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

论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

宋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时期。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文化最灿烂、艺术水平最高、科技力量最雄厚、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朝代。宋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这里我们重点要阐述的是宋朝的国家与商业的关系。

一、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宋代，虽然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但是，商业经济却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商业分工的细致化几个方面，这几种形态，虽然和现代商业繁荣状况有着很大差距，但是却表明了封建模式下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壮大。

宋代商业发展的几个突出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的城市一般都是政治中心，古代前期一般都是保持这样的状态，一般的城市，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交易时间严格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中“坊市制”受到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宋仁宗时期，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市合体，新式城市出现。宋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可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后来，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令，夜市普遍出现。此外，南方的城市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北宋熙宁年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经不单单是政治中心，大多都是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举家迁居城市的商业市场之中，具有现代雏形的商业城市纷纷出现。封建国家对商业政策的放松使得商业城市得到壮大，商业行为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

其二，北宋时期，市民阶层队伍壮大。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但都由于商业流动性太大，都没有全面解决户籍混乱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注册定籍就成为很大难题。据考证，北宋崇宁时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数量之庞大。按照统计，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这些人的大量出现，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第三，商业分工的细致化和行业组织的成熟。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宋代商业

形态，也反映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从手工业看，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此外，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充分说明宋代商业流动的成熟。

二、宋代国家与商业关系的特征

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商业在国家全部的经济活动中承担了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任务。商业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承担了贸迁有无、扩大交往的任务，对于宋统治者来说，商人们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国家及其官僚们提供了一项征税及其岁收的坚实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利润已十分诱人，发展商业能为国致财在宋代君臣们眼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伴随“三冗”、“两积”日益增加的经费需求则自然而然的与商业挂上了钩。这一方面促使统治者采取发展商业的积极策略，另一方面更强化国家干预，加强官营商业，积极夺取商利。从本质上说，这样的商业政策指导思想是由我国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均是以财政为中心所决定的。在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为维护封建统治，保护封建结构的正常运作，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和官僚队伍，在很多情况下，首先被考虑的是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而不一定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商业的繁荣，使统治者对商业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具有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愿望，但其基于以国家为本位的政策导向，更具有与商贾争利、谋取巨额的目的。总结起来，宋代国家与商业关系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宋政府对商业采取了与前代社会不同的态度，部分的改变了秦汉以来延续一千五百多年的抑商传统，从前代社会对商业一味抑制，转变为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让私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而以此适应的，则是商人与封建势力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之间结成了利益上的共同体。宋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商业政策表面，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而商业对中央政权的支持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一方面，已经拥有雄厚财力的商人对于他们已经取得的经济地位并不满足，在国家调整与商业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政治，加强同封建统治阶级的联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结交公卿，贿赂权贵显要，积极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使用的手段也各不相同，或以资财对官僚们行媚巴结，或与官僚士大夫联姻而倾心攀附。身居社会上层的官僚士大夫对商人的谄媚讨好，也心领神会的给予了充分的回报。但是，依附封建政治势力总不如自己成为封建政治势力中的一员。通过纳钱买官而涉足官场，就是商人们以富显贵，致身显家的最便捷的办法，但就宋代而言，商人通过科举考试而踏入仕途更为引人注目。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商人们不惜重金延师教子，鼓励子弟角逐科场，以期博取功名富贵。

另一方面，昔日重义轻利的坚定奉行者——官僚士大夫们也出现了商人化的倾向，大大小小的官吏们纷纷加入了商贾的行列，兴殖贩卖，参与商业活动。进入南宋时，官吏经商的热潮更是高涨，身居相位者，也“专以商贩为急务”，像张俊，贾似道之流，就是身居高位而追末逐利的典型代表。

因此，官而贾，贾而仕，仕贾对流，官商混杂的现象不断凸现，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动打破了旧有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