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2011-11-21 14:52:04

莫志斌

摘要：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着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关键词：梁启超/新文化运动/贡献

作者简介：莫志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以往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实际活动，谈论得较多的是他与张东荪等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与李达等人展开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且对梁启

超的言论，大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论说与评价是有失公正的，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就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作点浅析。

一、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讨论提供了取向性意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

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P12）

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

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4]（P49）他还说：“《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