能被踩在脚底下。

烟尘女子，自古以来就是恒久的话题。

作为动物，性是永远也逃避不的话题。

当一个女子在生存困难时，便很有可能放弃自己，去颜柳巷求个活路，自然也有不甘贫苦的人坠入风尘。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不是那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了，贸易港口开设，中国国门向外敞开。

当时的上海已经算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风尘事业更是只盛不衰，原因其实有很多。

大家都知道，民国时候，军阀林立，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

其实在军阀存在之前，有一个叫太平军的势力，当时，在国内势头很盛。

太平军有一个规定，那就是禁娼，就是不准嫖妓，既然军方有规定，普通人也不敢去触碰，这对风尘行业，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再加上，太平军且不先论他是黑的，还是白的，他都是军队，商人最怕的就是军队。

很多有钱的商人，都带着金银细软逃走了，可是又能往哪去呢？这就得说说当时的上海了，上海当时是有很多个租界的，而租界是这些军队不敢贸然招惹的，商人都跑去了上海，所以当时的上海相比于中国其他地方很是繁荣。

俗话说得好，酒足饭饱思淫欲，风尘事业便开始滋生了。

租界的掌权者，也就是那些外国人，见风尘事业税收不菲，而且又能带来不小的人气，所以不仅不打击，还把这行设为合法行业。

在这种大环境下，各种烟花巷，八大胡同等都开始出现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娼妓也不例外，那时候娼妓大概分为这几种。

第一种叫先生，没错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尊称的先生，旧时代上海，先生也是可以称呼娼妓的。

这是最为“高贵”的娼妓，民国四大名妓自然也是属于这种。

先生可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做得了的，一般都会抚养栽培多年。

不仅会琴棋书画，还要会京剧小曲等。

花这么大价钱培养出来的先生，自然不会随便出卖自己的身子。

这些先生一般只卖艺不卖身。

但既然入了风尘，也没有一直清高的理。

在出到一定的价钱之后，客人才可以将先生带到家宅中去。

旧上海滩下等娼妓“幺二”、“台基”、“野鸡”、“花烟间”

旧上海滩下等娼妓“幺二”、“台基”、“野鸡”、“花烟间”上海滩上还有一种被人们视为下等娼妓的“幺二”妓院。

幺二的得名也同长三一样，因其最早在同治年间的收费规定茶围取资一千文，侑酒取资二千文，数目与骨牌中的三点相似的缘故。

幺二的势力在初创期时与长三不分上下，但由于居处、穿着和习惯远远不及长三，所以势力日减，后又受到下等娼妓如野鸡、台基等的冲击，身价日落，终于只能接纳商店伙计和工厂工头进院而沦为下等娼妓。

幺二的地盘，起初只是在城北一带，租界繁荣后逐渐移到公共租界的四马路萃秀里。

为招徕生意，每年九、十月间，幺二妓院门前还大排菊花山。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至以后的十多年里，幺二娼妓仅在东棋盘街一带落脚，妓院的房屋大多为以前的客栈，十分简陋。

幺二的生活十分艰辛，往往在晚上六、七点钟吃晚饭时，才是来客最多的时候。

妓女只需龟奴一声“见客”，即刻到客堂里站班听来客挑选，被挑上的得强颜欢笑地应付一番，才能继续回去吃饭，又得匆匆出来伺候客人，有时通宵达旦。

不接客的妓女常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鸡笼似的小房间里睡觉。

据1918年6月统计，上海的幺二娼妓的人数达500名左右，由于环境和待遇恶劣，她们中患性病的人数极多。

光绪中叶(1890年左右)，上海滩出了个绰号唤作白沙枇杷的荡妇，此人首创痴男怨女集合的场所，名日“台基”。

所谓台基实际上只需租一间房间，招几名愿来这个场所的女子便可开张营业。

来台基的女子，多半是为与男子相爱而无法同居而烦恼的，白沙枇杷把这些人聚集在这里吸引男子，坐收利润。

台基中之上等者介绍一个女子收费银洋10元至15元；中下等者只收5元至7、8元。

所收费用台基主人取1/3,其余归台基女子。

约在1905年左右，上海务本女学的学生薛文华被学校除名后，便以女学生的身份作招牌，在五马路（今广东路）开设了一家驻颜阁照相馆，遇见容貌出众的女子便设法勾引来干台基营生。

以台基为形式的卖淫机关在上海滩曾风行一时。

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县城内出现了又ー种形式的娼妓一一“野鸡”，以后逐渐移到城外。

旧上海高等级娼妓“书寓”与“长三”

旧上海高等级娼妓“书寓”与“长三”旧上海娼妓中等级最高的是“书寓”。

书寓出现于清代成丰初年(1851年)，创始人名日朱素兰。

朱善说书，并会填词吟诗，她创设书场，“挂上书寓的牌子，组织一些略有说唱技艺的女子从业。

但这时期真正能与朱素兰相比的书寓女子寥若晨星，因此声势并不大。

到了同治初年(1862年)，周瑞仙、严丽英在书寓中出了名，才使书寓名声大噪，在娼妓业中占据优势地位。

早期书寓有严格的规则，进书场的娼妓须得有名师指点过方可挂牌，至少也须能唱上几本传奇的方可。

书寓的娼妓号称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

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

书寓的收入除书场的包酬外，一场书得大洋一元。

书寓有时也出门陪酒，名日出堂拆或出堂差。

早期的书寓不卖淫则已，一旦卖淫，其身价高品，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

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看便可见一斑。

有些名妓手中一枝鸦片枪，就价值千把元大洋。

由于以上原因，当时书寓中的娼妓人数是很少的，主要是苏、常、吴、扬籍，前去问津的也只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而已。

光绪初年(1875年)，书寓从城内向公共租界迁移，人数从100发展到300之多，大多分布在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弄堂中。

她们为了保持书寓的地位，成立了书寓公所，规定入场唱说的须由公所批准承认资格。

发展到后来，只需向公所纳三十元大洋即可挂上一块书寓的招牌了。

书寓中的娼妓多为苏州、常熟、吴江、扬州籍女子，随着人数的增多，她们往往互相倾轧。

扬州帮最先被排斥，紧接着吴江帮也败下阵来，最后在苏常两帮对峙的局面下，终因苏帮人多势众而独霸一方。

苏帮独霸书寓后，已无需竞争，书寓便渐渐放弃原先只卖艺不卖身的传统而公开卖淫，这是在光绪十年(1884年)时的事情。

书寓身价既落，必定招俫更多的下层人物光顾。

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从事该行业的已达400人。

“沉默”的史学：20世纪上海的娼妓

“沉默”的史学：20世纪上海的娼妓20世纪的上海名妓（资料图）考察对象：从“恶”转向“沉默”笔者曾以《关于“恶”的历史学》为题，讨论北洋军阀史的认知和书写问题。

该文力图呈现一种具体的政治之“恶”在“史”的进程中反复交错的构成性及在构造内部的转化性，而“构成性及在构造内部的转化性”本身，又表明“恶”这一命名的社会修辞的属性，但该文毕竟只讨论了一段具有明确主体的政治史。

当笔者开始阅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这部著作，一种续写《关于“恶”的历史学》的冲动就萌动起来。

如果说原来的那篇文章只是隐晦地暗示了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的构造和演变，那么现在有必要直接讨论作为“恶”这一命名的更为复杂和难以确定的前提之规则的构造和演变，因为该书是一部将政治、文化、性别和认知、记忆和叙事熔铸在内的特殊的社会史著作。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美）贺萧著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68.00 随着对该书的思考的深入，笔者发现由于对象的“沉默”及作者特殊的“叙事”方式，原来的续写冲动渐渐变形。

政治事件中的“恶”在书写中一般可以被加于具体主体，其作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在一定的程度内可以被分析出一段较为明晰的痕迹，而社会史中的“恶”，只能由一大群个体分散或者分别聚集的匿名者来承担，其作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因主体的比较单一的被书写机制而变得特别多重和模糊。

这是一种沉默的“恶”。

也就是说，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将因一种只能通过某种故事来显身的广大而分散的“沉默”，而变得无法确定。

这种“无法确定”，最终可能导致关于规则的揭示成为一种多余。

该书作者似乎也不具备笔者的问题意识。

她最多分析了作为某些命名的前提的叙事性条件或者说历史条件。

经过重重铺垫，笔者最后决定考察该书关于“沉默”的历史书写问题。

此时，“恶”的主要功能是强化这种历史书写的难度。

分析也将表明这种历史书写本身就否弃与“恶”有关的规则问题，而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问题，与“沉默”本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那么必然，尽管可以探讨。

民国初期娼妓问题初探r——以上海(1911—1937)为视角

民国初期娼妓问题初探r——以上海(1911—1937)为视角郑燕燕
【期刊名称】《巢湖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20)001
【摘要】近代娼妓业的发展几乎是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娼妓业可以直接反映出中国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原有社会经济的凋零和道德的沦丧.上海娼妓业的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政局变迁.以民国初期上海妓女为切入点,试图窥探上海城市近代化发展,并期望对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总页数】7页(P96-102)
【作者】郑燕燕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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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国时期的娼妓书写与治理——以杭州(1927-1937)为中心 [J], 罗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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