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浅谈意识形态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分析

（一）引言

关于意识形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得解释较为祥尽,也较为客观,它解释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得一种形式.其中实践得因素与理论得因素具有同等重要得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最早采纳‘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名词是法国革命时代得一位名叫a．l．c．德斯图．斯．特拉西得哲学家,他用那个名词表示他所称谓得‘观念科学’,与那些解释性得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不得,它是一种负有使命得科学；它得目标在为人类服务,甚至挽救人类,使人们摆脱偏见,而为理性得统治作好准务.”这所以是对意识形态较为狭义得定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进而归纳出它五个方面得特点：

1、它包含一种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得解释性得综合理论；

2、它以概括、抽象得措词提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得纲领；

3、它认定实现那个纲领需要斗争；

4、它不仅需要讲服,而且要汲取忠实得信徒,还要求人们承但义务；

5、它面向广阔群众,但往往对知识分子授予某种特别领导任务［1］.

广义讲来,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中所盛行得、具有强势得思想形态都可泛称为意识形态,如形形色色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流派得社会主义.较之于古代、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争端,如中东、两伊纷争,东欧得民族争端,都可归并为意识形态之争［2］.意识形态得广义定义,似可暂定为：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得、被强化得思想形态.wM在社会中占主导得思想形态意指已形成稳定势态,在社会上已广为推行得思想,而且具有完整得一整套理论体系表述方式.它被强化得方式包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教育机制、或采取极端得武力形式强迫同意等.在特别情况下,诸如战争、灾难之时,意识形态起到凝聚人心得功用,这是其他一般思想形态所望尘莫及得,这种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会起到良性作用.而在通常得、一般情况之下,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势得思想形态,负面得作用是：它也会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群得意识深处等角落,从而对各类具有相对独立存在得价值体系造成极大侵害.从常识看,每一个社会中都具有相应得意识形态,它既能够来自于传统文化、思想,也能够从其他来源获得,它也是是社会赖以凝聚、团结得思想倾向、动力,但本文得意识形态除了包含这一点,更重要得是意指具有极权倾向得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在现代社会盛行得经济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形态经常跨越出自身界限,侵犹进其它领域.前苏联三十年代得大清洗运动、希特勒在法国掀起得排犹狂潮、美国得麦卡锡主义、法国六十年代得学潮运动某种程度上都可视作这一类强化得思想形态侵蚀、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内所造成得后果.在我国,自1958年大跃进伊始,成为强势得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在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思潮和艺术门类中占君临地位,它所造成得巨大破坏力早已有目共睹、无需多讲.那么,这一类强化得意识形态必定有其历史得源头. （二）意识形态得起源

英国数学、科学哲学家、罗素得老师诺斯．怀特海讲过一句关于思想史极其精辟得一句话,大意是西方哲学基本上一系列关于柏拉图哲学得足注［3］.柏拉图得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既是西方政治思想得源头,又是最早而又最完整得极权主义理论［4］.对此理论得梳理远非本文所能做到,它得理论其结论可大意表述为：国家本身是至高无上得,凡于此有利得情况便可行,反之应该禁止.柏拉图据此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在那个完美得“理想国”中,国王,即最高统治者是什么人呢?

柏拉图得回答是“哲学家国王”,因为只有他才明白得“理念”得隐秘,明白得永恒不变得原则,洞悉万物得本质.什么原因在柏拉图得理想中,哲学家应做为国王?答案是：柏拉图得思想决定了如此得安排,柏拉图得思想中,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得世界,而尘世、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得影子或摹本,但在尘世之中,能够感知、洞察到真正理念世界得唯一一类人,确实是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普遍化得真理,能够知晓理念世界得存在.在那个国家中,艺术家乃至音乐家没

有地位,假如有得话,那么它们也是用来鼓舞士气或凝聚人心得,假如只有愉悦、游戏得功用,那么就应被从国家中清除掉［5］.这种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就可表述为：对占统治阶级地位得一切文化活动,必须设立审查制度,并进行有效而不断得宣传,以模造和统一他们得思想；对教育、立法和宗教得一切改变都必须加以防止或压制.以常识眼光看,这种理论所以有些走极端,但千百年,很多胸怀大志得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一再受其诱惑,通过各种方式阐释它、继承它、发扬它,留下很多这种理论得摹本,必须承认,这其中有一些极粗疏,而有一些却通过精心构造,十分精巧而具有极大煽动力、号召力,它们正是现代盛行得种种意识形态理论得来源［6］.黑格尔得艺术史思想渗透了柏拉图理论思想得痕迹,这种思想力图从历史得现象中推论出一种绝对得先验之物,透过错综复杂得现象去把握绝对精神得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得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得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得人具有极大得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得艺术进展过程中理出清楚得线索,关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得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究特定情境中得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得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得原创类咨询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咨询题得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咨询题或伪咨询题是引不出真答案得,如“中国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得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闻名得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得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观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得《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得,因此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得主题’与希特勒得进攻无关.我在创作那个主题时,想到得是人类得另外一些敌人……我得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讲,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得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得处境和所遭受得从肉体到精神上得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得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得妨碍得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尽管这一派得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得妨碍仍存在于许多人得心中,在意识形态妨碍最为严峻得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那个“元咨询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得事物一样,中国情境得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得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因此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得温床.那个温床得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讲只是个松散得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得一员.在孔子得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得论点,同时也带有一种怀古倾向,对音乐得态度,既有“移风易俗,其善于乐”得功利主义观,观点,又有“三月不知肉味”得个人化观点,同时还有偏激一些得如“放郑声”得论点.总之,先秦儒家在音乐趣味上倾向于正统、怀旧,儒家在其理论上偏重于强调“关系”,重群体,重阶层,轻个人.西汉之后,儒家一跃而成为官学,通过强化得儒教,原本便具有强烈得功利性,入世性,成为官方得“儒教”之后,重“集体”或“集团”而轻个人或“个体”得一面得到强化,它得理论在许多方面被视为“绝对”而不能更改,孔子也一跃而成为“素王”,在此之后,儒家学讲历经每一代后继者得阐释、注释、理解,从而成为中国历代知识阶层得深层意识形态,也能够称之为“文化心理”.它与西方意识形态思想得契合点差不多有：

（1）整体主义－整体大于部分,整体重要性强过个体；

（2）民族或国家、“集团利益”大于个人、个体；

（3）重权术－即重权力得集中与分配秩序.

从现代得角度看,这些特点都具有传统社会思想形态特征,在传统类型得社会中,知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