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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2010年12月14日 14:54:40 来源：光明日报【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编者按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

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

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