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6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到今天，终于蔓延熊熊大火，开始肆意的燃烧。尽管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主要盟国都在尽力地想办法扑灭它，尽管世界各国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变，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场大火燃烧到何时？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包括美国本国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说法，有的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监管不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渡发展，另外一块是美国国家居民过渡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过去长期低利率的问题导致了社会最终爆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从有些专家的研究来看，其实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它爆发的影子是由于价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确严格说，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可能现在美国政府给外界一种观点，是由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误导，因为试图以一个抽象的，在广大民众中，或者投资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讲实质问题转移和扩大化。且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正确，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全球各个国家。

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联系到中国的国情和长期经济发展变化态势，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此次

危机呢？或者我们可以得到那些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经济繁荣期的“拐点”？进一步说，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心开始新的转移了，美国开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的路了。这就是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是大转型、大调整的开始，固然它不一定会出现1929-1933年那种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惨烈危机，但它的出现却相当于英国1840年前后的危机，意味着一个极盛帝国的命运开始转折。性质和类型与以往的危机绝然不同。如果不看清这一点，所有的分析往往会一叶障目。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萌芽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克林顿新经济发展的极度繁荣之后，美国失去了未来经济发展主导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对外制造祸端，让世界的痛苦而延缓和承载本国的危机，于是先后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二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南斯拉夫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自然还有遏制“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频繁的战争及给世界带来的麻烦，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经济延缓衰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透过金融工具引导世界参与一起制造泡沫经济，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

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利大于弊，是中国的大机遇。“此消彼长”，中国三十年厚积薄发，正进入百年长期繁荣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危机正是中国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

对中国的危害并没有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应以积极乐观辩证的态度看它的发生和演变。中国应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而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过错和痛苦而忧心冲冲。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大转型的强大推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从此提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支撑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中国各地具有顽强的根基，因此，十年过去了，不少地方“扩大内需”根本就是一句口号，还没有放到具体政策落实上来，而是继续在扩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显然，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容不得某些“以出口为荣”的地方领导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强大的压力必将近推动各地政府从此开始真正重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发动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革命”，但毕竟它的发生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此真正奠定中国最大经济强国的市场基础。同时，那些具有盲目外资崇拜倾向的地方政府领导也应该开始觉醒了，应全面重视开始审视如何挖掘国内的民营资本力量，并将它融入到本国的经济成长中来。

第四、所谓“救市”往往是“打贫济富”而不得人心，应尽量避免让穷人为富人买单。在一个国家，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强大得多。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受伤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显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显然空前强大，甚至某些财政部官员就是华尔街出身，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救市”

被一再施用。尽管出现类似于“一百二十名专家反对信”甚至众议院否决，但最终还是“扭不过”世界最大的“金融寡头”结盟下的强大力量。市场的合理逻辑是，既然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繁荣的高涨期赚取了大量钱财，并以错误的决策和方式导致今天的结局，就应该为这些错误买单，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救市：永远是对错误的鼓励。怎么赚钱是富人的事，亏损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我的看法是，危机就是对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另一种“回报”，是一种合理调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往往会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反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观念中，相当多是质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现在的危机形成政府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点火者”和“救火者”的双重角色？显然，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场背景下，所谓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府不能置于危机不顾，必须进行“危机处理”，但危机处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来行事的，而“危机处理”则是以危机当事人的身份尽量化解危机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约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权力和能力范围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尽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并约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权力，是经济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六、美国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中国的资本证券化道路走得过快？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货币化”道路，然后在“货币资本化”道路却由于“重外资，轻内资”尤其是轻视民营资本而进行得十分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进程，民营资本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长，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一。

第七、中国金融实际部门和学术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国金融的“崇美派”。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程作为最核心的升学考试课题，因此，许多高学历以及留学人员都是这两门课相当好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尤其是中国数十万英语老师，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上，因此，他们无形中不自觉地“言称必美国”，无形中充当了“亲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学的专业设置盲目追赶世界一流，模仿美国大学，危害开始显现。虽然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但对于这类金融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则一直是怀疑的，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无须在大学里开设此类专业培养此类人才。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热潮。但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这股热潮泼点冷水，给它降降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大学专业设置脱离社会实际以及盲目随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能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对内需关注是加强，从近期，包括刚开的党代会，内需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