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研究动态：功能翻译理论在国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赖斯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这种关系指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强调针对不同的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文本功能的实现。但其观点仍具有局限性，她的理论建立在对等理论基础上，认为原本与译本的功能不可改变。而实际上，译文和原文可以具有不同的功能。第二阶段以费米尔的目的论为标志，费米尔的目的论突破了对等论的限制，成为功能翻译派的核心理论之一。目的论认为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在译者的作用下,以原文文本为基础的跨文化的人类交际活动。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人际间的行为和交际性的文化行为。过去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涉及三方面的参与者:原文作者、译者、译文接收者(读者或听众) 。功能派还加入了翻译过程的发起者,译文使用者和收受者等其他参与方。第三阶段，诺德将翻译规范和功能结合忠诚（function plus loyalty）的原则融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框架之中。曼塔利翻译行为的提出，把翻译为一项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着重分析了参与者（翻译的发起者、译者、文本的使用者、信息的接受者）各自的作用以及参与者行为发生的语境条件。发展丰富了费米尔的目的论，也弥补了目的论的不足。功能主义理论摆脱对等理论的束缚，认为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给以语言学派为主流的西方翻译理论界另辟了一条新的探索道路。

国内研究动态：国内对英语幽默翻译的研究主要以四大不同领域的理论为视角，运用相关的原则与方法，以解决英语幽默翻译过程中产生的障碍。它们分别是：一、关联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幽默翻译

认知语用学家Sperber 和Wilson 提出的关联理论认为: 人类的交际和认知活动都受制于关联。语言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 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明示指说话人明确向听话人表示意图的一种行为。推理指听话人从说话人所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说话人的意图。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对话语暗含意义的理解都以“关联性”为标准。关联性是关联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 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 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 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

准去理解话语; 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 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 何自然, 1997: 133) 。因此要确定说话者的暗含意义, 听话者就要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optimal relevance) 。翻译也是一种交际行为, 是研究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的过程。在对源语进行理解和再表达( 即翻译) 的过程中也必须依赖关联性。依据关联理论,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明示——推理过程或交际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翻译行为包括两个明示——推理过程。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 而译者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在第二个明示——推理过程中, 译者的身份转变为发话人, 在关联理论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 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 张新红等, 2001: 286- 293)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兼有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幽默言语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其交际功能, 让读者体会幽默效果, 运用关联理论指导幽默言语翻译能更有效地实现翻译目的。

二、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英语幽默翻译

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人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认为，在英语幽默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根据这一理论，英语幽默的翻译应追求功能等值的目标。功能等值度越高,译文越成功。因此可以采取直译，意译和直译（意译）加注法等方法进行英语幽默的翻译。

三、概念整合理论下的幽默翻译

概念整合理论的英文术语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Fauconnier在其专著《思维与语言中的映射》(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1997)中正式

提出了该理论。简言之，概念整合就是把来自不同认知域的框架结合起来的一系列认知活动。人们在进行思考、交谈过程中，要不断理解或行动，会不断构建一些概念包，存储于虚拟的心理空间里。国内学者认为，翻译幽默的文本,需要着重考虑接受者的有关文化因素,同时要注意把握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有关目的语言系统所固有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和审美习俗等诸方面,都需要较为周全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制订适当的翻译策略,充分调动目的语有关文化、语句和修辞等方面的手段,从而在目的语言文本里准确有效地传递源语的幽默效果。王斌在«概念整合与翻译»一文中,从交织的角度来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的整合分析,再现翻译中意义转换的心理运作过程,同时也指出隐喻结构的局限性,为对交织系统内整合翻译的诠释打下基础(这里的“交织”实际上就是指“整合”)。传统的翻译观过于局限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客观意义的单向投射上而忽略了人文的因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翻译就不被看作是隐喻,而是被纳入概念整合网络整合翻译的模型可以理解为:原语文本及其文化认知图式作为一个输入空间1 ,译语表达形式及其文化认知图式作为另一个输入空间2 ,它们共同投射至第3 空间:交织空间Blend。在类指空间( Generic space) 的制约下形成自己的新的层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 。这样就把翻译的动

态过程很好地描述了出来;同时,英语幽默字面背后的文化成分被很明显地挖掘出来,就可以使英语幽默的翻译较容易接近原文的真实表达。

四、社会符号学理论下的英语幽默翻译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 S. Peirce)提出了“符号学”的名称和第一个全面的符号学研究纲领。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对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莫里斯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涉及三种关系:句法的( Syntactic) 、语义的( Se2mantic)和语用的(p ragmatic)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对应到语言符号上就是指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这三类意义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意义,代表着所承载信息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因此国内学者认为，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从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等三方面、三个层次语篇进行全面的理解。尤其是在翻译过程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换码”过程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分别进行三个层次的理解,不仅将原语的“所指”理解并传达,更需将它所承载的多种信息一并传达到译语中,才有可能用译语将原语的意义、风格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达到“形似、意似、神似”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