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性维度

重建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性维度

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学科理论与历史文化相分离导致美学研究呈现主体“中空”现象。这使得美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不强，与其他学科有明显的相似性。由于过分强调个体感性地位，在否定机械反映论的同时，也否定了认知性维度对美学的意义，从而压制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发展。这是由新时期以来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导致的。走出这一理论误区需要重建美学史研究的认知性维度，树立学科的主体性地位。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美学理论的包容性问题，应从存在论和认知性两个维度理解美学理论；另一方面是美学史观问题，应更加注重思想史与美学史之间的潜在关系。

标签：中国美学；美学史观；认知性维度；存在论维度；现实主义美学

一、当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三个问题

新时期以来，“反映论”“认识论”“认知性”乃至“现实主义”“主客二分”这类词汇一直名声不佳，尤其在美学界更是如此。因为一个主流的看法是：当代美学不能够走那种以“认识论”思维模式为前提的传统道路，它直接导致美学丧失了自由和活力，沦为政治的附庸；美学的发展应该努力超越“主客二分”，超越传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美学界的一种“共识”，甚至任何企图将“认识论”纳入美学理论框架中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倒退”，好像美学只有与“认识论”“主客二分”绝缘，彰显超越性、无功利性，高扬感性的地位，才能体现其至高无上的学科价值。这样一来，对美学的认知性维度的重申就似乎有着某种反现代的嫌疑。

考虑到不少美学研究者在极左时代的不幸遭遇，这种对具有政治色彩的美学观念及其背后“认知论”思维方式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这种所谓的“共识”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甚至不具有学理依据。这种对“认知性”“认识论”和“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排斥和否定，并没有厘清其内在的多条线索之间的区别。不仅如此，一旦将其不加分辨地一概否定，并成为一种“共识”，就会导致美学研究在看似走出了“认识论”的理论束缚之后，又落入了另一种“泥淖”不能自拔。遗憾的是，这种“陷落”在当今美学界已经渐渐凸显，并已经体现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中国美学史研究，尤其是美学史书写范式中认知性维度的缺失，使得中国美学研究遇到了巨大的瓶颈。

当今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所关注的思想家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此后由于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出现，中国美学研究把重点转移到对这类文艺理论思想的分析中。如果拿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美学史进行对比，会发现魏晋之前考察的思想家、文献乃至学术的源流、格局，基本上是一致的，但魏晋以后哲学史和美学史发生了分流，美学开始专注于文艺理论、艺术评论等，而这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艺术史研究的内容又有着极大的雷同。美学学科研究对象前半部分与哲学相似、后半部分与文论相似的这一事实，反映了用当今美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思想

的一种“失语”。这使美学研究呈现出主体“中空”现象，即美学研究很难找到具有“原发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对象，必须借助艺术、哲学等思想来反身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由于美学学科既包括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又包括形而下的审美鉴赏，这导致美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难以厘清与哲学和艺术学的区别。对中国古代美学而言，这种模糊性更加凸显：中国古代没有“纯”的美学思想体系，美学几乎毫无“原发”的理论材料，只能对历史文献进行不断的阐释。这与“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悲剧”等问题相类似，从根源上说是学科合法性问题，即如何建构本土性学科的体系问题。对待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往的态度是将其视为西方学科体系“中国化”问题，强调从中西思想对比中发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种态度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其依旧是以西方学科理论为框架去“套”中国思想，这势必会造成对中国思想的“切割”。面对这种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学科理论本身是否具有普适性。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性结构的共同性是讨论文化思维差异的前提，如果其学科框架不能阐释相应的文化思想，首先作出调整的应是理论框架本身，而非研究对象。造成当前美学研究“中空”化的原因在于：美学研究是以削足适履的方式寻找与理论相对应的材料，而并未立足于传统文化本身去扩大其理论的包容性。也正是由此，引发了当前中国美学研究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对象存在着片面化的理解。似乎中国美学必须选取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文本材料，而这些文本必须包含“情感”“想象”等具有超功利性的美学概念。因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直接研究文学、艺术评论和理论。这很容易让人们在直观的印象中产生这样的推理或化简：美学研究就等同于艺术评论，美学就等同于艺术学，于是美学和艺术画上了等号。似乎美学只是一个“寄生性”的存在“标尺”，而非“原生性”的独立学科。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念，包含着两层误认：一是将美学等同于艺术；二是将艺术等同于空灵。

第二，当美学史研究只关注那些具有超功利的、感性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现象的时候，就很难勾勒出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历时性联系，这使得美学史研究更像是“列表”而不是“叙述”。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和教材，往往是以历史朝代为章节框架结构全书，而在每个章节的具体阐释上，则是从该时代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文学材料，从美学原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阐释。问题是：这些被“挑选”出来的美学思想家之间有多大的逻辑关联？而美学史又如何能够展现出这种历史的线索？当前的美学研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答和阐释。

第三，削弱了美学对于社会文化思想的能动性作用。当美学史研究只需挑选出来具有美学意义的文献材料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美学思想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会被削弱。这种研究只能回答“中国美学有什么”，却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诞生出这样的美学思想”这类问题。虽然一些专门的美学断代史研究著作试图从时代背景角度阐释美学思想的成因，但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强调美学学科之外的思想对于美学本身的影响，却少见美学对同时代文化思想能动性影响的研究。美学似乎成了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末梢”——只是某一时代背景下被多方面要素影响的产物，美学对社会思想的能动性作用没有得到呈现。笔者将对这三个问题及其解决出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