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品特点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

原名张瑛，出身名门。

1939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因二战改入香港大学。

1942年返回上海，开始以文谋生。

在《泰晤士报》、《紫罗兰》、《万象》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作品。

张爱玲擅于将西方小说艺术与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相结合，以上海、香港为背景描写两性关系、婚姻关系。

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其前期作品结集为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影响深远。

张爱玲于1952年赴香港，1954年发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

1955年赴美，1977年发表《红楼梦魇》。

1995年逝于美国洛杉矶。

本文从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张爱玲的前期作品进行研究，揭示了张爱玲女性写作的独特表现：以上海、香港十里洋场半官半宦人家的女性生活为故事背景，深入透视剖析女性心理，成功运用月亮、镜子两种具女性内涵的意象，对女性内在的奴性意识做了全面自觉的曝光。

张爱玲通过写作实现了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根本的扬弃和批判，超越了“五四”新文学中的女性作家。

张爱玲对女性病态意识的揭示填补了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的一个空白。

张爱玲的女性写作的成功与家庭影响、个人经历、特殊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爱玲女性写作的题材和风格给后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1943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

（一）、张爱玲写作手法张爱玲虽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

她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

女性意识的显现经历了偶露峥嵘、蓬勃发展、全面深化和黯然消亡这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张爱玲借助三篇少年习作完成了其女性意识由不自觉向自觉的转向,初步显现其女性意识;在第二阶段,张爱玲以两性关系为切入点,小说创作由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思女性的生命存在的视角,转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行关系,再转向到颠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其女性意识得到强力彰显和蓬勃发展;在第三阶段,张爱玲小说从男女焦虑、女性尴尬、女性裂变、颠覆男性等视角全面审视了在男性强权笼罩下女性存在的种种状态,实现了其女性意识的全面深化;在第四阶段,随着远离大陆熟悉的环境,再加上种种原因的存在,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中要么背离了女性主义书写传统,要么仅仅重复曾经有过的视角和主题,其小说创作由于创造性、开拓性不够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匮乏,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也就此迈向了黯然消亡的终点。

由于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

加之她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悲天悯人、通情达理，而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她以清贞决绝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绝的笔调，奇妙的意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

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久主题。

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营造了苍凉的艺术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

以其凄艳的笔调，诡异的意象，独特的人生体验，为世人留下作品．她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以独特的手法，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通过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的表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让人透过传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态的炎凉，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二）、张爱玲写作背景她所出的时代是价值冲突的时代，她有着深刻的觉醒意识．在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与个人存在价值的探索中，她是大无畏的，也是痛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当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

“五四”女性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男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中极力捕捉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女作家却更倾注于女性个人的真实、复杂的心理感受。

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他们从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

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经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

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

“五四”女作家向“自我”的内转，正说明了她们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自省，应该说是女性文学的进步，她们开发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地．张爱玲也象“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从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中自私、冷漠、残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在她“主观放大镜”下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深度，也有难以避免的偏颇。

从她作品中人物内心的体验，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内心体验；从她对人物的剖析，能看出她的主观色彩与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影。

关于人生的思考，两性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张爱玲以自身的体验在作品中做出了回答。

张爱玲家族无可挽回的衰落使她对世事无常有了深切的体认，并形成了异常独特的感知方式，她总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蕴含在寻常事物里的荒凉和破败．她对女性灵魂的审视与理想世界的追寻是一贯的．她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与女性出路的思考是深刻的。

（三）、张爱玲作品特点用两个字来形容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冷静。

她似乎总站在第三者的视角，以局外人的态度冷静的陈述现实和现实中的人性表露。

小说中的语言之精准，词句之凝练，“前人之述备矣”。

文字似乎不能用冷静来形容，但是除了这两个字，不能更恰当的形容张爱玲的文字。

局外人的视角冷眼旁观事态的进展，冷静的叙述。

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多么激烈的争斗，多么凄美的爱情，在张爱玲笔下，一律冷静。

而这冷静中流露出的冷酷，更让人心生寒意。

现实的威力在她冷静的叙述中表露无疑。

美好的情感在现实残酷的扼杀下毁于一旦。

在她冷静的语调中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以讲故事的口吻来讲述现实，冷静的话语来叙述，对于现实的残酷的表达，其效果比激烈的控诉更加明显。

1．张爱玲作品的主题思想冷静的语言叙述残酷的现实，这现实也显得冷静起来。

虽然残酷，却是再自然不过，似乎不这样便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

代表人物便是《金锁记》中的七巧。

七巧原是麻油店中的女儿，嫁给了姜家身残病弱的二少爷。

因此毁了她的一生。

平凡人家的女儿嫁进大户人家，生活上的不习惯，个性的倔强，使她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爱玲对于她婚后五年的生活没有多加描述，只从五年后说起。

然而七巧生活的压抑也可以想象。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人性的扭曲与畸形是在所难免的。

七巧心里还存着对幸福的渴望，然而现实的残酷又让她不得不防。

严苛的现实逼得她的人格发生巨大的转变，她只识得金钱了。

人性发生巨大的扭曲与变化，在这冷静而残酷的现实中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似乎不发生变化，倒不正常了。

在这现实中，人性的转变是再自然不过的。

张爱玲笔下的爱情故事，极少有喜剧，即便是有了一个好些的结局，其过程也必是曲折的，不肯顺顺当当的让人家在一起。

这与她个人的经历有关。

但是，她也有着对幸福的憧憬，因此，在她的笔下也有得到幸福的女子。

张爱玲的作品从女性角色的历史深处去审视女性灵魂，一部《传奇》揭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女性人物画卷，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女性—一在现代社会里的困惑、挣扎乃至屈辱的沉沦。

她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都市旧家庭中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之所以“传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爱玲对故事中女性形象的独特书写。

无论是从父亲缺失的角度入手写女性，还是写旧家庭中那些具有“娜拉”型的女性形象，她都写得得心应手。

本文以“五四”时期的“娜拉”型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整个女性话语的流变为展开脉络，以女性主义理论为知识背景，用历史与逻辑的基本方法，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造成张爱玲作品中这类“娜拉”型女性的相关因素进行仔细地分析和解读，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读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敞亮这些人物的精神内涵，解释其在现代文学人物历史链条中的作用，进而能更好地引起学界对女性解放和女性生存现状的重新思考和对女性的重视。

“娜拉”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角娜拉是一个渴望摆脱对丈夫经济上的依赖，不愿意做丈夫的玩偶，勇于走出自家大门，去追寻自己生活的女性。

“五四”时期，随着《玩偶之家》的传播，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娜拉”风，鲁迅、胡适、庐隐、石评梅等作家纷纷撰文，塑造了一系列“娜拉”型女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也有一些“娜拉”型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形象具有乐观、积极向上的特点，她们追求进步和思想解放，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五四”时期“娜拉”型女性形象走的是一条离家——追求爱情和自由——（受到经济压迫）回家的道路。

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娜拉”型女性形象最初是逃离夫家或父家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爱情，虽然追求的过程中她们也同样面对来自金钱、物质生活的诱惑或者家庭和伦理道德的摆布，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她们仍在不断地抗争和争取，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断地努力，其中的过程很艰辛，也会面临着失败，但是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乐观、积极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女性这个名词已经不是对所有女同胞的一个集合的代名词，她是女性存在于社会的最好体现。

张爱玲就是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引起我们对女性生存现状和命运的思考。

整篇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女性话语流变过程，并对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进行了概括。

第二部分是整篇论文的主要部分，包括三个章节，第一章分别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个不同的时代来阐述中国女性的现代话语；第二章主要阐述张爱玲的女性话语及其笔下的“娜拉”形象，这一部分包括三小节内容，第一小节讲的是张爱玲的女性话语，第二节以《霸王别姬》为例，讲述了“娜拉”形象在张爱玲作品中的最早体现，第三小节重点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娜拉”形象；第三章分别从张爱玲与城市的关系、张爱玲高贵的出身和张爱玲“娜拉”思想内涵探究三方面探讨张爱玲的“娜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