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与实在法

从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看其对我国法制的影响

摘要在西方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思想始终将法律与正义和公平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自然法学思想。自然法学派强调，对法律的理解不应仅限于正式的法律规范，正式的法律规范只是普遍公平的一个方面，而普遍公平的真正所在是人类的本性即人类理性。人类理性存在和发展于一切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的心灵中，它指导着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评判标准。实在法的内容是变化不定的，没有一模一样的实在法。相反，自然法是永远不变的、普遍的。自然法是源自人类理性和社会本性的、普遍性的和不可变更的，它对人类的法律是有指导意义的，当人类法和自然法相抵触时，法律就不再具有效力，就要受到人类良心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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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自然法是那种很抽象的法律，比如自由人权那种天赋的非人们规定的；实在法是明文规定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体现阶级意志的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古希腊就开始出现“自然法学”的法哲学理论。

一、自然法学和实在法学对各自的认识

“自然法学”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实在法，而超越于实在法之上的还有自然法。自然法代表了大自然的和谐和完美，实在法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则是有缺陷的，必须服从自然法。实在法自身的合法性不能由自己进行论证，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不合于自然法的实在法不具备合法性，即“恶法非法”。对于“恶法”，人民没有服从的义务。自然法思想是一种革命理论，凡需要违犯实在法而不承认自己犯法者，无不以自然法学为理论武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武器。再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之类，也可看作是对自然法的不自觉运用。

“实证法学”则认为，自然法学混淆了“实际是”和“应当是”的区别，自然法虽然为实在法树立了价值准则，但自然法自身却无法论证，因而陷入了形而上的泥潭。在实证法学中，“恶法亦法”。以自由主义的理念判断，每个人都有

根据自己的信念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因此在自然法下每个人都有判断实在法是否“恶法”的自由，法律何在？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由于论证人类的不平等性而被雅典五百人陪审团判决有罪，但却拒绝出逃，伏“恶法”以维护法律权威，才有真正的法治。

二、从古代自然法学的起源看

“法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若法律欲被人们认同为法律的话，需要符合的标准是否应该不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或者，其有效性是否在于不损害永恒的崇高的‘自然’标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将法律分成了自然法和制定法，自然法是体现社会自然秩序的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理中的。他认为，自然法和物理的自然规律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则或定律。而制定法也就是实在法则是由人即统治者制定的具有强制力的法令。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评判标准。实在法的内容是变化不定的，没有一模一样的实在法。

相反，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往往和物理中的自然规律区分不开，在他眼里有时自然法也可以用来指代客观规律。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明显继承了古希腊斯多哥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自然法来自于人类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自身的理性得到，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规定有神的起源。可以这样说此时人们对自然法的看法是自然法是一种从客观中发现的或从人类理性中得到的人人应该遵守的规则。

中世纪的自然法处处充满神和先验的气息，中世纪的自然法在神学法学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神意与先验的道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通过人的理性来发现的，自然法是上帝造人时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的，它需要人在后天通过理性去发现。这样的观点使自然法学深深地打上了神学的烙印。启蒙时期的自然法学家们强调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学说，为实在法提供了伦理上的的评判标准。他们对法律的某些伦理的要素和原则进行了阐述，从而为现代文明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础。三、以我国案例来看

作为自然法和实在法争论在中国的一个例证，是“假官案”。1996年，江西和广西先后出现了两个假副市长案。1998年4月12日，《中国青年报》又报

道了郭爱宏的假官案。郭爱宏系一个普通职工，1995年，通过当官的朋友帮他伪造了假证件假档案，当上了挂职的集宁市委副书记。这几起假官案，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利用国家实行“挂职”的机会，伪造任职手续而当官的。同时，他们均没有腐败行为，颇有政声，民意颇佳。当然，这几个案子均根据实在法进行了审判，假官受到法律制裁，其中郭爱宏于1999年3月13日被判有期徒刑7年。但是，不少国人对这种审判不服气。有人说，伪造是一种欺骗行为，但应区分伪造的动机，孔繁森等英雄模范人物还伪造医生的假证明，况且这些“假官”的一切行为都比“真官”好。他们的行为，是对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即“恶法”的反抗，是一种良性违法，法律应当给予合法身份干坏事者和以非法身份干好事者以公正。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拥护这种良性违法，而这种拥护恰恰同以实在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四、对中国传统的思考

中国自戊戌以来，不断移译西方政治法律之著作，旨在借鉴西方先进的治国安邦的经验，提高国力，从而抵御外辱。其中最先引进的思想正是自然法学的天赋人权理论，从严公复翻译《法意》，《民约论》而来至今已百有余年。然而，中国自古之统治就是只知有礼制而不知法的存在。

其实，中华帝国的统治与维系全靠习惯与伦理的作用，中国幅员辽阔，人民众多，在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皇帝的政令与法令根本不可能通行全国。这时的统治就只能是通过社会伦理舆论的约束与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产生一种遵守礼制的榜样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为何重视礼教的原因，也是这一点，导致了中国人法治意识的淡薄。

另外，中国自古有权力而无权利。严复当年在翻译西著时，曾为“nature rights”一词的中文意煞费苦心，因为中国经典中的“权”字只有权力意义上的解释而没有权利这一概念，最后只能以一个模糊的“天赋人权”作为它的中文译意。这种尴尬是由中国几千年之久的王权专制所造成的，中国人长期在“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压迫下根本就未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法学的传入中国，正是为古老的中国人代来了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等新鲜的血液，中国近代的权利斗争自此而始。

五、自然法对我国法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