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语言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新闻语言需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陈新勇胡明锋
新闻语言作为媒体传递新闻信息的工具，是对社会影响颇大的一种公共语言行为。

作为传媒行业的专门用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以及其他行业语言相比，新闻语言呈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个性特色，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和使用规范。

但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需要，真实客观地再现新闻事实，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面貌、新事物、新现象，新闻语言也必须不断的进行自我调适与革新，处理好发展变化中所凸显的各种矛盾。

具体来讲，新闻语言需要处理好以下六种关系：
一、创新性与继承性的统一
在各种有形载体的语言中，新闻语言是最具时新性的。

新闻在及时反映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时，必须使用人们刚刚赋予这一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的称谓语言来进行报道；同时由于新闻结构上明显的模式化和不可避免的老题材的重复出现，新闻工作者总是要努力通过语言上的创新来吸引读者；另外新闻工作者为了把报道的事实表现得更为准确生动，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和运用新颖的语言来表达。

因此，新闻语言努力追求新颖和富有时代特色，是由新闻的本质所决定的。

新闻语言的时效性，在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作为变革求新的急先锋，媒体担当了倡导白话文运动的主阵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语言的发展；近三十年来，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新闻语言时新性的表现在我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如对网络语言、外来词汇及各种流行语的接纳和吸收，使新闻语言更具贴近性、吸引力；同时，为适应新事物、新现象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创造的新词语、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语言词汇量，而且增强了语言的适应能力。

新闻语言的创新是社会变革、发展，客观存在发生变化使语言产生变化的真实反映，但任何新的语言现象都是建立在对原有语言的继承、发展的基础之上，不会脱离原有的语言规律凭空产生。

生活在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新闻媒介通过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实际上蕴含着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及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

由此，新闻语言在追求革新与发展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继承社会优秀文化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必须从原有的语言形态之中吸取养分，使原有的社会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蕴藏着肥沃的文化精髓，其经过千百年风雨的洗礼而经久不衰，足以证明其传承延续的价值，离开了对社会优秀文化及现有语言规律的继承，新闻语言的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此可见，新闻语言的创新性是其自身发展及适应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而继承性则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新闻语言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优秀语言现象及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二者相互依存，相互统一。

二、客观性与主观性之悖论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的根本属性之一。

对于新闻客观性的定义，西方传播学界认为是以一
种公正的、超然的、不含成见的态度来报道新闻，即“新闻是单纯的纪事，意见必须与新闻明确地分开”［1］。

李普曼曾说过，就是要让新闻报道像一只不断移动的手电筒，“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片黑暗中的部分情景”［2］。

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1923年制订的《报业法则》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

它的第五条写道：“新闻报道不应该掺加意见或任何偏见。

”这意味着：新闻报道的应该是客观的事实；不能编造新闻，不能修改事实；越是重大的新闻就越是要及时说出各方的意见。

以上对于新闻客观性及新闻语言客观性的认识都是基于理论基础之上的。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由于认识论基础及实践操作的双重困境，新闻语言的客观性总是受到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客观世界，总是动态的、无限的、完整的，而语言则相对是静态的、有限的、抽象的。

新闻又是一种选择的艺术，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客观，因此，新闻语言在客观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其看似客观的叙事方式，实际上表达着一种“无形的意见”。

正如赫伯特·甘斯在《确立新闻的决定因素》中所说：“新闻报道不只是公断现实的事件，还要有价值标准。

”这是因为“记者不是毫无思想和灵魂的机器人，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没有价值观，没有意见，没有倾向……他们有自己的成见，自己的偏爱，自己的评价。

”［3］其次，由于受到利益集团、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新闻记者的语言表达总是带有一定的偏见与倾向性，这种偏见与倾向总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词语的锤炼、特殊句式的运用、修辞技巧的表达等方面表现出来。

这就形成了新闻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而且主观性总是伴随着客观性而存在。

新闻语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矛盾，要求新闻工作者辩证对待。

一方面，语言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新闻语言的表达总是受到人的认知能力的限制，在无法达到理论上的完全真实客观之时，在实践操作上尽量保持价值中立，避免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客观性并非永恒不变，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和理论来替代客观性之前，对于客观性的坚守，并最大程度的付诸实践，是最好的选择。

三、规范性与失范性的矛盾
在一般受众的眼里，新闻语言应该是规范语言，这是受众对传媒信任的基本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讲，媒体肩负着舆论导向和语言导向的双重责任。

新闻语言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与包容性，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语言及新闻信息的传播载体，新闻语言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新闻语言传达的信息是否能被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运用的规范性上。

因此，新闻语言必须尽量遵循社会大众共同认可的语言运用标准，这就使得新闻语言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形成其自己的表达规范。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推进，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发展迅速，不断壮大。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社会语言生活空前丰富的同时，逻辑混乱、语言失范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多，它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和损失。

这在新闻媒体语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外来词、网络词、方言词等新词语、新用法如潮水般奔涌而来。

这些新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难免有很多不规范的成分，这些未经普及的新词汇无疑会给受众带来阅读、视听或理解障碍。

同时，为了抢时效，传媒语言别字连篇、生造词语、用词粗俗、病句错句等现象也同样困扰着广大受众和媒介从业者。

新闻语言的规范性与失范性的矛盾，并非绝对对立，新闻语言的失范性完全可以避免，这就要依赖于媒介工作者提高传媒语言文字水平，严格遵守我国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在满足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将失误降到最底甚至
为零。

语言文字规范化对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语作为世界上最丰富、发展最充分的语言之一，它不仅是我国各民族间交际的正式语言，而且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而新闻语言作为现代人们接触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语言形式，其规范化不仅关系到更好地为全国各民族人民服务，还关系到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

因此，努力提高传媒的语言文字水平，让传媒成为语言规范的典范，迫切而重要。

四、模式性与多变性并存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总会有与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语言表达形式，新闻语言作为记录和传递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的符号载体，同时又区别于其它交际语体，有着其特定的写作模式，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下，新闻语言的语体特征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明代的科举考试使八股文成为专用文体，新闻语言的“八股文”式的写作方式，与当时以文言文为主的书面语体一脉相承。

到了清朝晚期，以王韬、梁启超为代表的“报章体”、“新民体”新闻语言写作方式，成为世人仿效的对象，其体式语言反“时文”规范，求自然通脱，明快有力、新鲜活泼的文风对于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30年代以后，以新华通讯社为代表的“新华体”又开始兴起，由于其真实、实在、简洁、明了、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特点，逐渐发展成为所有新闻媒体语言的统一风格。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深入，“新华体”千篇一律的语言形式也逐渐显现出弊端，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新事物、新现象的需要，从而又有了新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言表达方式：故事化、散文化、日记体、回文体等个性化新闻语言应有尽有，满足着不同受众的各种需求。

由此可见，处在特定的时期，新闻语言总是表现出特定的模式性，或总有一种特定的语言文体处于主导地位，这种模式性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相匹配。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变迁，新闻语言总是表现出较强的革新性，总是在不断的废除旧习俗、迎接新变化，表现出动态的多变性。

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静止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所以，新闻语言的模式性是相对的，而多变性则是绝对永恒的。

新闻工作者正确认识新闻语言模式性与多变性的特性，将有助于其更好地把握新闻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更好为新闻传播工作服务。

五、精确性与模糊性的互补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而新闻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来支撑的，准确性因此成为新闻语言的首要追求目标。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认为“准确对报纸就如贞操对妇女一样重要”，他主持《世界报》期间，一再告诫记者用语要“准确、准确、准确”［4］。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指出：“新闻语言的首要要求是准确。

”新闻语言的准确性就是在时间、空间、形态、色彩等方面，语言的表述与客观事场乏而的高度吻合。

即对事物属性、特征“质”的判断尽可能没有偏差，对事物的数量、程度“量”的把握精确无误。

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得到有力的保证。

另一方面，新闻反映的是事物真实的存在方式和变动状态，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状态只是相对的。

当事物处于静止状态时，它是清晰的，可以用精确语言加以描述；而当它处于运动状态时，它是模糊的，只能用模糊语言来表述。

尤其对于事件或现象的预测，更加需要使用模糊语言，在模糊中求得尽量的准确。

同时，由于受到新闻政策或国家利益的限制，在对一些涉及机密事件或突发性报道中不得不采取模糊的说法。

此外，模糊语言较强的概括力，对于交代新闻背景、概括新闻情节、描述新闻细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此看来，新闻语言在强调准确性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模糊语言的不可避免性是绝对的，但并非模糊语言就不可以表达精确化含义，必要时适当使用一定的模糊概念将有助于
提高表达的准确性，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新闻客观性、真实性。

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馆墙上的铭文所言：“从信息接收、思维分析和语言表达这一系列基本环节来看，人们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多样性、深刻性，并非来自明晰、精确的认识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

相反各种模糊思维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在人们的交往活动和知识交流中，更具有广泛、完善和高效的特征。

”［5］所以，新闻语言既需要语言的准确性，又需要语言的模糊性，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体。

准确性是新闻语言的根本要求，模糊性是其辅助手段，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作为新闻语言的使用者，在写作新闻稿的过程中，应该从实际出发，该准确时就准确，该模糊时就模糊。

六、书面语与口语化的“度”
新闻语言是作为新闻信息表征符号的基本元素之一，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各个方面对社会大众起着示范作用，其作为一种正式的交际语体而存在，对于受众学习新的语言词汇以及矫正、规范自己的语言，是一种快捷和轻松的方式。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化、信息网络化的全球化语境下，利用新闻媒体这一信息载体以规范化的语言文化进行对外传播也显得尤为重要。

鉴于规范的语言在大众之间的沟通与示范作用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国家十分重视规范汉语的工作，并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来促进规范汉语言的推广，如2006年3月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等，新闻媒体更应成为推广普通话、率先使用书面语的典范。

然而，近年来传媒语言中的口语化现象却愈演愈烈，特别是一些区域性或地方性媒体，更是将口语、方言看作是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一种方式而推广，随之而来的是“忽悠”、“PK”、“伢”（武汉方言，指“小孩”）等流行语、方言语大行其道，对国家推广的书面语、普通话造成巨大冲击。

诚然，新闻语言的口语化可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和可感性，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当代有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但是，口语的泛滥也会引起语言的不规范，有些口语难登大雅之堂，一些地域性的口语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障碍，同时，很多盛极一时的流行语也将因为没有传承的价值而被时间所遗弃。

相对于书面语的永久性，一些口语除了人为的记录以外，只是暂时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了方便后来读者的阅读，便于文化的传承延续，我们更应该注重书面语的表达。

我们用汉语写作，就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和汉字，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同时语言也可以不断更新、不断完善。

流行语、方言语等口语化表达既然存在，显然有着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只是如何把握好书面语和口语化的“度”，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在实际操作中牢牢掌握，所谓过犹不及，绝不能为了追逐所谓的时尚和亲和力，而偏离了语言的发展规律和轨迹。

综上所述，事物发展的瞬息万变与语言发展的相对静止，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新闻记者永远处在以有限之语言展示无限之世界的尴尬境遇中。

新闻工作者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牢牢把握好以上几对关系，才能够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好作品。

参考文献：
[1]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M].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2]Lippmann.Public Opinion[M].The Macmllian Co.1962:137
[3][美]保罗M.莱斯特.霍文利等译.视觉传播——
—形象载动信息[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4]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6页
[5]宋嘉扬.论新闻语言的准确性与模糊性.新闻界[J].2006年5期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