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二分法是什么

管理的二分法是什么

有人以为，二分法的管理思维以美国人为代表，是非分明，非此即彼，似乎早就应当被摆脱了。其实，毛主席1936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早就指出：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陈晋《毛主席之魂》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67页）。这种思想折射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要坚持讲正当管理、反对不正当管理的两分法思维。

虽然标准在变，二分法古今亦然

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举例说：在朝廷里如果是贤明皇帝，即所谓“明君”，那就会使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在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毛主席在这里讨论的是对社会的管理，所以正当主要指的是正派，不正当也就是不正派。而在企业管理中主要涉及到盈利的目标，管理者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在利益的分配或者其个人获取利益方面是否正当，当然也与管理者个人是否正派有关。现代公司治理课题的提出，针对的就是高管的不正当、不正派的现实，如果吧坚持对管理进行正当与不正当的二分法，公司治理将师出无名。

毛主席从古人说起，告诉我们“历来有这两条路线”，强调的是不能忽视管理的正当性。当然，时代在变，管理正当的标准也在变。在阶级斗争的年代，管理的正当性以阶级性为基础，表现在集团内部“路线”的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虽然不能再搞路线斗争那一套。然而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放弃管理正当与不正当这样的二分法，那也是一种误解，如同在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同倒掉的错误。当然，对管理进行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并非简单地划线排队，把人们的手脚束缚起来。相反，“正当”这个概念本身就给了管理者自由度量的职权，只不过这种度量不能超过一定的度，即不能挑战法律，不能超越道德底线。

至于“昏君”与“用人在贤”的关联，涉及到管理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即所谓管理的双重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如果把管理的社会属性视为管理正当，关乎“君”是否“昏”；那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当表现为管理科学，体现在用人之是否“贤”。毛主席的上述讲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只有坚持正当管理，才不会“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由此推导出，正当管理是“用人在贤”、实现科学管理的基础；且不说真正的贤人很难被“昏君”看重，即使“昏君”下面有贤人，那也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即使将科学的管理方法拿过来，也会被念歪了经。

虽然特点不同，二分法中外一致

应当承认，从整体上看，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更浓厚一些；而东方文明似乎更强调辩证法。中国在很早很早以前的《易经》就提出，一切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对于克服极端化、绝对化倾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如果据此认为二分法不足取，一切按制度（或法律）办事，便会脑筋僵化，应变力减退，那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了不讲是非。企业管理如果将此奉为中国特色，在“窝里斗”中较量变通的能耐或许各有千秋；然而一旦“走出去”，难免会在一些较真的力量那里引起冲突，甚至铩羽而归。比如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中概股的财务变通就遭遇了做空机制的“绞杀”，有的不得不“私有化”。在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的加纳，国人在那里钻法律的空子淘金，也遭到了疯狂报复。

这当然不能证明中国式管理的变通特征与二分法的管理思维水火

不相容，只要承认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成果都属于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就可以找到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公约数，坚持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坚持正当管理的理念正可以在其中架起一座桥梁。反过来说，无论文化背景有何不同，坚持管理的正当与不正当二分法，对于彼此在对方的市场上立足，可以成为一种基本的认同方式或者标尺。而且越是存在文化差异，越是需要强调管理的二分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正当管理的理念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被忽略，只有到了国际市场上才需要旗帜鲜明起来。只是在国内市场上，坚持正当管理往往因为不言而喻而被忽略，容易被时髦的管理理论误导。

如果有管理者在国际市场上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本领按捺不住，将不正当管理那一套不自觉地带到海外因而遭遇挫折，那是在倒逼业界重新认识管理的二分法思维，使得正当管理成为先天具有的遵守，而不必对民族情绪做过多解读。这有必要借鉴资本主义早期对国际市场进行开拓的经验，完成对商业精神的补课。实践证明，为了减少和规避海外投资合作的风险，划清正当管理与不正当管理界限是十分必要的。这里的正当管理除了要被当地的法律所允许，也要考虑公众的认可程度。不能只满足于将上层关系摆平，应当同时考虑为弱势群体带来福祉。尊重当地宗教民俗和文化，以免留下隐患，授东道国采取不公正手段以口实。

虽然职责有别，二分法上下相通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相对简单，下级只要完成上级规定的动作就可以了，不需要他们做出管理是否正当的判断。但是随着分工的细化和专业知识日益显得重要，下级作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已经必不可少。管理者往往会发现，自己原本是在坚持正当管理，却在下级执行中变了味，甚至适得其反。这就说明，管理的二分法思维不仅上级要坚持，下级同样需要做出选择。所谓用人在贤之“贤”，不仅是指办事干练，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德自觉。而对管理者来说，只要结果不管过程显然不能保证管理正当性的落地。在自己不方便搞不正当管理的情况下，暗示、容忍下级进行不正当管理，最终还是要靠顶层设计买单。

其实，管理正当既有“正”的任务，也有“当”的课题，两者不可偏废。“当”指的是符合实际情况，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有均衡、适当的意思，更有变革的内涵。诚如古人所说：“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这和那种以为坚持管理的二分法思维会不知不觉地脑筋僵化、应变力减退，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反，那需要经历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不断磨合，从软约束中形成软实力。当企业受到市场的惩罚，或者相关主体的利益受到高管的不法侵害，偏离正当管理轨道时，下级既有理由要求上级按照管理的正当性进行新的顶层设计，又有责任按照管理的正当性进行大胆地探索，为顶层设计的完善提供成功的案例。

一般说来，坚持正当管理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成本，需要管理者拒绝各种诱惑。当管理者在利益诱惑面前守不住道德底线的时候，通过公司治理反对和打击不正当管理就十分必要。假如进行不正当管理成为一条捷径，“闻起来臭吃起来享”，坚持正当管理确实会被认为是迂腐、不善变通的表现。于是在经理人市场上就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逆选择，那恰恰证明了较高层次管理的不正当。由此可以看出，坚持正当管理是与反对不正当管理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既需要上级校正下级的不正当管理，也需要下级及时检举上级的不正当管理。所谓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