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四行诗的中国化

浅谈十四行诗的中国化
摘要：作为典型西方格律诗的十四行诗，在引入中国以后，许多现代作家和诗人都有所尝试和创作。

而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的《十四行集》以成熟的中国式风格和所达到的成就为中国的十四行诗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十四行诗的移植一直走的是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这些也正是冯至对十四行诗在中国的移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键词：冯至；十四行诗；哲学思考；音律审美原则
一、冯至和中国的十四行诗
十四行诗作为典型的西方格律诗的形式，有着非常深远的传统。

这与中国的传统的格律诗创作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格律诗创作开始有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戴望舒、闻一多、朱湘等曾都做出很大的贡献。

徐志摩诗作在节奏格律方面，也呈现出西诗的特色。

而闻一多则在其《律诗底研究》中，从理论上将汉语诗的节奏与英语诗的节奏作了清楚的比较。

闻一多指出，将中国诗的平仄与英语诗的音步相混淆是错误的。

“合逗而成句，犹合‘尺’(meter)而成行(1in e) 也，逗中有一字当重读，是谓’拍’”[1]。

闻一多在考虑诗的节奏模式时，充分借鉴了中外诗学的长处。

十四行诗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有新的尝试和被移植的。

在尝试外国诗体的移植方面，朱自清特别崇拜闻一多所译布朗宁夫人的情诗，认为中国十四行诗到此可算是成立了。

而到了20世纪40 年代，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季节。

面对苦闷、压抑的社会氛围，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无比愤怒和对民族新生的执著追求，诗歌创作的沉思因素逐渐增强了，并出现一些以沉思著称的诗人和诗作。

冯至便是这一创作倾向的主要代表。

这位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在度过长长的沉默期后，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与转化。

他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彻底转变。

这一转变是与其20世纪30年代的公费旅德的经历分不开的。

在留学期间，他喜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欣赏荷兰画家梵高的绘画，听雅斯塔斯教授讲课，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德国诗人和哲学家里尔克对他的影响很大。

在他的《十四行集》中依稀有着里尔克的影子。

冯至的《十四行集》(1942年桂林明日社初版)，在充满生死考验的时代背景下深沉地思考着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

《我们准备着深深的领受》、《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巅》和《有多少面容，多少语声》等诗作，在自我承担和生命的互动中找到了肯定的答案，极富生命力，有着哲学的深度和宽广的人文情怀。

《我们来到郊外》、《几只出生的小狗》等篇则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危机惊醒和对民族解放的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念。

他虽然采用了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却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在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了“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

这表明了中国现代诗人的感受力、表现力和吸纳外来艺术营养的能力，都已达到了成熟的境界。

《十四行集》以成熟的中国式风格和所达到的成就为中国的十四行诗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罗伯特·培恩在《白马集》中说：“冯至的作品几乎全都是优美的中国式的十四行诗。

”
二、《十四行集》中的哲学思考
喜欢思考的诗人喜欢以哲理入诗，因为它不但能动之以情，还能晓之以理，给人以最愉快的审美感知方式。

文学艺术是哲学思想传达的合适的载体。

而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形式。

它既能赋予哲学以具体的形象，又可以“防止诗陷入纯感情的稚气里”(艾青《诗论》)，使我们在想象中经验我们没有或者不能直接经验的东西。

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

”哲学需要诗魂去除其涩味，诗需有哲学的舍利子始能“意永”。

大哲学家，尤其是东方的哲学家，无不是本质上的诗人；而大诗人，尤其是以“意境”见长的中国诗人，都深得哲学的精髓。

诗人冯至将哲理入诗，除了受很深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影响外，还受个人接纳的外来哲学思想的影响。

他引入里尔克沉思诗风，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思传统。

冯至在战争阴影和残酷的黑暗笼罩人生，坚守与堕落、生与死的考验随时撞击着人们心灵的时代气氛中，表现了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合，体合为一”的精神。

这便是东方式的契合，即心灵状态与自然契合的中国现代十四行诗初探。

冯至对里尔克的接受，也同样有这样东方式的契合精神的渗透。

冯至十四行诗中与万物契合的境界，既是对里尔克观照万物存在的方式的创造性吸收，同时又汇入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精神。

首先是关于生存与死亡的思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生存与死亡问题最为关注的除了鲁迅，就是冯至了。

而且像鲁迅一样，冯至同样是从死亡的角度来探讨人的生命，来反顾人生意义的。

所不同的是冯至比鲁迅更为乐观。

冯至强烈地意识到死亡是生命的界限，但是这种对生命的有限性的自觉认识，并没有使他产生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相反，在他看来，“ 界限，是一个很可爱的名词，由此我们才能感到自由的意义”。

正因为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冯至把死亡看做是生命的辉煌完成，因而主张人应以“融容”乐观的态度对待死亡，以饱满的热情倾注于现存的努力，以便领受生命这最完美的时刻——“在历史上有多少圣贤在临死时就这样完成他们生命里最完美的时刻”。

《十四行集》第二首《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能让它化做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颗颗／／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做一脉的青山默默。

”[2]
显然，在这里死亡被纳入生命之中，成为生命中最辉煌的完成：“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化作一脉青山默默。

”诗人向我们表明，他要反思自我，在时代演变中脱落一切可以脱落的东西，承担起现实赋予他作为一个诗人和艺术家的责任——探索存在、感受生命与死亡的奥秘。

无疑，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死亡是既定的，是生命向另外一个超验世界挺进的界限。

冯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主张把死亡纳入到人的现存之中，即根据不确定的但已知的死亡来安排自己的人生。

三、中国式十四行诗的音律审美原则
诗论家通常把《十四行集》中的最后一首看做是冯至的诗歌艺术宣言：“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

”《十四行集》之所以采取十四行的方式，冯至说:“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

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

正如李广田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渐渐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

”[3]冯至的美学原则是“愿意在一定形式的约束下，诗句能生动活泼，舒卷自如”。

他说：“我最不喜欢有一种诗为了凑字数、凑行数、凑押韵，把诗写得呆板没有生气，或是堆砌华丽的辞藻，让人读了，喘不过气来。

”“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

”[3]采用“变体”造成一种特殊的音律节奏，使冯至的十四行讲究格律而不拘泥于格律，其节拍灵活多变，语调自然流畅，创建了一种精练清新的诗歌审美取向。