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文献综述

精准扶贫文献综述

作者：余蒙

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5期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精准扶贫是党中央针对中国扶贫实际提出的新举措，自2015年“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则以来，已在全国贫困地区范围内普遍展开。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的内涵、工作机制、创新模式、存在问题及优化措施几方面。

关键词：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文献综述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时提出的，即“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2015年1月习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再一次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国务院扶贫办随后制定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由于精准扶贫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扶贫方式，国内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对精准扶贫概念的界定、精准扶贫实施的机制、精准扶贫创新的模式和精准扶贫的存在的问题、对策方面。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精准扶贫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王思铁（2014）认为：“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它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3]黄承伟等（2015）认为：“精准扶贫是国家扶贫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贫困人口识别和扶贫资源（资金、项目）瞄准两部分构成。[4]李鵾（2015）认为精准扶贫，就是在科学有效的标准和程序下，因时、因地对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贫困户进行精确识别，按照本地的实际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并根据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5]国务院《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将精准扶贫定义为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的扶贫方式。由此可见，现有关于精准扶贫内涵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的说明展开的。

二、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综观精准扶贫相关研究发现其工作机制是学者研究精准扶贫的重点，主要包括在四方面：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精准扶贫的帮扶机制，精准扶贫的管理机制，精准扶贫的考核机制。目前相关机制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

（一）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方法

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方法方面的研究，如李群峰（2016）认为在瞄准偏离纠正机制的设计方面应采取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增加扶贫项目信息透明度和引入外部第三方监督等措施来改善贫困农户在村庄权力结构的地位。[6]唐丽霞等（2015）认为当前精准扶贫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实践中必须考虑到精确瞄准本身所产生的组织、技术、人力资金和政治成本等，并且还要兼顾不同群体对扶贫政策的态度和反应。在提高扶贫瞄准精度和改进扶贫效率的工作中，应根据相关的扶贫预算和目标采取不同的方法。[7]

（二）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要求

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要求方面的研究，如汪三贵等（2015）认为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探索和建立贫困户的受益机制；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和加强资金整合及在金融方面创新到户机制等方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8]王国勇等（2015）认为实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完成贫困识别工作、健全扶贫工作机制和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进行精确化配置、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化扶持，使精准扶贫在具体扶贫工作中得以有效运用，实现由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9]

（三）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放在特定的行业或背景下进行分析

将降准扶贫工作机制放在特定的行业或背景下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经济新常态、大数据等背景下，如刘解龙（2015）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中，精准扶贫也面临新的机遇，必须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推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10]郑瑞强等（2015）基于精准扶贫辩证理解与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提出“十三五”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等。[11]

三、精准扶贫的创新模式

在国家推出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各地纷纷依据其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贾文龙（2015）提出的“到村到户”[12]精准扶贫模式，其模式核心包括础设施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和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等内容。桂拉旦等（2016）提出的“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13]精准扶贫模式，即

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深度融合，提升地方经济水平，达到乡村造血目的和实现精准扶贫的模式。庄天慧等（2015）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14]“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不仅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克服“市场失灵”，提高贫困人口参与水平，保障公平发展；而且注重挖掘市场潜力，通过市场调节，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以此培育贫困群体自身能力，保持持续发展，实现内源扶贫。同时，“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还强调利用多方力量，激励社会广泛参与，弥补政府和市场二元共治的不足。通过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促进扶贫资源传递提效，并且尊重农户发展意愿，保护扶贫对象的主体激励性。此外胡昌龙（2016）还提出“互联网+农业”的精准扶贫模式[15]等，陈伟忠（2016）提出了“延迟模式”的革命老区的精准扶贫模式[16]。

四、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基于个案分析后得出现有的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基于理论分析，从精准扶贫的特点和内容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一）个案分析

葛志军等（2015）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结果认为精准扶贫面临多方面的困境：贫困户参与不足，帮扶政策缺乏差异性和灵活性，扶贫工作遭遇上访困扰，扶贫资金有限，驻村扶贫工作队效果较差。[17]马楠（2016）基于中药材开发产业研究提出产业精准扶贫面临产业发展方向缺乏精准定位、市场稳定发展缺乏精准政策、扶贫成果保护缺乏精准保护三个方面的问题。[18]

（二）理论分析

汪三贵等（2015）认为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8]；嫣红兵（2015）从需求、供给、收入、成本等要素分析当前金融机构精准扶贫面临“四个增加”、“四个不足”等难点[19]；李群峰（2016）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村干部权力寻租等瞄准偏离现象，其根源在于精准扶贫工作尽管代表明确的国家意志，但在村庄层面仍然无法避免以村干部为中心微观权力场域的干扰，多层委托代理、政策信息不对称、权力干预参与悖论和权力差序格局等基层治理结构缺陷造成在村庄“最后一公里”处的瞄准偏离[20]；左停等（2015）认为精准扶贫机制的推出在技术层面的靶向是此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瞄准目标偏离和精英捕获问题；在当前的现实中，精准扶贫还面临着规模控制所引起的规模排斥、乡村内平均主义思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扶贫开发有效手段不足、村庄间贫困户实际识别标准差异等挑战[21]；

三、精准扶贫的路径与对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