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现代司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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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现代司法教育
张謇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不仅在观念上使实业、教育、慈善思想理论更为丰富和更具近代色彩,而且还克服种种困难将这三者相结合并努力付诸于实践,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而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的张謇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特别关注民生,尤其是对特殊人群,更是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他“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崇尚德育的教育观念,以及“经世致用”的技术教育理念组成了他的特殊人群帮教思想,而他的帮教思想融合于他的各项事业中并在现代司法体系中传承了下来。
一、以人为本的“仁爱”观点与人性关怀
张謇作为晚清状元,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的社会责任感与儒家的治世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儒家思想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统儒者的形象,其思想和行为无不打上了深深的儒学印迹。他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讲时说:“夫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安心一点。”[1]张謇一生以“能言不能行”为耻,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他还以“仁爱”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用以指导自己的帮教活动。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水灾不断,经常导致一些地区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目睹此景,张謇万分悲痛。1914年(民国三年)8月,张謇在南通县城西门外大码头创办贫民工厂,专门教授无所依靠的贫民子弟各种手工工艺,使其有一技之长,俾能独立谋生,具备收容与教育合一的性质[2]。场内还附设“恶童感化院”及“游民习艺所”。张謇曾说:“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这就是号称儒者应尽的本分。”[3]这与他早年所说的“士大夫有口当述苦人之苦,有手当救穷人之穷。”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张謇还创建了残废院,残废院中辟有男女工厂作为平日工作之用,残废者尽其所能每日工作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工作种类有加工草鞋、艾条、烛心、火柴箱等,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分别从事。残废者生病、死亡,均由院中负责医治、埋葬[4]。张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没有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了行动中,他的儒家民本精神和仁爱思想
在其创办的慈善事业中得以充分展现。除了以上列举的“贫民工厂”、“恶童感化院”、“游民习艺所”和“残废院”,他还建立了棲流所、改良监狱、养老院以及医院等组成的集救济、改良、振恤、教养、抚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张謇是本着一颗“仁爱”之心帮助这些机构内的特殊人群的,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张謇以他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句话的含义,他更以他炽热无比的“仁爱”之心经营着南通的自治事业。
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南通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张謇一手带动的,他的帮教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下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特殊人群帮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五扶一促”的帮教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五扶一促”内容包括“精神上扶心,生活上扶困,就业上扶技,发展上扶业,智力上扶学”以及“促进思想和行为转化”。“精神上扶心”主要强调刑释解教人员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重新找到社会归属感,尽快融入社会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生活上扶困”主要是指是帮助刑释解教人员解决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一失足成千古恨”刑释解教人员出狱后很难再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有的刑释解教人员甚至变得无家可归,再加上社会上的偏见,刑释解教人员的生活没有保障,他们很容易再次铤而走险,极易“重操旧业”。因此,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生活上的扶困是帮教活动的重中之重。“就业上扶技”“发展上扶业”就是进行就业辅导培训,进一步增进社区服刑人员对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的了解,提高社区服刑人员正确择业、就业、自我创业的能力,同时宣传就业新政策、新法规,在社区服刑人员自我创业时协调工商、税务部门,帮助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智力上扶学”是指刑释解教人员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学习,主动接受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对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做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对社会有益的守法公民。“一促”就是“促进思想和行为转化”即对回归社会后的守法公民的思想教育,包括认罪悔罪教育,法律常识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通过这些教育转变他们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仁者爱人”,“五扶一促”的帮教思想涉及到特殊人群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而张謇“仁爱”的思想也得以在“五扶一促”的帮教思想中传承了下来。
二、以德育为主的人格培养理念与健康身心的创塑
张謇饱读儒家经典,“盖以科目进者,平日诵法圣贤,讲明义理,本源故已清明。”[5]他深谙孔子的仁、义、礼、忠、孝等道德伦理“人道尽而后可以进圣贤之域”[6]他把孔子所倡导的人格视为人生完美、高尚和理想的品格,一生践履。可是当时社会“今国人道德之堕落破坏极矣。蔑礼教,弃信义,习为欺诈,变幻百出,宁有人理可说!”[7]的现状,使得张謇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国人大病,在有天良者无知识,有知识者无天良,或乃并二者而无之,而立于左右斯民之地。”[8]在张謇的观念中,道德的衰败要借助道德的完善和强化来挽救。张謇认为“伟人必智,必仁,必智,必勇。”[9]“若谓如人格,人果所行不昧良心,不背公道,即遘无妄之祸,自有不朽之名”那便是一个伟人。张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人知伦纪与德行艺三者而已”[10]培养高尚的人格必须从“自爱”“自重”“自信”“自立”开始,“人但问能自爱、自重自信,自立否耳。自爱者不得而辱之,自重者人不得而轻之,自信者人不得而眩之,自立者人不得而挤之。”[11]同时要“能勤苦”“能自苦”。[12]因此,道德教育对高尚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三年,以南通地濒江,密迩沪上,风气所扇,以妓为生者日多,恶鸨虐妓之风亦日盛,乃发起筹办济良所。”[13]“南通济良所”这是一种为不良妇女和娼妓而设的收容机构。该所除履行一般的收容职责外,还对入所女子施以教育,学习科目不仅有国文,数学等基础知识,并有研究人生行为之价值、指示人类处事之方法的伦理学,“惟不德无行,为人所不齿,即社会所不容,故德行为重”[14]“学之不明,而千百年来女界独罹其黑暗矣”济良所特别强调对不良妇女道德的教育,开启她们的智慧。这不仅可以帮助她们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而且在改良社会风气,保障妇女身心健康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有着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张謇以道德为主的培养理念对现代的特殊人群帮教有着极大的影响。重视对特殊人员的道德教育也是“五扶一促”思想的一大特色。南通司法局利用当地县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建立德育基地,德育内容以“听人生故事、学革命传统、谈进步感悟”等为主,以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奋斗史、自强心、人生阅历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感悟人生曲折艰苦,树立进步信心,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