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浅谈中西方人性观

【摘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同中国的人性观恰恰相反，占西方文化中统治地位的一个主流思潮是“性恶论”。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是站在了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当然也是互补的一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并共同面对眼前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应该展开合作的态度，在各方面进行全面性的交流和互补。

【关键词】中西比较人性观善恶观

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

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因为认为的是人性善，所以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皇帝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别的关于人性的理念。比如性恶论，其代表人物便是荀子，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还有就是人性自然论，如老子的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还有韩非子，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人性善的思想主导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安邦之道。直至现在，它对中国人的习惯、法律和世界观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观

同样西方对人性也有比较多的思考，但是真正对西方人的人性观点起到普遍、巨大、长久影响的应是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思想中，“原罪”是理论核心。《圣经》中所揭示的“原罪”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入社会时所带有的“罪”，此罪将永远与人类同在，直到获得上帝的拯救。[2]在圣经中有一些经典的描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3]。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的是，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人们必须接受耶苏基督，必须要向主忏悔，然后就可以上天堂，而避免受地狱里的各种磨炼之苦。

文艺复兴时期，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总结道:“我们所有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罪恶中被孕育和被产生出来；罪恶把我们从头到脚都浸渍了。”加尔文更是激烈地说：“人类全部本性就好像是一粒罪恶的种子，在人身上的每样东西—理智与意志，心灵与肉体—都为贪欲砧污和浸透；或者更简短地说，人本身不是别的，就是贪欲……”。柏拉图认为“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西方人深信人性是本恶的，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选择了超越一切人的法律。社会就必须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各种规章制度，来预先设立行为规范。无论君主或臣民，无论对圣贤或凡人，谁都没有资格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监督之外。而且，按照这一理论推而广之，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也就越需要严格的约束。正是基于以上人性观,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以压制和排斥人的自然欲望和利益需求为核心,以丑化和否定人性的利益原则为宗旨。[4]

三、中西人性观互补性

由于对人性的善恶这两种不同观点，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文化重礼制，西方文化重法制。

客观地说，这两种思维其实都不是完善的，各自都有缺点。中国的人性观虽然能给人以某种希望与尊严，也能造就少数的清官明君，但其明显缺陷在于脱离现实违背人性压抑人性，其必然结果是使人性扭曲而变得虚伪，并为封建专制等级的人治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而西方的人性观是人性本恶、和平等化，它更为客观，自然能赋予个人和社会以强大的发展动力，并为其制度化、法治化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但同时也使其缺少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也在某些程度上导致人的物欲膨胀，并直接助长了人们之间的争勇斗狠。由此可见，中西方的人性观是异质的，两者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高涨的今天，中国应保持客观理智、开放的态度，善于扬弃，学习创新。既要继承中国人性观的优良传统精神，又要对传统人性观进行反思，更要积极吸取西方人性观的精华。

参考书目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

[2]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81.43.

[3]《圣经》.诗篇. 51：5

[4]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7.36.39.17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