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经济学家之间的交锋

　似乎是从去年“郎顾之争”辩论赛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就逐渐整体陷入一场公众的信任危机之中。最近的一次风波是在今年10月，又是一位香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对媒体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此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骂声就不绝于耳。

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遭骂？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值得信任吗？舆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在评价经济学家？对此，《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有自己的看法。同时欢迎更多读者参与此项讨论，本报将继续关注。

今年大概算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多事之秋。

看到对经济学家的那些批评和谩骂，我很心痛。比如对张维迎的，最近对林毅夫的，以及以往对厉以宁的。这些批评和谩骂针对的都是不同时期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前两位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为政策研究的科学性花费了许多心血；后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宣传改革开放，反对教条僵化。

对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无论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学界内部，都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所以，我还是决定写写经济学的科学性问题，为了便于交流，我通过描述自己与一些经济学家交往的故事来说问题。

林毅夫的理性与情怀

认识林毅夫是在1994年去访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夕，想着他是诺奖得主舒尔茨的弟子，学问也做得不错，想听听他的建议，去了他家。

后来，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他邀请我去了。我觉得他是中国崇高情怀和科学精神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若不搞中心———这个人人个性极强又费钱、组织交易费用极高的中心(有天夜里我和易纲在车里聊天，他对“中心人人都是英雄”这点深有感慨)，只搞自己的研究，他会在国际上更有名更有钱。但是，他有现在稀缺的中国士大夫的情怀，让他做了这种有牺牲性质的选择。

说他很有科学精神，从他的研究和他那本《经济学方法论》，就可见他对什么是经济科学有着精深的理解。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支配的经济？不少人都认为是意识形态。但他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个不容易的科学解释。他认为，当时决策者受赶超激励，当时他们掌握的知识告诉他们只有重工业可以实现赶超。而中国的条件是，要做这样的赶超，市场是不可能照愿望那样配置资源的，只有搞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才可行。而与此相匹配的组织，哪种成本价格最低呢？单干的农民和分散的工商业者对行政命令和计划来讲当然代价很高，不好打交道，计划命令也不易执行。用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这种组织来传达和

执行命令和计划当然成本低。这是一个很精彩的科学解释。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

经济学知识为何要如此生产，生产有哪些规矩？了解这方面科学方法论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不多。国内为此写专著的有林毅夫的《经济学方法论》。事实上，国内外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不少，但分析素材大都是根据物理学的素材。而在关于经济学及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书中，林毅夫的书是好书。我想，如果读懂了这本书，对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是科学应该有不错的理解；研究中，所谓左和右的感情用事，以及数学帝国主义也会有所避免，无论是学界内和学界外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就不会有现在的喧嚣。

樊纲的冷静与人情

樊纲是我在1991年认识的，那年《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经济学人》周刊刚办，我去北京组稿。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钟朋荣介绍说樊纲不错，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

樊纲的理性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我传真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吴敬琏领导的课题组有着很多现在声名显赫的人物，如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等。刘吉瑞很有才华，不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还是其他原因，他后来在自己的家乡浙江下海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当时没房子，住父母家。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要有一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但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觉得，刘吉瑞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

我想，当时的情形还是如邓小平后来南巡时讲的，中国社会进步主要还是反左。中国经济学家大多还是反对左倾教条的，如果报纸按自己要求，说他们文章反左反得没有章法，结果会如何呢？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

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不了解当时的约束条件。

在当时的局限下，就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言，感情用事的鼓吹改革比感情用事的保守要好。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我懂得很晚。樊纲是很早就有了这种理性。

事情也很奇怪，樊纲是学宏观经济学的，但他处理经济问题比不少知名的学微观的经济学家还有经济学原则，经济学从价格变化的角度看世界的原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但樊纲处理宏观问题简单清晰，微观的价格原则如影随形。看来，一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没有宏观微观之分是对的，好的经济学家就从经济学价格这个“一”演绎出许多可观察的“多”。

樊纲还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专栏“均衡点”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都一直在争议的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甲和乙是哪种关系，你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对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点没有帮助。中世纪的西方人向来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不是事实，是感情和喜好使人们愿意这样认为。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忤逆了大众的感情，讲“我们在宇宙的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但他们讲的是事实，讲的是真话。使他们弄清这个事实关系的恰恰不是感情、道德和价值，而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樊纲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比如樊纲最近就撰文分析说，约束条件决定重化工产业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与吴敬琏主张新型产业和发展道路的主张截然不同。

张维迎错在哪里？

我不清楚当前对经济学家的不满，究竟是本身就这么大，还是因为网络让我们感觉不满很强烈。我以为这种不满可能跟贫富差距增大有关。可能是一些人认为贫富差距大了跟经济学家有关，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只要有差距就有情绪，就有不满。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乃至谩骂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再说，骂经济学家又没有什么风险成本。有这样的背景，郎顾之争就成了情绪不满的导火索。

其实，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中国改革前

的人多力量大的政策导致人多，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基本约束是就业。市场化改革，有更多的人创业，有了更多人就业。但市场是按资源稀缺程度定价的，在中国，密集劳动过剩，定价就低，就是穷人；而对潜在市场供求敏感的企业家劳动稀缺，这种劳动就定价高，就成了富人。

富人就那么可恨？我在富人很多的浙江发现，绝大部分富人还是因为自己拥有企业家劳动这种资源而成为富人的。转型中的中国肯定有靠不义之财发家的富人，但如果中国这种富人很多，那么中国今天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就不好理解。

张维迎刚从英国回国那段时间我们联系多些。我报道过他与林毅夫关于国企改革的辩论(“北大发生交火事件”)。我觉得他是中国直觉最好的经济学家。他文章不少，但谁又能从经济理论上指出他的明显破绽呢？我与张五常聊起他，因为维迎曾到港大求过职，五常教授有印象，说现在看来他是佼佼者。

张维迎批评郎咸平，并不是为某个具体的企业家辩护，而是指郎借一件事情否定整个中国减少国有企业的改革的学术道德。因为正是这样的改革让更多的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有了更多的创业机会，也让更多的人有了就业机会。国企改革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个问题很简单。张维迎认为郎要这样批评国企改革起码不是在做科学研究。

我看不出张维迎有什么不对，相反他是在捍卫科学和理性。张维迎呼吁善待企业家，难道就是为利益集团讲话？企业家、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中国就业机器的发动机。张维迎能够为他们讲话，这说明他有科学精神，抓住了中国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果关系。

梁小民最近在《新京报》发表文章号召《经济学家要学巴金讲真话》，其实，讲真话并不难，讲科学的真话很难，因为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懂科学。事实之间关系的真假、是不是真话，大众和政府看法并不是标准，也不是大众喜欢与否、道德与否决定的。

老一辈

办经济学报纸，年轻年长的经济学家都难免有交道。张卓元、吴敬琏、厉以宁都是在1991年认识的。张卓元让我终身感激。每次在社科院见面，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些悄悄话，让人感到亲切。我想能坚持办这张报纸，与他让我感到的鼓励是分不开的。他从不说什么文章该登不该登，而是开放地欣赏新思想，比如杨小凯，年纪大的经济学家是不大提及的，但他很早就说杨小凯在消息报的文章是有启发的。他并不像一些经济学家让我感到压力和反感。

有的经济学家就反对登别人的文章。有一次，有个经济学家甚

至说你们登厉以宁的文章，我就不会让那家单位资助你。我也犹豫，因为没有行政拨一分钱的学术性报纸，经济是很拮据的。但我还是觉得发育一个意见市场很重要。

但遗憾的是，曾经被别人限制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家，喜欢的还是自己自由而不是也尊重别人的自由。记得当时小平南巡后经济出现过热，报纸登了左大培一篇题为《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很不高兴。当然，我也觉得这篇文章不是好的事实分析。但是最初当记者，伏尔泰有句名言我记住了：“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就发了这篇文章。后来我打电话到一位经济学家家中，他很不高兴说，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了，还不是一般的人，说你们报纸把经济学家骂了一通。后来说了一阵，谈不下去，我把电话摔了。

我想不通的是，当时筹办报纸，我在北大他家里谈到我们还要评奖等办报细节，在校园里散步还专门谈到如何坚持学术自由，但现在怎么让人感到所谓自由就是自己意见的自由，而不是惠及所有学者的呢。后来，在山西出差，与知名经济学家晓亮在同一卧铺，他神情不屑地透露，在一次经济学家圈子的聚会上，提到报纸发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给消息报投稿，会议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后来，董辅秖在他三里河家里告诉我，他还为此事斡旋过。我很感激他，但我说无所谓。我想我这个态度让董老有些生气。现在董老去了，我想我不该当面这样讲，让老人不快。

与吴敬琏的认识和感觉，我在《新民周刊》那篇《贞洁旗帜孤独飘》那篇文章里已经和盘托出。我总的看法是，年纪大些的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不如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樊纲对消息报发表批评他的文章从不对我言及，我也不通报，林毅夫也如是。但是，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英雄，学术也如此。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顽强和近乎英勇的捍卫和推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有其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